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中的孩子，連抑鬱都是矯情
這兩年，青少年心理健康引發的問題越來越多地浮出水面。
去年發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10-16歲的未成年中小學生中，約有14.8%存在抑鬱風險，相當於7人中就有一人。在西部、農村地區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更高。
心理老師的存在變得急迫且必要。2021年教育部下發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學至少配備一名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正是這一年，26歲的文莉入職縣中，成為這所中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心理老師。
這裏的學生很需要文莉。在嚴格遵循軍事化管理的縣中，他們背負着更大的升學壓力，得到的卻是更稀缺的資源、更少家庭的支持和關注。甚至抑鬱症去污名化尚還是件難事，因為生病無法繼續學習的孩子會被指責，「你是不是就想偷懶？」。
只是文莉剛想開展一番事業，就被狠狠潑了盆冷水。她入校的第一天，被「發配」去當語文老師和班主任，身兼數職。高強度的工作加上不合理的評價體系，她比學生產生了更多困惑。
社會學家涂爾幹在《自殺論》中所寫，或許正是文莉的心聲，「教育只是社會的映像和反映。……老師們同樣生活在整體的社會道德環境中，本身也會受到影響，他們又如何教給學生與眾不同的思想呢？」
以下根據文莉的講述整理：
一、沒有成績，你什麼都不是
我大學讀的是應用心理學專業，2017年本科畢業，我沒有像班上大多數同學一樣轉行，而是去了雲南某偏遠地州鄉鎮學校，考上了特崗心理教師職位。
我喜歡與人交流，也喜歡當老師的感覺。在鄉鎮工作滿三年時，我看到縣城的初中在招聘心理教師，想着有編制、專業對口，縣城中學應該會有更大的施展空間，於是果斷報名。
那時我以為，心理老師就是單純地負責心理方面的工作。沒想到我一進校，就被要求擔任班主任和兩個班的語文教師。
事實上，我從沒接觸過語文教學，學校也不在乎我有沒有相關資質。因為語數外三大主科的教學任務更重：課程多、批改量大、還需早起看早讀，資歷老的老師只要有機會轉崗去教小科目，就不願意教主科。主科老師的缺口很大。
我每周的課時量達到30節以上，是正常課時量的二到三倍。光教學已經很忙了，入職第二年，我還成了校團委書記，需要額外承擔校團委的行政工作。
每個月，團縣委都會下達任務——3月學雷鋒，4月緬懷先烈，5月青年節……從前期策劃、中期執行到後期宣傳，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最頭疼的是，學生實際上沒有課餘時間開展活動，是「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我的一天通常這樣度過：早上六點多起床，六點五十就必須出現在教室，上完晚自習下班已經十點。上課、守自習、改作業、做材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經常整個半天都來不及去喝口水、上個廁所。
大小病不斷，卻沒時間看病，都是自己買藥，對着說明書服用。有時候，連去藥店的時間都沒有，儘管藥店就在學校門口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般是美團買藥送到校門口，隔了很久我才有空去拿。
感冒藥、頭痛藥、喉嚨藥、退燒藥……我的辦公桌上什麼藥都有
在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我根本沒有時間精力開展心理健康的工作。
我曾經找領導協商，我理解學校不容易，可以先帶別的科目，希望等有老師了，能允許我全身心投入熱愛的心理工作。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年，情況還是沒有改變。有一次，有個領導同意給我調去教政治，開會時都說好了，第二天公佈新一學期的教學安排，發現還是讓我繼續教語文。
而我提出的許多設想，也沒有落地的可能。過去我在辦公室、操場或者食堂遇到領導，就和他們說自己的規劃：能上心理課是最好的，不能也要定期做篩查、開活動。
這是寫在心理教育教科書上的話，也是我大學一直在學的東西。一個完整的校園心理健康支持系統，首先要有穩定、持續的心理課程，最少也要兩周一次。其次要有定期的大型活動，比如講座、團輔、遊園。還要有篩查測評，最少一年篩查一次，對有問題的學生不斷地跟蹤和反饋。最後，還要開展個體諮詢作為輔助。
