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徐志摩《再別康橋》的中國人，估計不多。那開篇的詩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詩句明白如話，卻又有一種魔力，讓人無論怎樣都能記住。這是他的詩。關於他的婚戀，但凡手機在手，又喜歡閱讀的，大約沒有人不知道他與張幼儀、林徽因、陸小曼之間的故事。
一直以來，國人對於徐志摩的評價或欣賞，大體都注重於他的詩歌和婚戀。至於他的另一面，他對於時事、社會的觀察和分析，卻很久以來都被忽視。然而其實，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見解、犀利的判斷目光，要遠超許多同代人的短淺。
上世紀有個最大的事件，是蘇俄的十月革命。對於這場翻天覆地的大變局，當時的許多社會精英，都給予了熱情的歡呼和由衷的歌頌，以為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
與別人的採訪報道不同，徐志摩寫於1925年的通訊《歐遊漫錄》，卻已經看出了蘇聯背面的真相。
當年，徐志摩從滿洲里上車，經西伯利亞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觀察、聊天、看戲，徐志摩還探望了托爾斯泰的女兒，接觸了一些知識分子，拜謁了列寧陵墓與契訶夫的墓園。
途經西伯利亞時，徐志摩沿途所見，發現「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愈發的明顯」。在赤塔車站，「襤褸的小孩子，從三四歲到五六歲，在站上向客人討錢，並且也不是客氣的討法，似乎他們的手伸了出來決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連站上的飯館裏都有，無數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麼來的，全靠着我們吃飯處的木欄，斜着他們呆頓的不移動的注視，看着你蒸氣的熱湯或是你肘子邊長條的麵包。他們的樣子並不惡，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陰沉，看着他們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問這裏的人民知不知道什麼是自然的喜悅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得知一個令他震驚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書籍幾乎絕跡了。布爾什維克查禁這些書籍的理由，是他們代表了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
在莫斯科，徐志摩發現，「這裏漂亮的奢侈的店鋪是看不見了，頂多頂熱鬧的是吃食店，這大概也是政府經理的；但可怕的是這邊的市價：絲襪也賣到十五二十元一雙，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隻；我們四個人在客棧里吃了一頓早飯，連稅共付了二十元；此外類推」。「我碰着一位大學教授，他的襯衣大概就是他的寢衣，他的外套，像是一個癩毛黑狗皮統……」
後來，徐志摩去了一個知識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門進去的時候，他躺在他的類似『行軍床』上看書或編講義，他看見客人連忙跳了起來。他只穿着一件毛絨衫，肘部胸部都快爛了，滿頭的亂發，一臉斑駁的鬍鬚。他的房間像一條絲瓜，長方形的。家具有一隻小木桌、一張椅子……斜對面另有一張床，牆角里有一隻酒精爐，在那裏出氣，大約是他的飯菜……但你在屋裏轉身，想不碰到東西不撞人已經不易了」。
徐志摩也寫到了列寧：列寧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里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
在《歐遊漫錄——血，謁列寧遺體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寫到他去紅場拜謁列寧墓，剛一進門，就看到一個通體血紅的地球儀，旁邊還有同樣血紅的鐮刀和錘子。令人感覺，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說），一體都是血色。這情景讓他感覺非常恐怖。
早在1920年，羅素也曾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去了蘇聯考察。羅素在英國時是個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出於對蘇俄價值理念的認同，他可謂乘興而去，結果卻是失望而回。後來，他把對蘇聯的看法，寫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羅素認為，以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達到共產主義，人類要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又即使付出如此代價，它所要達到的結果是否一如所說，也無法讓人相信。就後者言，布爾什維克的理想乃是一個烏托邦。但為了實現它，需要採用慘烈的暴力，這是羅素所懼怕的。羅素是個改良主義者，他反對蘇俄那種流血的激進。在他看來，人類救渡的辦法只能是漸進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力只能產生暴力。
徐志摩同羅素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說：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實與那天堂中間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類得泅過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於是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徐志摩懷有這樣的認識時，是在1926年，當時他年輕得才僅僅29歲。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社會對當時蘇聯的看法，考量着每一個關注中國命運的知識人的觀念與眼界。那個年代，瀰漫着一種「向左轉」的氛圍，知識階層包括青年對蘇聯的認可和肯定在當時不僅是多數，也是主流。這後來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而被人僅僅視為詩人的徐志摩，卻是一個較為清醒的例外。
2021-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