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一個重要關口：他轉入了在歷史博物館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風雲動盪的三十年裏，他的同時代朋友對他充滿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後來人面對沈先生投向歷史瘦弱的背影時則不由發出說不盡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生死線。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報》發表檢討式的長文《我的學習》，其中就談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頓：「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沈從文約定俗成地使用了當時流行的「思想戰爭」這幾個字，恰好表達了情感枯竭、崩潰的真實狀態。
事隔四十多年，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在北京崇文門寓所平靜地回憶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
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槽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韓壽萱那時是北大博物館系主任，從文就去幫忙，給陳列館捐了不少東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轉到文物這一行，不在北大教書了。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七日採訪）
被沈從文稱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從文的連襟，著名的語言學家。談到那一段歲月，九十二歲的周有光意猶未盡：
解放前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當時我不在國內，對這一點覺得很奇怪。那時情況知道得太少。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沈從文自己講，郭沫若對他很不好。
在沒地方安放的情況下，把沈從文安排到歷史博物館，領導上不希望他做什麼大事。整個處於在政治上被壓制的狀態，解放後的文學生活幾乎沒有了，創作萎縮了。沈從文的優點是隨遇而安，把壞事變好事，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倒霉的時候也能做出成績。
後來讓他上革命大學，讓他改造思想，讓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採訪）
對沈從文相知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歲的文物專家史樹青當年曾同沈從文一起在革命大學學習，只不過沈在以社會名流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職員為主的二部。史樹青說：
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着看看再說的態度。在那裏學習，主要是交待思想，丟掉對美國、國民黨的幻想，進行思想改造，洗腦筋。進去時壓力大，沈從文有，我也有。記得那時幾千人聽艾思奇做報告，場面很大。有的人表態時痛哭流涕，有少數人不能畢業，後來都逮捕了。學習時，沒有農業勞動，有時在校園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採訪）
張兆和記得，在革大畢業時，校長劉瀾濤給沈從文發了畢業證書。隔了二年，沈從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長信中談及當時心情：「在革大時，有一陣子體力精神均極劣，聽李維漢講話說，國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麼？說得很好，我就那麼在學習為人民服務意義下，學習為國家有面子體會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麼的！」他在信中連續四次說到「個人渺小」。
史樹青回憶，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自己曾在筆下流露一二：
我在這裏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干笑語中，越說越遠。
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這是沈從文一九五一年給一位青年記者未發出的信，文中浸潤出的那份傷感、孤獨和無望貫穿他以後很長的歲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風暴時，這種感傷就更被放大，也更為隱蔽。
歷史博物館及國家文物局歷任領導對沈從文的「轉業」充滿複雜而微妙的情感。史樹青回憶：
「文物局長王冶秋接近郭老，業務上靠郭老。他覺得沈先生轉行是文人來避風，文物界有無沈先生沒關係。他對沈先生的使用沒怎麼安排。」老同事楊文和說；「館裏有一段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麼不給什麼，沈先生要一間辦公房，當時辦公室很多，我們也說，給沈先生一個房，館裏就是不撒口。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採訪）
沈從文後來自己描述道：「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於打仗，我就儘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檢討稿）早十年，沈從文除了在館裏鑑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門樓上展覽會自願當解說員，他自己稱之為「唯一和人民碰頭的機會」。
汪曾祺當年親眼看見老師沈從文非常熱情地向觀眾講解的場面，不免唏噓而嘆：「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裏總不免有些悽然。」
這種悽然感在多年老友蕭乾身上也曾出現過。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醫院病房，蕭乾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那一難堪局面：
那個時候他在故宮處境不好，一個那麼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而難處。當時有中蘇友好協會、工會之類，挑着人入會。聽說就沒讓沈從文加入，在政治上給他壓力。
