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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叢:去風險化的盲點:中共把全球公民社會作為攻擊目標

任何不重視保護公民社會免受中共干預的去風險戰略都將是失敗的。

作者:凱文•希夫斯(Kevin Sheives)

譯者:撒母耳

(圖片來源: Illustration by Catherine Putz)

自去年5月七國集團領導人認可「去風險」(De-risking)這一概念以來,「去風險」已成為對華政策圈的熱門詞彙。從華盛頓到布魯塞爾再到東京,重新評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之間複雜的全球供應鏈的任務,已成為精英們最關心的問題。然而,這種對與中國經濟關係中脆弱性的集中關注,卻忽視了一個關鍵盲點:民主社會及其非政府部門的脆弱性。

中國共產黨(CCP)所屬的實體已經滲透到世界各地的民間社會團體中,在某些情況下還對其進行補貼。大學、研究人員、媒體機構、海外華人和各種非政府組織(NGO)一直在努力應對中共的審查、宣傳、跨國鎮壓和賄賂策略所帶來的影響。

儘管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和監管程序來實施保障措施,以降低本國經濟受中國影響的風險,但在正常運作的民主國家,公民社會的存在本身則取決於政府不對其進行監管。如果沒有新的由公民社會主導的倡議,如果民主政府沒有更好地努力保護非政府組織免受中共壓力的空間,政策制定者將發現這些民主化的關鍵驅動力被削弱,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南轅北轍。如果不重視保護公民社會,任何針對中國的去風險戰略都將落空。

9號文件對公民社會長達十年的全球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

為了更好地理解中共對民主國家中公民社會的作用的願景,我們只需看看中共對公民社會的要求。在習近平於2012年就任總書記的一年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體黨員下發了秘密的九號文件(DocumentNo.9)。該文件全面否定了可能以任何方式「反對黨的理論和政治路線」的公民社會、媒體以及思想市場(market of ideas)和組織的合法性。

作為這種否定的兩個例子,以媒體和知識領域(大學、研究機構和智庫)為例,它們都是言論自由和政府問責的重要來源。9號文件指出,「媒體和出版系統必須遵守黨的紀律」、「注入黨的精神」,以防範「境外媒體和反動出版物」。

中國目前具有世界上最嚴格的媒體環境和最複雜的審查制度。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知識領域,黨將「意識形態視為激烈的鬥爭」,要求黨員在宣傳習近平思想時「掌握領導權和主導權」。中共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將大學和意識形態精英置於其控制之下,這一運動在今年1月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大學的「黨組織」現已與校長辦公室合併,以確保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大學校園中始終佔據思想主導地位。

自9號文件發佈並在2017年制定專制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法以來的十年間,與中國國內同樣的意識形態和做法已經走向全球。中共在國內加強對公民社會的鎮壓,其漣漪效應現在正波及到渴望從與中國接觸中獲益的國家和非政府部門。

在2021年6月的政治局講話中,習近平重申了9號文件對中共黨國參與世界事務的適用性,並指出「對內對外宣傳體系」應「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用習近平的話來說,黨的「意識形態戰場上的鬥爭」是「擴大知華、友華的國際輿論朋友圈」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共認為非政府實體——除了商業領域的一些例外——根本沒有什麼合法性,這一立場對中國境外的獨立公民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廣播、新聞、社交媒體公司和電視媒體已大規模擴展到新的全球市場,並達成了許可、內容共享和廣告協議,以影響外國關於中國的敘事。中國駐外使館利用這些佈局,對發佈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新聞或觀點的媒體進行騷擾和施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經過深入研究的《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Beijing Global Media Influence report)發現,在他們調查的30個國家中,有16個國家存在此類高度壓制性的策略。

即使在巴西這個相對開放的社會,與中國中央電視台和24小時有線新聞頻道 Bandnews TV在內容上的合作,也導致記者對與中國相關的話題進行自我審查,並更積極地報道中國在巴西和拉丁美洲的參與。

在許多民主國家的知識部門,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中國研究項目是由中國教育部或其他黨的附屬機構支持的。西方社會的許多孔子學院關閉後,一些孔子學院只是在中共的新指示下重新命名。即使在國外的大學校園裏,中共脅迫海外華人和研究人員的能力也讓許多人覺得「生活在中國境外就像生活在中國境內一樣」。這些補貼和恐嚇手段造成了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知識分子沒有說的話可能遠遠多於說中國的話。

