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費孝通的檢討，全面講述自己的成長經歷，卻很少講自己以前好的地方，處處給自己上綱上線，本來就認為自己過去可能是自我辯護太多了的潘光旦，在第三次全校檢討稿中也照貓畫虎，把自己的歷史翻出來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所有事都往階級立場問題上拉，全面自我批判，認定自己在政治路線上一貫是「反對革命，維持反動統治的路線，也就是當時所謂的中間路線」的；「在思想上始終一貫的站在反動的一面」；在行動上從來都是「有可有不可的，凡是可以的，都是反動的，不可以的，都是進步的」。
但是，潘光旦畢竟是潘光旦，其自傲的性格和對進一步深挖歷史的恐懼，使他總是不願觸及歷史上那些說不清楚的事情，在檢討中總是無法不拐彎抹角地強調自己當年所言所行的種種理由。
比如，他主動承認自己1935年前後曾經一度參加了國社黨，卻着重強調這是因為贊同張君勱反蔣，與張又是同鄉，兩代有世交的緣故。
他說自己1927年搞《新月》，以後編《華年》，雖然覺得革命可怕，不贊同共產黨，但思想上因為受到舊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影響，始終是反獨裁、反蔣和反國民黨的。
他說自己1934年開始在清華做教務長時，學校里革命力量與反動派的鬥爭異常激烈，左右為難。但從職責的角度，他雖無例外地反對一切罷課、罷考等妨礙課業的活動，但嚴格掌握着一條原則，即只要不違反校規，不打亂學校秩序，就聽之任之。
針對有人揭發他反對中共「反帝、反封建」的口號，他則辯解說，當時以為「這是國民黨喊出的口號」，認為「國民黨自己不爭氣，把中國政治搞得一團糟，卻硬把責任向外國人與老祖宗身上一推。」
對於許多人提出他反蘇的問題，他解釋說，1937年以後自己所以會在一些文章中陸續有批評蘇聯的言論，也是因為自己有自由主義立場，相信蘇聯是集體主義，限制個人自由的發展。這也是他當時不贊成中共的原因所在。他常常會在文章中批評幾句蘇聯，也是為了表明自己的這一看法。1946年2月他之所以會不顧民盟組織的反對，堅持在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蘇宣言上簽名，也是因為一來有狹隘愛國思想，二來堅持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別人越說民盟是共產黨的尾巴，他就越想要表現一下自己的特立獨行。
至於回北平後，參加《新路》和在《周論》等「反動刊物」上寫文章，他認為也是一樣的原因，一是因為思想上合拍，二是不願意個人自由受到中共的牽制或民盟的干涉。
談到對學生們所關心的他在1945年「一二·一」運動中的立場問題時，他解釋說，自己當時基本上是「敷衍、躲避與兩面派的態度」。因為，以自己教務長的身份，即使贊成學生運動，也不便表現出來。同時，自己也覺得國民黨太不像話了，是需要有這樣的學生運動來沖一衝。但他相信，搞得太厲害了，弄到聯大關門，少了一個民主堡壘，於公於私都有損失。因此，「罷課我是贊成的，但(認為要)能發也要能收，寧願收了再發，不要曠日持久，使學校終於無法維持。」
他的檢討總體上是強調：自己過去「思想情況是把蔣介石看作歷史上的專制暴君一流。把國民黨看作歷史上的奸臣、外戚、太監所結成的狐群狗黨一樣，而自己呢？想發生一點歷史上御史大夫口誅筆伐的作用，想發揚一點所謂清議。」同時又分析認為：「假如反動派不叫我離開學校，相反的給我一些好處，如提倡優生學，或讓我主持一個研究機關，我就會不但不反對它，並且還會擁護它。」結論是說「我這種『反』法，只是一種同屬於一個階級——統治階級——的爭吵，我只是在討厭蔣匪幫，罵蔣匪幫，罵蔣匪幫沒出息，而沒有把他看作不同階級的敵人。」
潘光旦這次全校大會檢討的時間，是在1952年3月17日，時間近3個小時。在這次檢討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段內容，其實是他承認「李聞慘案」對他在中國革命大決戰最後關頭的政治表現，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他說明：得知「李聞慘案」後，他很害怕。但「有我那種思想情況的人，是不會考慮到解放區去的，我個人的情形又無法轉入地下，於是只有力求所以自安之道的一法。」從美國領事館出來後，不僅馬上聽從教育部安排轉去南京，躲到滸墅關去。回到北平後依舊心有餘悸，不僅更不敢靠攏中共，連對民盟的工作都不再積極。相反，去積極參加了以第三條路線面目出現的《新路》雜誌及其領導機關——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各種活動，給自己上一層保護色。在此期間，為了安全，對國民黨不僅很少再批評，而且「推卻了蘇聯領事的吃飯」；「拒絕在反美反蔣的宣言上簽名」；「羅隆基在上海被蔣匪軟禁，我到上海答應去看他，而終於未去」；「聞一多的家屬進入解放區之前，想把聞一多同志的骨灰罐子寄放在清華圖書館裏，我沒有同意」；1948年「八一九大搜查之前，我拒絕『一二·一』圖書館把書送到大圖書館」，甚至「把我一向自以拿穩了的反國民黨的立場也拋棄了」。
也正是這一段推心置腹的坦白，引發了與會者更多的反感。有人當場質問：「連把聞一多先生的骨灰放到圖書館裏這件事你都拒絕，你不是說他是你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嗎？你這種絲毫沒人性的行為，簡直令人髮指。」有人痛斥潘：「你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