我跟他有幾次接觸，彼此的心情都很複雜。有一回我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好是他在解說，拿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麼讓他干？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樣年代裏是很難抬頭的。
老朋友鄭振鐸當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長，沈從文沒有因事找過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鄭振鐸參加館裏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歷史博物館在午門前面，國民黨時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門參觀。而這幾年來，進步很大、很快。」會後，沈從文遇到了鄭振鐸。史樹青看到了兩人見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見老朋友很激動，還掉了眼淚，說：『我現在不搞文藝了，研究文物還不夠，你應該多關心文物。』鄭振鐸說什麼話我忘了，但鄭似乎感到沈先生還是落後分子。」
在老同事的記憶中，歷史博物館的幾任領導儘管情況各異，但都依據上面精神，把沈從文看成是「統戰對象」，採取冷處理的辦法：
張文教是館裏第一任書記，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館裏。他曾在抗戰時期率領八路軍隊伍保護過金代藏經，還犧牲了幾名戰士。他看不起舊知識分子，對沈從文這樣的專家不太客氣，動不動就訓人一頓，訓得太嚴。而且張經常詐人，讓人交待歷史。他業務不能，過了許多年還不能。他曾跟我學銅器，學詩經，但都白講。
文革時，我們一起當上「黑幫」。他填表時，「專長」一項寫了「打倒帝王將相」和「愛吃窩窩頭」。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左得厲害，把我們都看成敵人。他認為沈從文是混飯吃，責問沈買那麼多瓷器幹什麼？是不是浪費國家錢財？而沈先生覺得中國瓷器工藝水平最高，有研究價值。（史樹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採訪）
沈從文從幹校回到北京，他在東堂子的三間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強佔。沈提出落實房子和著作出版問題，但遲遲解決不了。為了出那本服飾的書，打了一個報告到文物局，一直壓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態，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長也就不積極。王冶秋不點頭，怎麼印出來？王冶秋對沈有看法，認為沈是灰色的舊知識分子，是在舊社會培養的，要控制使用。
那時沈找過我，發過牢騷。我只能做一些解釋工作，我是副館長，只能提意見，沒有決定權。楊振亞館長認為沈不是主要人才，並說「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見，後來帶着激憤的心情離開歷博。
有一點我說明一下，歷史博物館建成以後，由於挨着大會堂、天安門，有關部門曾來館裏審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員強行調離出去，而沈先生留下來了，說明當時政治上還是比較信任他的。（原歷博副館長陳喬，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採訪）
在那漫長的歲月里，我們很難從沈從文的口中、筆下得到他對領導的意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資派」的年代，我們才在沈從文的檢查稿中讀到那樣的激憤：「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務的應負責任。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麼？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專』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務，而對具體文物業務那麼無知而不學，是什麼？」
據張兆和介紹，沈從文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只是簡單記幾筆。在現在已經公開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幾則日記中，竟反覆着一個「多事煩人」的主題。如，「可能還是多事……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三月二十八日）；「對人過於熱心，對事過於熱心，都易成多事，無補實際……極離奇，人人均若欣欣向榮，我卻那樣萎下去。相當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說或不說館中問題，凡事稟承館中首長——館長，主任、組長……要作什麼即作什麼，實事求是作一小職員，一切會好得多。對人，對我，對事，都比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沈從文生活和工作的質量都很低劣的時候，苦悶無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
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如果館裏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時時間看長了，別人弄糊塗了，結果變成公家庫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宮》長畫卷他自己買了，後來弄成館藏。現在歷博中，織繡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購的，館裏收藏的服裝、硬木家具、銅鏡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經手過。
故宮辦了一個《紅樓夢》展覽，沈先生很熱心地把庫房裏的衣服找出來放在旁邊，用實際文物來配合。館裏很多人在學問上得到他幫助。記得有一本館裏圖書《歷代古人像讚》，沈先生加以批註，抄寫字條貼在書里，讓別人看時注意，比如此像在何處可找，為何比別處更好之類話語。（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採訪）
沈先生在館裏解說時，連小腳老太太都接待。他還在庫房編目，規規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還買來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給館裏，便於接待外賓。對我們講心裏話，不講虛話，老鼓勵我們讀書，常說，「你們不讀書怎麼為黨工作？」
