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拉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是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的罕見文本，下引我的一篇書評，刊載於 openbook，介紹此書很特別的兩點：一是被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西人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而誤導西方世界，我舉了三例：韓丁、韓素音和斯諾；二則中德文革與納粹之比較，實質乃毛澤東與希特拉之比較。這兩個話題，在今日中文語境之中，皆乃稀少弱音，很象徵性地顯示了中共集權的強大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燒。僅引文中此兩點於臉書。】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與殺戮的尋訪實錄》（2004年7月第一版）中，已經錄入503名受難者，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文革受難者仍然有「失蹤者」，猶太人色爾瑪可能是晚近發現的一位，上述這本傳記文學，由荷裔紀實作者卡羅琳．維瑟（Carolijn Visser）所著，曾獲2017年荷蘭利布里斯歷史獎（Libris Prize）。此書以荷裔猶太人色爾瑪的人生經歷，具體而微地描述了毛澤東統治時期複雜、殘酷的時代氛圍，以及大饑荒、文革等慘絕人寰的記錄，並且是以一個西方人的視野——色爾瑪親身見證了大躍進、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也是文革期間唯一受困中國的荷蘭人。
一、借西人美化中共是從延安開始的成功策略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頗有些人以讚揚「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的態度和書寫，誤導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韓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國戰爭情報處分析員的身份來到中國，參與國共重慶談判，結識了周恩來和毛澤東；1947年應聯合國徵召到中國擔任拖拉機技師，後在山西省長治市附近參加土改，並寫成紀實作品《翻身》；1971年他應周恩來之邀重返中國，頻頻出現在報刊電視上，成為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老朋友"，回美國後撰寫了反映文化大革命歷史的著作《百日武鬥》和《深翻》。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讚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一九四九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一個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被周恩來招回中國的心理學家曹日昌，在文革爆發後就被打成"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受到隔離審查、接受無休止的批鬥，身心俱傷。他的夫人色爾瑪當時正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書，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關押，受盡虐待，最後自殺。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譴責她的自殺，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與之劃清界線。1969年1月，關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瀕危，送到醫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五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而曹日昌又勸說她加入中國國籍，取名吳秀明，其實她的荷蘭公民資格，在她跟曹日昌結婚後就已經喪失。她經常去荷蘭駐中國的代辦處交涉恢復荷蘭國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終於在1966年得到返到祖國荷蘭三個月的簽證，而一個月後文革就在中國爆發，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國，這一步，便註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審查與批鬥，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與荷蘭代辦處聯繫，希望能夠返回荷蘭，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兒曹何麗到內蒙插隊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親時，色爾瑪已經目光呆滯、沉默無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絕望中自殺。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份，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份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二、毛澤東殺的多是中國人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的。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九四三年五⽉⼆⼗⼆⽇被納粹抓⾛，⼀周后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軍的丈夫范德蘭。⼀九四四年，范德倫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八⽇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里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