中共針對公民社會的持續施壓運動遠不止於大學和媒體的官員。9號文件將「國內持不同政見者視為反政府勢力」,這是其對敢於直言的中國公民進行跨國鎮壓的全球運動的根源。中共在全球範圍內對任何不屬於中共旗下的中國政黨的壓制,具體表現為迅速擴大中共領導的政黨與各種意識形態政黨的交流,以及在坦桑尼亞的一個新設施中對非洲政治家和外交官進行一黨執政的培訓。

公民社會的力量和獨立性

正如世人在自然災害中一再看到的那樣,非政府組織往往最先到達現場。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獨自完成所有工作。另一方面,公民社會可以做到快速、具有創業精神並且反應靈敏。當非自由主義領導人或政黨掌權時,由活動家、抗議運動、調查記者、學者和反對派團體組成的公民社會能夠防止——並且已經防止了——獨裁化。

強大的非政府部門以及對政府決策的問責和監督是民主國家的競爭優勢。如果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監管,它們就會保持這種狀態。受到政府或執政黨壓力或被其拉攏的媒體機構,不會追究該政府的責任。一所大學如果無法提升不同於政府主流觀點的話語權,就會幹脆選擇不提升話語權——或者更糟糕的是,讓它們保持沉默。公民社會的力量在於其獨立性,這使其在公共領域具有公信力,並對公民需求和不斷變化的公眾輿論保持敏感。

政府支持公民社會的最佳方式首先是保護他們的活動空間。自由獨立的媒體需要一個有利的法律法規環境,以確保媒體能夠蓬勃發展,記者受到保護,新聞採集權得到維護。大學和研究機構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其知識自由、教育公眾的空間,以及——如果需要——不對其政治觀點進行控制的資助。

讓公民社會擺脫來自中共壓力的風險

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國家中,公民社會享有不受政府管制的自主權,這為應對來自國外的對非政府部門的壓力提出了獨特的挑戰。

與中國的經貿關係一樣,中國實體參與到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將中國的媒體、大學、學生和非政府組織與世界脫鈎不僅站不住腳,而且很可能對其他關鍵目標,如維護言論、結社和新聞的民主自由產生反作用。美國當前關於TikTok的辯論就是一系列政策選擇的縮影。你是允許一個受中共影響的社交媒體平台在你的自由社會中公開運作?還是完全切斷社會與該平台的聯繫,包括與該平台所有良性方面的聯繫?或者是否有一個適當地平衡風險、價值觀和機遇的中間地帶?

民主國家的公民社會也處於類似的選擇十字路口,而且正處於特別脆弱的時刻。過去20年來,中國與世界交往的速度超過了政府、公民社會和企業適應和證明其民主模式韌性的能力。這些脆弱的社會需要有效的、支持民主的戰略,以消除中共國對其非政府領域的威權主義惡意影響的風險。

這些韌性戰略超越了用於擊退威權主義傾向的傳統機制和角色。它們涉及公民社會內部以及與政府實體之間的跨部門合作,針對這些脆弱性的堅定信息傳遞和曝光運動,以及資助者、商界和民主支持團體與中國在非政府部門的海外投資之間的激烈競爭。

10多年前,中共將矛頭直接指向中國公民社會,幾乎造成致命打擊,隨後它又開始將矛頭指向海外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現在迫切需要保護自己,並證明其民主社會在這種威權主義壓力下的韌性。

作者簡介:

凱文•希夫斯(Kevin Sheives)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國際民主研究論壇的副主任,該基金會是世界上支持自由、民主和公民社會的最重要的基金會。

他協助監督該論壇的工作人員以及有關威權主義影響、虛假信息、新興技術和跨國腐敗的研究工作。此前,凱文在美國政府工作了近15年,曾在國務院中國事務處和全球參與中心工作,並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國防部和美國眾議院任職。他的文章曾發表在「War on the Rocks」、《外交官》、《日經亞洲》和「國際論壇」的平台上。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The Diplomat/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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