陳伯達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話，沈先生卻說博物館應厚今厚古，今天厚古還不夠，應該多向古代學習。他反對把博物館辦成文化館，為館裏讀書風氣不濃而焦急。（史樹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採訪）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們故宮織繡組當顧問，帶我們上課，上榮寶齋、珠市口。給他幾十元車馬費，他不要，全買了書存在織繡組的書櫃裏。給中央美院學生講課，學校給他一百元，他讓我們退財務處，說，「不能再拿國家錢」。而他自己掏錢請人繪畫，然後又租黃包車到學校，車上裝了各種實物、繪畫作品，以便讓學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當教材顧問，把自己的筆記統統拿出來給大家參考。從全國調來寫作的專家住在香山飯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飯店住，自己在家裏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編寫的人還要大。
沈先生在我們面前從來不說苦惱，只談業務。文革中他下鄉看鴨子，無書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國》，在空白處寫滿字寄給我們，內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證。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什麼材料沒有，我就這樣做學問」。我們要寫《中國染織》，他就用毛筆抄了一大沓材料給我們。文革中吃了苦頭，我們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們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樣子。他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沈從文的學生黃能馥、陳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採訪）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從文五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他在故宮陪三十多個年輕美術學生看了一天綢緞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後獨自一人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覺得聲音那麼歡樂而清靜。在音樂聲中，他給雲六大哥寫信，信中說：「我總深信只要工作對國家整個向前有益，也就夠了。個人吃點虧或生活寂寞些，都無妨。」
他此時最大的感嘆是，「沒有一個真正知道我在為什麼努力的人」。
與熱鬧的文壇遙遙相對，寂寞中的沈從文有時會悄悄地說出驚人的話：「文壇實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張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這幾句話是一九五一年說的，置身圈外，他對文壇的感覺比別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給雲六大哥寫信，再次談及他的感觸：「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
汪曾祺、林斤瀾等學生輩的作家見老師過於冷落，有時會拉他參加北京市文聯的一些活動，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後一排聽着。林斤瀾記得這樣一次會議：「那次下鄉回來的作家座談，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先生說話，他只是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這是反話，意思是說你們這樣下鄉下廠寫小說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採訪）
林斤瀾講了自己所見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個小陽春。有一次在新僑飯店開會，周揚到小組會上來，陳翔鶴說，「沈從文能否繼續寫作？」周揚一聽有些不高興，板着臉，凶得很。他是很會當領導的，可能考慮了一會兒，說，「可以，能不能給他創作假，十年。」陳翔鶴高興地說：「好，好！」
陳翔鶴的過問只是一個契機，不久中宣部、中國作協有意安排沈從文「出山」。中國作協辦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給沙汀及作協四川分會發出一封公函：
最近，經周揚同志指示，我們對沈從文同志的創作做了一些安排，並已向歷史博物館領導上和齊燕銘同志為他請准了創作假。他將於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動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個半月左右，動筆寫醞釀已久的一部長篇小說（以其內兄——一九三六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同志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寫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約二十萬字），請對他的住宿等問題作安排。
沈從文同志患心臟冠狀動脈硬化症，血壓時有上升，並伴有心絞痛發生，請在安排住處時注意安靜、醫療等條件。
但是，作協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電沙汀，告知領導又重新安排沈從文到青島休息。沈從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車費，到青島又看了幾家繡藝工廠、印染廠，想在工藝上給工廠幫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島寫信給中國作協副秘書長張僖，談到自己的寫作狀況：「頭腦能否使用到過去一半樣子，也無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過了頭即有些亂，過一陣子又才回復。心臟部分不太嚴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設想把所收小說材料重謄一份，理出個順序線索。萬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還可利用這份材料。最好當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來成個中型故事，初步估計用十六萬字，安排可以寫得清楚，如順手，也不會要半年時間。」
