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順着這個思路，稍引開來談談今天國際社會同樣面臨的國家認同危機。從伊斯蘭世界的經驗中可以看到，他們現代化運動的失敗，不論是何緣故，卻終究落入「原教旨主義」的泥潭，專制黷武的軍事強人得以利用這股來自本民族宗教文化的非理性資源，則是同他們也曾有過一段「尊西人若帝天」的歷史有關，這段可能也是「鉅劫奇變，劫盡變窮」的歷史，淹沒了伊斯蘭宗教文化中優秀的成分，以至無法提供理性的認同資源。
今天的中國大陸，反身向中國文化要資源的，不僅是上行下效的氣功熱，也不止於「尊儒祀孔」的袁世凱故技重演，更要害的是，獨裁政權越來越乞靈於民族情緒中偏狹排外的成分，在「返本」傾向瀰漫的同時，繼續以西方為假想敵，以充分榨取近代以來積累的「屈辱情緒」，並以「西方要使中國保持分裂狀態，不放棄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為現實理由，煽動民眾的「統一情結」和沙文主義情緒，以保持對東亞和太平洋的進攻姿態，這不僅是要充當區域霸主，也已經顯露出步伊斯蘭後塵的跡象。
另一方面，「返本」運動又在中國內部製造著漢族之外民族的認同分裂，最明顯的自然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的「原教旨」傾向。在台灣發生的認同分裂更複雜，從國家認同裂變到民族認同，以至拒絕認同中國文化；而對台灣本土的認同亢奮，掩飾著「返本」追溯日本的傾向，也是越來越明顯。這些群體認同危機將產生的後果，絕非多元文化的健康發展，和區域自治的整合以至民族國家的順利建構，而可能是重演伊斯蘭世界的「春秋戰國」和波斯尼亞的種族衝突。
回到思想史角度來看，多元化的來臨，對近兩個世紀的「啟蒙心態」是化解還是加劇，值得存疑。至少「西方文化霸權」的衰微，和西方學術界對「啟蒙心態」的清理，並未使我們的文化危機稍有緩解，倒是引發了另一個危機向度——「返本論」的崛起。依然「尊西人若帝天」的現代化運動，與「紅旗插上曼哈頓」的「返本」運動合流，其激進的張力更高；「反傳統」也一變而為以壞傳統糟蹋好傳統，大陸上未見有一絲儒家「君子風範」來歸，卻只聞「痞子精神」大行其道。
承擔民族認同界定和釐清責任的知識界，或熱衷於「後現代」論說，對中國那座文化廢墟繼續盡情地「解構」，津津樂道於「民族國家話語」對民族情緒的火上澆油；或言不由衷地侈談儒佛道，以及所謂「前現代的神聖文化」，只是鮮少有人面對蒼涼、遙遠而醇厚的古典精華，以客觀知識還原出一個屬於我們的起源。
此種困境已非一個「啟蒙心態」可以解釋，也不只是「尊西人若帝天」那麼簡單。余英時指出，社會學家研究西方各國民族主義興起與演變，尤其重視一種更隱誨的心理，即「羨憎交織」——現代化競爭中，落後者攀比先進者而形成的心理失衡：理論上平等的師法對象卻永遠無法企及和比肩，猶如法國之於英國、德國之於英法、俄國之於西歐；特別是俄國，彼得大帝在十八世紀初即起步效法西歐，一個世紀後俄國精英自覺已不在英法之下，而整個十九世紀裏「憎羨交織」情緒就在他們當中滋長蔓延，因為俄國知識精英們認為西歐並不完美，而他們卻追趕不上，馬克思主義便在這個心理氛圍中生根，並最後在俄國爆炸，於是俄國師法了西歐兩個世紀後終於走上了「反西方的西化」——俄羅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超過西方的「資本主義」而率先進入社會主義，俄羅斯終於「勝利」了。
余先生在他的「中國現代的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見余英時著『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自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5月初版）一文中，概略爬梳了這種心理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雪泥鴻爪，令人信服地詮釋出此種心理將俄國推入「十月革命」，而中國又步其後塵的歷史微妙。1981年余英時在耶魯教書時，發表過一篇「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其中說到：
「近代中國雖屢經戰亂﹐但並沒有遭到中古歐州被「蠻人」征服的命運﹐在文化上更沒有進入任何「黑暗」時代。「文藝復興」在中國的出現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的。」
此文對「五四」的評價﹐也深露「同情的了解」﹐並基本肯定其「科學與民主」的文化路向。這種態度到八九年他發表「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似有改變，大概因為這種激進化趨勢，最終將中國推入「文革」和「六四」﹐恐怕已近乎「黑暗」了。
另一個極為相同的例子是費正清，這位美國學界中國近代史的「霸師」，震驚於「六四」屠殺，竟在臨終前推翻自己以往的看法，著《中國新史》「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余英時作序贊為「學人的良知」。
今天的困惑則是，在一個千呼萬喚的「太平洋時代」初露端倪之際，雄視這個大洋的中國，以及劍拔弩張的台海情勢，會在認同危機的裂變下，去步伊斯蘭世界的後塵嗎？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