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傳媒按：對近代中國轉型，可以有種種梳理，而且在八十年代當為一門顯學，後來漸漸寂滅。我看到最為大氣磅薄、意義深遠的近代思想史論述，便是余英時先生關於「啟蒙心態」化解之後的激進化傾向，其激盪百年，不僅將傳統棄之如敝，也從西方引入邪惡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大躍進、文革兩項激進實驗失敗後，鄧小平的改革是一次「資本主義大躍進」，帶着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徵，中國墜入更深的認同危機，思想史到此尚未解釋中國在集權和民族主義形態下的崛起，「藍色狂想」下的「思古恣縱」，憎羨交織的民族集體無意識，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黑暗。
有五千年歷史來源的中國人，忽然發現他們失去定位。「中國人」意味着什麼？這竟成了一個問題。
在中國的意義世界裏，本土已經出現沙文主義（大陸）、恐懼回歸（香港）、選擇不再作「中國人」（台灣）等群體認同的傾向以及移民風潮；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可能性，也以軍備競賽和「准冷戰」的態勢無限升級著。
中國作為一個族群的凝聚意義，越來越稀薄了。這在社會心理學上，叫做「認同危機」，『百科全書』里英文「identity crises」這個辭，通常是指青少年的角色混亂所導致的牴觸情緒、期待和焦慮，一個老大民族居然患了「青少年狂躁症」，這卻是需要靠思想史研究來「診斷」的。
本來，二十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理想發狂、高度激進的世紀，也是徹底離棄傳統的一個世紀，而它的遺產主要是三個主義﹕理想主義、激進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都對中國人的傳統認同極具摧毀力。
八十年代，我為了拍攝一部電視，曾去拜謁幾位二十世紀的中國亡靈，如安徽陳獨秀、胡適的故鄉，湖南毛澤東、劉少奇的家鄉，紹興蔡元培、魯迅的故居。二十世紀的中國，基本上是在他們的陰影下渡過的，他們都同這三個主義有關，雖然每個人的具體情況不同，甚至是互相對立，但如最激進的毛澤東也會利用傳統，而一貫持溫和態度的胡適也曾是文化上的一個激進主義者。
不過也在二十世紀之內，這三個主義幾乎都走到了盡頭，所以說中國人正在走出二十世紀。一般而言，這三個主義的衰微，顯示了自十九世紀以來主宰中國人的「啟蒙心態」開始被化解，但取代它的將是什麼呢？
八十年代以來，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和回歸傳統三種思潮的興起，引起了普遍的爭論。比如，現實主義是作為對「烏托邦」理想的一種否定而出現，講求功效，不惜代價，最典型的莫過於鄧小平在「貓論」，即在「四項基本原則」幌子下進行「資本主義大躍進」，以及在「六四」屠殺後縱容消費文化，雖然都具有否定舊意識形態的傾向，但也帶着極端功利、發展經濟犧牲人文的激進特徵。現實主義思潮在民間的表現，則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興起，也令價值崩解、人性破碎，以及政治參與意識的普遍冷漠。
又如，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秩序和權威，與普遍蔓延的個人主義直接衝突。再如，向「傳統」的回歸，在官方表現為向傳統文化尋求統治合法性，煽動民族情緒和排外主義；在民間則表現為「東方神秘主義」的復甦，「周易」、陰陽八卦、道教仙術、氣功的風糜，以及西方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國本土化，雖也顯示了反傳統情結的消解，卻是文化認同的新危機。
說得稍準確一些，二十世紀的三個主義中，淪喪最深的只有理想主義，反傳統主義其實依然根深蒂固，而激進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罷了。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十九、二十世紀主宰中國人近二百年的「啟蒙心態」的衰微，自然會引發新的認同危機，因為這種心態肇始於「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一個近代認同危機。