這部作品最終沒有完整地寫出來，夫人張兆和談及原因：「堂哥犧牲了，堂嫂還在，從文從她那裏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一九六一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創作活動夭折了。
凌宇的《沈從文傳》中曾寫到一九五八年周揚擬請沈從文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史樹青證實此事，但在細節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請沈先生當文聯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說，這是主席的客氣話，我也不能去，我還是愛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聯工作幾十年的林斤瀾從未聽說過此事，對此深表懷疑。他告訴筆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沒聽他提過此事。」
但不管怎麼樣，一九六一年以後的幾年間，沈從文變得少見的活躍，對文藝的看法也樂於表達。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就記錄了沈從文和巴金、沙汀閒聊創作的一幕。沙汀還在別的場合轉述了沈從文的意見，惹得作協黨組的一些人驚訝不已：「啊？他敢說這個話？」
家人對沈從文重新寫作之類的事情有些擔憂，而最操心的時刻莫過於政治風暴來臨之際。張兆和對一九五七年至今還有後怕：「整風時也有人動員從文大膽發言，他居然沒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沒說，否則他當右派跑不了——」
後來搞政治運動，沈從文就找機會躲着不來。有時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問：「還沒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從文終於沒有躲過去。面對滿牆大字報，極為憂愁地告訴史樹青：「台灣罵我是反動文人，共產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
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幫助過的范曾。范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在一張大字報中用了八個字來表達觀後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一九六二年范曾來到歷博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知情者介紹，當時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有一次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
文革期間與沈從文過從甚密的黃能馥、陳娟娟夫婦說：
那時，范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後，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上的錯誤。范曾指着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邊吧。」記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們家。他氣得眼睛紅紅的，一進門就講了范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採訪）
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後來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從文跟陳喬、史樹青他們一起關進牛棚，挨鬥挨批之餘，就是清掃廁所，拔草。有時發呆地看着天安門廣場人來人往的景象，然後回過頭對史樹青說：「我去擦廁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漸近尾聲，一九七四年七十二歲的沈從文找到館長楊振亞，談話中流下眼淚。他希望得到最後的幫助，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回來後，激動之中給楊振亞寫了長信，信中寫道：
我應向你認真匯報一下，現在粗粗作大略估計，除服裝外，綢緞史是拿下來了，我過手十多萬綢緞；家具發展史拿下來了；漆工藝發展史拿下來了；前期山水畫史拿下來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過，我們新材料比他們十倍多；陶瓷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也過手了近十萬件，重點注意在可否供生產；扇子和燈的應用史拿下來了，也都可即刻轉到生產上；金石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三千年來馬的應用和裝備進展史拿下來了；樂舞雜伎演出的發展資料拿下來了；……乍一看來，這麼一大堆事物，怎麼會忽然抓得下？簡直不易設想。事實上，十分簡單，只是一個肯學而已。毫無什麼天才或神秘可言。
這麼龐大的學術專題中，只有服裝史由於周恩來的關心一直編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機會，其他的專題研究和出版都煙消雲散，領導上無暇顧及這些亟需搶救的研究結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飾研究」大樣被貼在大字報上展覽，兩麻袋的書稿清樣險些被送到造紙廠化漿。
沈從文壓抑不住悲憤，在信中傾訴道：「無人接手，無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於天！」無盡的痛苦表露無遺，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後拼搏。無奈，還是無奈！他被迫離開歷史博物館，再也沒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築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瀾描述道，臨近生命終點的沈從文常常一個人木然地看着電視，一坐就是大半天，無所思無所欲。
有一次，沈從文突然對汪曾祺、林斤瀾說了這麼一句：「我對這個世界沒什麼好說的！」
2016-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