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了「宰相」制度的中共政權還能走多遠，習近平是否進一步推動了「加速主義」？時評作家長平認為，民主轉型大多發生在強權鬆動之際，而不是專制收緊之時。
今年中國全國「兩會」閉幕之後，儘管官媒還在努力炒作彆扭而空洞的口號「新質生產力」，但是在民間輿論中，這場盛會迅速地消失得無影無蹤，彷佛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往年此時，人們還在津津樂道於總理記者會上的「金句」。但是，去年新任總理李強的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記者會已經了無生趣，今年則在人大開幕時就被宣佈退出歷史舞台。
人大閉幕的時候又補上一腳，通過了新修訂的《國務院組織法》，新增內容包括「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等。
儘管削弱總理職位從習近平第一任期就大搖大擺地開始了，但是直到今年「兩會」開幕，並回溯數月前前任總理李克強突然去世，人們才驚覺一向被認為重演崇禎皇帝——昏招連連步步錯，越是「勤政」越亡國——的習近平，再次穿越兩百多年，搖身變成朱元璋——誅殺宰相胡惟庸，永久廢除宰相制度，取消中書省；不久之後設立比宰相更聽命於皇帝的首輔，大體上就是今天國務院改制之後總理李強的角色。
極權制度進一步加強。輿論中的提問，不再是中國向何處去，而是在這個既定的方向上能走多遠。
宰相制度與皇權專制
廢除宰相之後，皇帝不得不親自出任各種政務小組組長，日理萬機地批閱奏章。但是，這並不必然導致皇帝更有責任心，也沒有讓皇帝更有能耐。明朝皇帝的平均政績在及格線之下，大多皇帝都昏庸無能，甚至荒淫無度。
因此，很多人把「廢除宰相」計入作為「總加速師」習近平的加速主義（通過強化極權而促成專制更快地滅亡）「功勞薄」，期待它帶來的「朝綱荒廢」讓中共陷入混亂並儘早垮台。
不過我們不能忘記，朱元璋廢除宰相制，不僅僅是為了給「反腐運動」添加一隻「大老虎」，而且總結了前朝教訓，認為宰相制度妨礙皇權專制。改制之後，雖然一直內有宦官專權和農民起義，外有異族強敵虎視眈眈，但明朝畢竟延續了將近三百年。因此，很難說朱元璋改制是在搞「加速主義」。
更重要的是，冷兵器時代的皇權專制和現代軍隊及數字監控武裝起來的當代極權不可同日而言。大躍進、文革時期的中共和今天朝鮮的金家王朝，儘管腐敗無能到了極點，百姓餓殍遍野，政權還是巋然不動。
「不會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
為人們帶來希望的是不少現代專制國家都實現了民主轉型，走上了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的道路。比如台灣、韓國、前蘇聯和受它影響的東歐國家。
柏林圍牆倒塌和蘇聯解體的無數親歷者都表示，他們絕對沒有想到巨變來得如此迅速，幾乎是一夜之間從天而降。這給了中國人無限的想像和憧憬：看似無所不能的專制政權很有可能是一個繃得太緊的氣球，一個針尖就可能讓它瞬間爆裂。
然而，如果我們進行細緻的考察，可能會得出讓人悲觀的結論：幾乎所有的民主轉型都發生在專制出現鬆動、走向開放之際。這通常具備兩個相輔相成的條件：一是國內局勢惡化，抗爭持續不斷，難以撲滅；二是國際社會的壓力強大，足夠影響專制政權的決策。國家運氣好的話，這個時候可能出現開明的領導人。
柏林圍牆倒塌之前，推行「新思維」改革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跟美國總統里根、西德總理科爾的接觸，比跟東德領導人昂納克要頻繁得多。他明確表示蘇聯不會武力支持鎮壓抗議運動，是東德及其他東歐國家和平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
同時，也正是因為戈爾巴喬夫實施改革，和克格勃關係相對疏遠，既不幹掉認為他的改革太過激進的黨內二號人物、蘇共中央書記和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也不暗殺痛斥他的改革不夠激進的黨內野心家葉利欽，甚至讓著名的異議人士薩哈羅夫當選為人大代表，推動整個社會走向開放，最終「葬送」了蘇共和蘇聯帝國。
不幸的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在上台之初就警告中共記取前蘇聯解體教訓，認為戈爾巴喬夫不重視軍隊（和克格勃）犯了致命的錯誤，發誓「不會成為第二個戈爾巴喬夫」，就加強和延續中共權力來說，可能是「正確」的選擇。
他毫無掩飾地朝着既定的目標前進：在黨內不允許出現利加喬夫或者葉利欽，黨外更不允許存在薩哈羅夫。同時，他也絕不允許香港成為冷戰時期的柏林。而此時，美國早也沒有了當年致力於改造蘇聯制度的宏圖大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