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是人類自相殘殺和毀滅達到空前規模的世紀，但到了90年代，由於蘇聯的突然崩潰和中國向西方一邊倒，以「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樂觀思潮佔了上風。現在，這種傾向已經完全被另一種傾向壓倒，那就是21世紀的人類前景大勢不妙，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中國崛起對世界秩序的挑戰。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紅二代創造了與西方精英深度交往的機會，令他們最早意識到，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崛起，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弱點和危機，給中國改變世界秩序帶來了歷史性的機會。因此，中共18大前，有政治抱負的紅二代曾一度信心滿滿，對習近平上台以後的紅色中國在世界舞台大展宏圖，胸有成竹。回頭看，紅二代以及中國不少權貴和文化精英，因中國國力驚人成長而生發的狂妄，對世界秩序蘊含着巨大風險。但當時看到這個風險之嚴峻的人，並不多。
為什麼會這樣？僅僅是因為習近平個人志大才疏才帶來了這種風險嗎？也就是說，如果不是習近平，而是更有魅力、也得到更多紅二代支持的薄熙來「接班」，中國崛起給世界秩序帶來的挑戰就會小很多，而不會更大嗎？對這個問題如何回應，考驗對歷史解讀的深度和能力。
基本的事實是，中國經濟如此快速崛起，與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一樣，有很大偶然性。除了一些重大的技術突破有偶然性之外，地緣政治最大的偶然性，就是蘇聯解體。冷戰以如此戲劇性的和平方式終結，給中國經濟崛起創造了難以想像的國際環境。中國深度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財富涌流的規模、速度和分配不公，給後冷戰時代的所有社會秩序，既包括原來社會主義的東方，也包括最發達的資本主義西方，都帶來了巨大的瓦解效應。那為什麼是中國成為最大的危險因素呢？這當然是因為中國的財富涌流不僅規模最大，其負面效應因制度和文化因素也最為突出，中國對法治和民主國家的秩序衝擊效應最大。
在這個大背景下，紅二代無論是誰接班，都不可能頭腦清醒，也不可能有能力系統地解決中國的制度問題，而只會選擇向外部世界轉移危機。薄熙來可能重用更多像黃奇帆這樣的能臣，和劉亞洲這樣能幹的紅二代，但這是否意味着中國精英能夠超越體制和政治文化的制約，我持嚴重的懷疑。不過，現在與其討論這種假設性問題，不如探討習近平個人的抉擇和舉措，對未來的秩序重構意味着什麼？
我認為習近平不敢或不願大開殺戒，以及他為了定於一尊而嚴重摧毀了中國軍隊的真實戰力，實際上大大減少了中國和世界秩序重建的兩大風險，一個是國內發生大規模政治暴力，另一個就是對外發動大規模戰爭。
這兩個因素，加上習近平政治上全面樹敵，極為孤立，增加了中國精英集體造反的成功機會，也就是習近平一旦放棄或失去權力，整個精英階層有機會選擇以對話，而不是激烈對抗的方式來重建政治秩序。而中國現在已經掌握的技術手段，也有助於中國精英選擇以協商的方式，實現政治轉型和社會重建。
具體到紅二代，習近平上台而不是薄熙來上台，有可能意味着習近平以一人治國之失敗替代了紅二代集體治國之失敗，從而給了他們一個體面地集體謝幕的歷史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