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之後，在面對蘇俄的問題上，知識份子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
此時，年長一輩的知識份子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等人，對蘇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贊成中國效仿蘇俄，他們認為中國如果走蘇俄的道路，很可能迎來一場災難。
甚至王國維在給朋友柯紹忞的信中還這麼寫：「觀中國近況，恐以共和始，而以共產終。」
與這些年長的知識份子相反，李大釗與陳獨秀對蘇俄則充滿了希望，他們認為這場革命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毫無疑問是歷史的進步，因此主張中國走蘇俄的道路，後來為此更是「組黨幹革命」去了。
這一年的胡適還不關心政治，所以胡適對他們在《新青年》上談政治、談主義是很不以為然的，他希望從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入手，給中國奠定一個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礎。
然而，1926年胡適在訪問蘇俄時卻變了，他非常羨慕蘇聯的社會，毫不掩飾的表達了對蘇俄的羨慕之意與讚美之情。
當胡適、陳獨秀等充滿思想洞見的知識份子還沉浸在蘇俄迷夢中的時候，作為詩人的徐志摩卻成了蘇俄的反對者。
那徐志摩為什麼要反蘇俄呢？
一、徐志摩的訪俄見聞
其實，一開始，徐志摩同多數知識份子一樣，對新生的蘇俄充滿希望與期待。
但他喜歡蘇俄不是因為他有了解，了解了也不會喜歡，他純粹是因為偶像羅素喜歡。
他一直在美國留學，所以經常接觸到各種思潮，而他最精神偶像羅素，是一個蘇俄鼓吹者。
因此，這一時期的徐志摩非常崇拜蘇俄。所以說，人不要盲目崇拜作者，別別人說什麼你信什麼。
之後，引起徐志摩對蘇俄疑慮情緒的也是羅素。
因為當羅素這個蘇俄鼓吹手親自遊歷了蘇俄後，嚇了一跳！這與他幻想的世界完全不一樣，所以他開始公開譴責蘇俄的思想專制，還寫了本《蘇俄遊記》。
徐志摩讀了羅素的蘇俄遊記後，思想上不太接受羅素對蘇俄的批評，他也決定自己親自前往看看。
然而，當1925年徐志摩自己親自遊歷蘇俄之後，他一下子被顛覆了三觀。
他認為的人間天堂，其實和地獄差不多。
進入蘇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蘇俄民眾的窮困。
在《歐遊漫錄——西伯利亞遊記》中寫道：「入境愈深，當地人民的苦況愈發的明顯。」
這不僅是當時徐志摩的游蘇觀感，也是瞿秋白當時的觀察，當時瞿秋白曾以特約通訊員的身份訪問蘇俄，《餓鄉紀程》就是瞿秋白這一時期在蘇俄的觀感。
瞿秋白將蘇俄稱為「餓鄉」，肚子餓的餓。裏面也確是寫道了蘇俄民眾物質生活上的窮苦。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蘇俄民眾生活窮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學習蘇俄。
徐志摩看到了蘇俄民眾的窮苦，這不符合徐志摩對蘇俄的希望，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對蘇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見。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很多男子獨自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
這種怪現象的背後，在徐志摩看來，源於蘇俄規定的「一個人不得多佔一間以上的屋子」的法律。
蘇俄政府對民眾的私有財產（尤其是房子），依法沒收，然後重新分配。
這裏徐志摩看到的是蘇俄對個人私有財產的不尊重，而這自然也會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則是蘇俄對書籍的查禁。
徐志摩崇拜托爾斯泰，但蘇俄不允許有托爾斯泰，也不允許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書。
原因是他們的著作代表了資產階級的人生觀。
對此，徐志摩寫道：「假如有那麼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書，比如托爾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訴你不但他的書再也買不到，再也不能看，你的感想怎樣？……假如這部分里的個人自由，有一天叫無形的國家威權取締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樣？」
此外，讓徐志摩感到恐怖的還有蘇俄革命時期的紅色恐怖。
對於革命領袖列寧，徐志摩寫道：他（列寧）不承認他的思想有錯誤的機會；鐵不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個制警句編口號的聖手；他的話里有魔力。這就是他的危險性。
而對於革命時期的慘景，徐志摩也曾寫道：「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卻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人民窮苦，政府侵犯民眾的私有財產，與此同時政府還查禁托爾斯泰等作家的書籍，革命領袖冷酷專斷，這些就是徐志摩遊歷蘇俄時看到的現象。
