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渴望從一個大家庭退回部落。說它是部落，因為它就是一個小的、單一的社會，每個人都有相同的信仰。這個部落從未出現在現實中，這是一個神話。這解釋了英國為何會脫歐。
至於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或正在被民族主義困擾的民主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和荷蘭，民族主義的力量一直在那裏。但我的印象是，就像加泰羅尼亞獨立事件那樣，它只是少數派。民主制度的力量會逐漸摧毀它，直到它被完全打敗。這一點上我很樂觀。
問：
人們該如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潮？
答：
你必須狠狠打擊他們，別有自卑感（此處說的是加泰羅尼亞獨立，因為支持統一的人在加泰羅尼亞反而不敢說話。），並且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時代的逆向，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民族主義是一個大謊言。這種現象只能出現在歷史小說里。加泰羅尼亞的情況就是如此。
問：
您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一個自由主義者，這種改變並不少見。事實上，這與許多作家一樣，比如卡爾·波普爾、雷蒙·阿隆、雷沃爾（Revel）。
答：
我這一代的拉丁美洲人被美國的軍事獨裁以及巨大的不平等喚醒了理智。在那時，對於一個有憂患意識的年輕的拉美人來說（除智利、烏拉圭和哥斯達黎加外），很難不拒絕這種民主畫面。
我曾想成為共產主義者，在我看來，共產主義就是軍事專政、腐敗、不平等的對立面。後來，我進入聖馬可斯大學，這是一所全國性的大學，在那裏我得到的想法是，必須有一種能與自己想法結合的共產主義思想。事實上，我找到了。我捍衛的是薩特主義和存在主義。
我曾思考了一年。但那時的我仍是一個模糊的社會主義者，古巴革命確定了我的想法，儘管一開始看起來是一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但它還是激勵了我。上世紀六十年代，我曾五次前往古巴。我記得自己給卡斯特羅寫過一封私人信件，傾吐自己的困惑。卡斯特羅曾邀請我和十幾位知識分子與他交談。
我們徹夜長談，從晚上8點到早上8點，整整12個小時，但基本上都是聽他講話。這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是很有說服力。從那時起，我開始產生了一種懷疑的態度，直到詩人帕迪亞入獄事件。我經歷了一個艱辛而漫長的過程，然後開始一點點接近自由主義學說。之後，我很幸運地生活在瑪格麗特·戴卓爾當政的英國。
問：
戴卓爾夫人是一個智慧、果敢的女性，有深刻自由主義信念。
答：
我記得自己剛到英國的時候，英國正深陷經濟危機。瑪格麗特·戴卓爾的改革喚醒了英國。那是艱難的時刻：結束工會運動，創建自由市場社會，競爭和捍衛民主，並堅定自己的信念。
對我來說，那幾年我開始明確自己的想法，因為我開始讀哈耶克和波普爾，這兩人也是戴卓爾思想的引領者。
自由主義者想要一個有效率的國家，保證自由平等的機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及對法治的尊重。但是，除了基本的共識之外，自由主義者們還是存在分歧的。
比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說經濟自由不能不受限制。哈耶克則對市場擁有非凡的信心，甚至於認為以市場為主導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以賽亞則更現實，他認為市場實際上是帶來了經濟進步的東西，但如果進步意味着創造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民主的本質就受到了損害。
問：
關於薩特，我有一個問題。他年紀大了以後作品就走下坡路，而其他人如阿爾貝·加繆、安德烈·馬爾羅，則是用生命在抵抗。但為什麼您仍對薩特非常尊敬？
答：
因為薩特就是我整個的青春期啊。
問：
因為您將他定義為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但他其實也有平常人的一面，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政治觀點一直都是錯誤的。
答：
我覺得這可能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往深處挖掘，這是一個心理上的原因，因為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的人。他屬於一個抗拒的群體，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作為。儘管他似乎一輩子都在努力，但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從這個群體中解脫出來。
他所在的時代就是：知識分子盡一切所能想要證明自己的思想進步、革新。因為這正是他們被期待的。而在第三世界，我們沒什麼機會說話。如果你身處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拉美，不是左派知識分子，那你根本就不算知識分子，所有的大門都會向你關上。那是一個非常教條化的時代，也嚴重扭曲了文化生活。當然現在這一切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