而以上這些「應有」的環節，這裏一個都沒有。
領導總是打個哈哈敷衍過去，後來學校的中層直接告訴我，不會給我開心理課的，「十年後估計也開不起來」。
只有當上級需要完成的某項檢查里有涉及到心理健康的部分——比如校園安全工作、德育工作等等，才會要求我提供一些我從來沒有機會真正講授的課件和教案。
和縣裏其他學校的心理老師交流過後，我發現我並非個例。縣裏只有一所高中有專職心理老師，其他中小學的心理老師要麼由教其他學科的非專業教師掛名，要麼像我一樣雖然是學心理出身，實際上身兼數職，沒有接觸心理工作的機會。
後來我才知道，因為這兩年國家重視，對心理老師的師生配比有要求，加上學校年年都有跳樓未遂的學生，所以我入職那年，上級給了學校一個心理教師的編制。
可是進學校之後，我就完全歸學校管理了。縣教體局的人知道新招的心理老師在教語文，他們沒有插手。
對於心理老師的考核，從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縣裏那位唯一的專職心理老師，因為不帶班，沒有成績，所以考核被領導隨意打分，打了全校最低分，很傷自尊。因為各種阻力，她也沒有在校園裏開成心理課。
其實國家是有規定的，心理老師享受跟班主任同等待遇，但幾乎沒有地方能落實。我與副校長爭辯，他顯得很無所謂：「那是國家的規定，我們縣是縣說了算，甚至是學校說了算，我們學校就是拿成績說話的。沒有成績，什麼都不算，你什麼都不是。」
那段時間唯一的慰藉，是抬頭看看美麗的天空
有段時間，我每天一睜開眼睛就會感到痛苦，只能靠意志逼自己起床上班。騎車去學校的路上，我經常會生出一種陌生感，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路上，我無意識地不斷問自己，我要去哪裏，我要幹什麼，這些問題我答不出來，但是腳會不自覺地騎車往學校的方向走。
有幾次，我會莫名幻想突然出現一輛大車把自己撞飛的畫面。走進學校的那一刻，我又全身心投入工作，完全忘了所有的痛苦。
現在回想起來，或許那時我已經是抑鬱的狀態了，可當時的我並沒有太多時間和心情關心自己的情況。
二、教育機器
這是縣裏規模最大的初中，每個年級有十幾個班。人很多，但學校不大，兩排教學樓、四排宿舍樓，和一個由簡易遮雨棚充當的食堂，構成了兩千多個孩子全部的世界。
這也是全縣升學率最高的初中，把縣裏其他初中遠遠甩在後面。即使是全年級成績最差的班，也有2/3左右的學生能考上高中。
和許許多多縣中一樣，作為「全縣的希望」，它肩負着巨大的考核壓力，只能靠高強度的學習和軍事化的管理苦幹出成績——這是心理教育無法開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也是滋生心理問題的溫床。
每個建築從二樓起都被金屬質地的防盜網封得嚴嚴實實——我到學校的第二年，一名男生險些在校園內跳樓自殺，那之後沒多久，學校就裝上了這些防盜網，從物理上切斷了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其他方面一切照舊。
從此之後，這裏就更像一個監獄，從內到外都密不透風，讓人感到壓抑。
教學樓里的走廊，也安上了鐵欄杆
每個人的時間都是定死的，像機器一樣不停運轉。從6:50上早讀，從直到22:30寢室熄燈，學生們沒有半刻喘息，去哪裏都要用跑的。
中午12:05下課，12:15去食堂已經幾乎沒有飯了，12:20要進宿舍，12:30值日老師開始查寢。
飯點的時候，食堂座位不夠坐，端着碗的孩子坐滿了教學樓一樓的階梯。更多的學生為了節約時間坐也不坐，打飯的地方到洗碗的地方不到一百米，他們打完飯，乾脆邊走邊吃，走到洗碗池，飯也剛好吃完。
課間只有八分鐘休息時間，有的課間才三分鐘。已經如此短暫，學生們還只能在班級前後門之間的區域活動。這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每個課間都有值日老師檢查。如果有學生竄到別的班門口，就會挨批評。
我們班初二那年搬到了二樓，背後就是一個花園，我經常把他們「攆」出去，讓他們去花園裏面玩玩。我說你們可以去踢球，去看花，去捉鳥捉蟲。但是他們已經麻木習慣了，很少有人下去。偶爾有學生玩鬧一會兒，踩着鈴聲進來，就會有老師和我「告狀」，他們覺得孩子跑得大汗淋漓的，上課就沒精神了。
可是十多歲的孩子，正是愛玩愛動的年紀，保證充足的運動量才會更有活力。長時間關在狹小的屋子裏面，非常影響身心健康。
教學樓背後的小花園
我時常覺得這裏像一個龐大的教育機器。每一個老師都是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負責把學生加工成符合標準的合格產品。學生們被剝奪了自主的時間和空間，也不允許有不同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