發韌於晚清的認同危機，從一開始就不相信自己的文化傳統具有產生現代認同的可能性，因而捨棄它轉向以西方為標準鑄造中國的現代認同。然而弔詭的是，一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民族，要實現這種轉向並非輕而易舉，而是需要憑藉某種極端思潮的泛濫，才有可能。一部中國近現代史證明，這種極端思潮主要是兩個：激進主義和全盤反傳統主義。
上面提到的那幾位中國亡靈，正是這兩個主義在中國的始作俑者。這裏發生的一個邏輯鏈條是﹕全盤反傳統主義啟動了文化認同的轉向，為文化激進主義推開第一道門，而文化激進主義又為政治激進主義推開了第二道門，一旦大門洞開，首先逸入的正是當時西方的極端思潮——馬克思主義，它又對中國的政治激進推波助瀾，直至全面專制的鑄成。這樣的描述雖嫌簡單，但可凸顯陳寅恪當年的哀傷，他挽王國維所說的「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
如果我們換到西方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下使中國知識分子感染的「啟蒙心態」，主要是兩種與時間相聯的觀念﹕一是社會均依階段而進化，二是西方處在比中國完美的高一階段。
支撐這種觀念的，是曾在西方處於主流地位的思潮，如直線社會進化論﹑極端實證論和現代化理論等，它們在西方學術界的長期清算下如今已經枯萎，而這種清理催發了文化多元主義﹐並為各民族尋求自身文化認同提供了解咒前提。
但有趣的是，中國知識分子並未因此而轉身去向中國文化要認同，而是猴急地加入了一場清算「西方文化霸權」的時髦運動，伏身去拾落滿學術界的種種「後現代」青澀之果，嚼得津津有味，今日中國學界兗兗諸公的腹中，又長成一副當年飢不擇食、消化不良的「五四」腸胃。
認同新危機在中國本土則是一種亢奮和迷亂。一座文化廢墟所能提供的認同資源，往往是那些未經脫魅而極具「非我族類」意識的神秘主義、「左道旁門」，所以會呈現「周易」、氣功熱與「痞子」文化「落霞與孤鶩齊飛」的景觀；而這樣的文化廢墟，又最能誘發「人們操縱歷史記憶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緒，其結果是對歷史的建構流入隨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變成了不負責任的恣縱，人們在舊神話的殘骸上又編織了新神話」（余英時語）。
我想，這幅景觀並非始於「六四」之後，它應是八十年代大陸又一次「視西籍如神聖」的「文化熱」的順延，那次「藍色狂想」孕育了這次「思古恣縱」，當然也導致了再一次的「後現代」拾人牙慧。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為現代認同的一個資源，就可能提供強烈的「原教旨主義」，這是余英時教授提出的一個看法。他認為，由文化多元論而致文化相對主義的興起，「這一傾向發展到極端也會引生「返本論」的文化危機」，他將一般用以界定伊斯蘭教的「原教旨論」另譯為「返本論」，是因為「無疑更適用於中國的儒家和道家。而且照最近中國大陸上所謂「易學」和「氣功」的流行情況來看，如果將來中國出現儒家、道家或儒道混合的「返本論」，那也是不足為異的」。
「返本」運動在中國大陸的微瀾，當起於八十年代開放後的全國性浮躁，我稱之為「現代化後來者的焦慮」。從「女排狂熱」、「足球恥辱」直到同外國人爭奪黃河「首漂權」，以及官方有意將這種情緒引向「振興中華」的政治操作，充分餵養了民族主義。「龍」的崇拜和「龍的傳人」意識的浮現，都可視為外來意識形態（馬列新名教）破產後湧起的「尋根」和認同衝動。
1984年鄧小平在天安門上第一次使用「炎黃子孫」的概念，以及鄧力群公開要求老百姓「可以不作共產主義者，但必須作愛國主義者」，都顯示這個政權意識到它的合法性與民族認同息息相關，向中國文化要民族主義資源以維系統治，使共產黨第一次需要「利用」傳統。
近二十年來的動盪、流血、腐敗，在社會心理上產生追求共產主義和民主制度（包括公平）的雙重幻滅，導致民間向中國文化要神秘主義藉慰的渴望；同時，共產黨因屠殺和腐敗雙重統治危機，也產生愈加依賴民族主義的另一種渴望。這雙重「渴望」便是中國大陸「返本」運動極端化的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