這家全部副業就靠養一頭老母豬，每年可賣幾頭小豬換一年的花銷。我們在的期間碰巧母豬生了一窩小豬。這本是一件大喜事。但是不久樂極生悲，一日母豬出去覓食，破壞了鄰近生產隊的莊稼地，竟被村人（隊員）打死。那時鄰隊之間這類事是經常發生的。那窩小豬還在哺乳期間，頓時失母，就有養不活之虞，這意味着一年的收入就此成泡影，對這一家實在打擊太大，全家人如喪考妣痛哭了幾天幾夜。但是小豬還得餵。當地人的經常食糧是白薯干磨成粉做的窩頭，又黑又酸，遠不如玉米面的窩頭。白面只有在麥收之後才分得一些，平時是捨不得吃的，只有喜慶、節日和走親戚才蒸「大饃」。用白面加開水調製成漿糊狀的「糊糊」就是當地最細的細糧，通常用於病號飯和嬰兒的代乳品。房東就用它來餵失乳的小豬。
那幾天剛好小女生病發燒躺在「家」里，我們卻還得下地，只能等中午從食堂打飯給她送來。一天，回去一看，她已分享了小豬的「糊糊」。原來房東大娘心疼孩子，給小豬餵糊糊的同時，也給她一碗，她雖然堅決拒絕了雞蛋，卻無法拒絕這碗糊糊。遂與小豬同受特殊優待，也算漂母一飯之恩吧。但是最終，白麵糊糊還是沒有救活那一窩小豬。
「首都階級鬥爭真複雜！」
1971年秋，托中美關係解凍後工作需要之福，奉調回北京，第一次正式安家（下幹校之前雖已成家，卻一直住集體宿舍），分得房一間，與楊君一家同住一套公寓。他家剛好有女與小女差不多大，也從幹校回來不久，都上小學四年級。從此兩人同吃、同玩、同學習，形影不離。雖然來自不同的幹校，但是在農村的生活和所受教育基本相同，所形成的「好人」、「壞人」的觀念也相同。
一日我們下班回家，兩個孩子爭相告訴我們當日的「歷險記」，說是「嚇死我們了」。原來她兩到附近一片比較僻靜的小樹林去玩耍，忽見一對男女擁抱在一起，認為一定是遇見壞人了，「嚇得我們拔腿就跑回來了」！敘述完畢後，小女慨嘆曰：「首都階級鬥爭真複雜啊」！怎麼會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呢？想必是那年月「地、富、反、壞、右」之說連小孩子都耳熟能詳，而其中「壞分子」往往與男女關係有關，莫非是這種議論給她們留下了印象？
階級敵人破壞？
轉眼1976年夏，小女已上高中。班上有一名十分革命、左得可愛的班長，一切走在前面，帶領她們學工、學農、學雷鋒，事事不落後。那年春，她們班在班長帶領下集體到郊區「學農」－－並非校方組織，純屬自願，校方不便阻攔，也無老師一起去。大家騎自行車去（是哪個縣我記不清了），住在老鄉給分配的倉庫或其他空屋中。那時郊區農民對於下鄉的學生都有義務好好接待，妥善安排生活和勞動，也是「政治任務」。無形中，當地的幹部對她們就有保護之責。實際上就是給人家添麻煩。
那還是唐山地震之前，但關於地震的預報不斷傳出，也有過幾次虛驚。北京及其附近的居民已經聽過有關地震的知識和應急之道的傳達，各級領導被要求提高警惕。因此，有一夜，村裏有人似乎有所感覺，發出了可能地震的警報，村民全都從家裏跑出來，當然也有人趕忙把這批女學生叫醒，動員她們出來。但是那位班長第一個反應是，這可能是階級敵人造謠破壞，要同學們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後來證明是虛驚，不是地震。那班長更加自信。小女回來敘述此事，此時似乎已經對那位班長不那麼信服了。
不久以後，女兒又風風火火地整天跟同學往外跑，這回卻是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獻花圈、抄詩。眼看風聲緊張，我們提心弔膽地等她回家，幸好她在「民兵」包圍的最後一個缺口下鑽了出來。
過不久，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大家都住地震棚。又不久，四人幫垮台，政治形勢劇變。再以後，那位最革命的班長因有親戚在美國，第一個出國定居，寄回照片來，長髮披肩，與任何旅美的華人女孩無異，當年梳兩個小揪的革命英姿已了無痕跡。女兒則忙着考大學，要背的內容很多，但已不是語錄。不出幾年，那些從娃娃抓起的各種「教育」和「薰陶」，那些耳濡目染而形成的觀念在她身上已不見蹤影。剩下的只有一些作為家庭笑料的遙遠的記憶了。
（本文首發於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