而這些行為，在視個人自由為最高價值的徐志摩看來，無疑是不能接受的。
正是有了這一次的蘇俄遊歷，徐志摩對蘇俄產生了警惕之心。
而當徐志摩回國之後，正是國共合作準備北伐的時期，因此各種讚美俄國的聲音出現在報刊上。徐志摩回國之後恰好主持《晨報副刊》，於是在徐志摩的主持下，知識界展開了一次「仇俄」還是「友俄」的大討論。
首先是陳啟修在《晨報》發表《帝國主義有白色和赤色之別嗎？》，在文中，陳啟修認為蘇俄不是帝國主義，因為它沒有侵略中國。
需要指出，蘇俄在這一時期之所以引起知識界的同情，還與蘇俄這一時期的對華外交政策有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戰勝國，知識界對於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普遍比較樂觀，然而，在《巴黎和會》上，最終的事實卻是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
這一殘酷現實使得原本對英、美國家抱有很大期待的知識份子對英、美國家甚為反感。
而在此前後，蘇俄則曾向中國發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宣言，這不能不使中國知識界對蘇俄產生好感。
後來胡適在反省他對俄國的看法時，就曾說他曾一廂情願的抱着「總希望革命後的新俄國繼續維持他早年宣佈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侵略主義的立場」，然而，蘇俄對華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則是口惠而實不至。
與陳啟修認為蘇俄沒有侵略中國相反，徐志摩堅決認為當時的蘇俄正在侵略中國。
為此他曾編發兩位青年讀者陳均和陳翔的反駁陳啟修的文章，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對蘇俄侵略的看法，陳均在反駁陳啟修的文中寫到：「蘇俄之拋棄宣言，繼續佔據中東路；唆使蒙古獨立；中俄會議延不舉行；最近之擅捕華人……種種舉動，是否不含侵略的色彩？」
與此同時，青年喻森的人生經歷也讓徐志摩對蘇俄的惡感增加。
喻森是一個左翼的中國青年，對蘇俄充滿美好的嚮往，於是到了莫斯科去朝聖，徐志摩在參觀莫斯科時兩人還見了面，相談甚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純潔的青年，在他所熱愛的蘇俄沒有任何自由，在他組織相關集會擁護蘇俄時卻遭到了蘇俄軍警的逮捕與羈押。
原本對蘇俄極度崇拜的喻森思想上不能承受現實中蘇俄的種種殘酷，由此成了一個精神病人，住進了蘇俄的精神病院。
此時跟喻森關係不錯的青年人，為了讓他回國，曾寫信向徐志摩所在的《晨報》求助，知道了此事的徐志摩曾寫文章痛斥蘇俄對中國青年的戕害。
1926年7月，胡適遊歷蘇俄後思想左轉，開始公開宣傳蘇俄的成就。
對此，徐志摩給胡適寫信質疑胡適對蘇俄的看法。作為自由主義者，對於獨裁，兩人都是深惡痛疾的，但胡適認為蘇俄可以通過「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來造就一個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則不認同蘇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個民治政府。
弔詭的是，當徐志摩詢問胡適看到了什麼樣子的蘇俄式教育時，推崇蘇俄新教育的胡適卻沒有看到新教育的內容，他所看到的是蘇俄教育的統計。
由此，徐志摩判定胡適被蘇俄的假象蒙蔽了，而胡適之所以被蒙蔽，除了胡適待的時間短（只三天）外，還有就是蘇俄政府的刻意蒙蔽。
徐志摩曾說：「蘇俄之招待外國名人，往往事先預備，掩長暴短。」此前，英國歷史學者威爾斯參觀蘇俄時，蘇俄就曾通過訓練學生造假來蒙蔽威爾斯。
因此，在徐志摩看來，胡適所看到的蘇俄，都是蘇俄政府想讓胡適看到的蘇俄。而這種蘇俄，其實是蘇俄的假象。
那麼，真實的蘇俄新教育到底有什麼內容呢？
徐志摩提供了答案。
在《〈一個態度〉的按語》中，徐志摩寫到了他所知道的蘇俄新教育：「但就我所知道的，他們的教育幾乎完全是所謂『主義教育』；他們側重的第一是宣傳的能力，第二是實用的科目，例如化學與工程，純粹的科學與純粹的文學幾乎占不到一個地位；宗教是他們無條件排斥的，那許是好事，但他們卻拿馬克思與列寧來替代耶穌，拿資本論一類書來替代聖經，階級戰爭唯物史觀一類觀念來替代信條。」
後來，徐志摩在《答張像鼎先生》中再次論述蘇俄新教育，他寫道：「當然在共產主義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紀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對於這樣的教育，作為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和徐志摩自然都持反對的態度。
可惜，胡適和絕大多數當時的知識分子在蘇俄受了假象的迷惑，並沒有看清蘇俄教育的本質。
這可能是最可惜的事情。
最後我也想說，把蘇俄看的最透徹的，一個是陳炯明，一個就是徐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