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語言、知識、意義和人格的假設是這種觀點的基礎，但那些假設本身就有問題。在這種觀點中，語言的唯一功能就是指向世界並陳述有關世界的事實。因此基於這種見解的理論將語言劃為"編碼"（官方的或公開的、隱藏的或私密的文本）。這種觀點認為，知識先於話語而存在。話語反映知識，而不生產知識。因此，意義是說話者在說話之前、在頭腦中完全形成的一種心理狀態，說話者是一個統一的獨立個體，具有"獨特的自我構成"意識和"統一的說話自我"，其真實的聲音可以被隱藏或顯露。
述行
為了更好理解晚期社會主義及其悖論，我們需要擺脫這些有問題的假設，轉而研究那些生活在該制度中的人們如何參與、闡釋和創造他們的現實。這本書思考在蘇聯日常生活中流傳的話語和知識形式。它們並非固定不變的編碼，而是永遠不會被事先完全知道的過程。
許多語言理論都集中在語言的積極性和過程性方面。例如，符拉什諾夫（Voloshinov）強調，語言的使用涉及到一個情境過程（situated process），在這個過程中，意義被生產出來，而不是簡單的反映或交流。巴赫金也批判道，有些語言模型假定孤立且有邊界的意識，但它們忽略了構成事件的持續和能動過程。他認為，這種模型只能把事件轉錄為一個已完成的靜態事實，"代價是失去了那些在事件仍在完成的時刻產生的實際創造性力量，即犧牲了事件中鮮活的、不能抹出的參與者"。
相反，巴赫金等人的語言模型將說話的自我理解為"聲音"（"voice"），它從來不受限制，也不靜止，而總是處在"對話"中，因為說話意味着存在多種聲音，這些聲音不是"自我封閉或彼此失聰"的狀態，而是"不斷聽到對方的聲音，相互呼喚，相互反映"。
語言的生產性也關乎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對"述行"（performatives）的分析。奧斯汀在言語行為理論中認為，除了陳述某事物（呈現事實或描述現實，如"天冷了"、"我的名字叫喬"）的"述事"（constative）語詞外，語言還包括一大類"做事"的語詞，也就是"述行"的語詞，比如法官在法庭上宣告"有罪！"或者在一個下水儀式上"我把這艘船命名為伊麗莎白女王號"，又或者"我跟你賭六便士，明天會下雨"——這些語詞執行了一個改變社會現實的行為，而不單單描述了這個現實。奧斯汀稱這一類話語為"述行"。"述事"語詞傳達的是意義，可以真實，也可以虛假；"述行"語詞傳遞的是"力量"（force），不能說它真實還是虛假，只能說它恰當與否。
奧斯汀指出，使語詞成為"述行"語詞的不是說話者的意圖（intention），而是圍繞話語的公認慣習（conventions）——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情況下說出合適的話，以獲得公認的結果。如果沒有這些"公約"，無論說話者的意圖如何，"述行"都不能實現。相反，如果"公約"有效，那麼無論說話者的意圖是什麼，"述行"都會成功。
在此，"意圖"的問題是核心。根據我們對上述模型的批判性評估，這些模型認為話語中的意義是一種心理狀態，預先存在於說話的行為中。例如，像宣誓這樣的言語行為不一定是一種心理狀態。如果一個人在法庭上宣誓說真話，儘管他在內心計劃隱瞞真相，但這並不影響宣誓的有效性，也不能讓說謊的人在被揭穿之時豁免於法律的懲罰。換句話說，這種言語行為在法律、規則或習俗中的約束力並不取決於說話者是否在宣誓時說"真話"。
在對言語行為理論的批判性解讀中，德里達（Derrida）進一步推動了奧斯汀的觀點。他認為，使"述行"成功的不是說話者的意圖，而是言語行為的慣習。言語行為的約定性意味着它必須遵照公認的"編碼"或"可重複"的模式，也就是說，它必須能夠在一種無窮無盡的語境中被重複引用。然而，我們不可能窮盡對語境的認識。
由於言語行為的引用性（citationality）和語境的不確定性，任何特定言語行為的意義都不可能在事先完全確定。每個言語行為都可以以不可預知的方式與語境脫節，實現預先沒有打算的效果和意義。德里達認為，言語行為與語境斷裂的潛力是"述行"力量的構成要素。德里達的論點強調了嚴格受控和複製的規範和慣習，也承認變化和不可預測性的可能性。同時，德里達通過將討論限制在話語的符號學層面，淡化了外部社會習俗、制度和權力關係在構成傳統話語表達力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