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對我影響非常大。我骨子裏覺得這就是偶像，得行俠仗義，得見義勇為。
小學畢業後，我考上初中。這時候，剛好我姐姐也考上師範學校了。家裏太窮，只能供一個孩子上學。初一上學期剛上完，我就輟學了，把上學的機會給了姐姐。
13歲那年，機緣巧合，我進了河南登封少林寺。
在少林寺，我學了散打，覺得自己離當英雄的夢想近了一步。那之後，我又去當了偵察兵。可直到2003年退伍，也沒成英雄。在廣東，我當過保安，也在幾家跆拳道館當過教練，我參與過一些社會上組織的義務反扒、反傳銷，看着那些犯罪分子被繩之以法。但還是沒人覺得我是英雄。
關注打拐是2007年。當時我路過廣州體育中心門口，看到有賣花小孩抱路人的腿，路人一腳把小孩踢飛，小孩又湊過來繼續纏着買花。我覺得不對勁，這些孩子看起來是被操控的。我當過偵察兵，有些偵察經驗，決定跟蹤花童，探個究竟。
為了逼真一些，我在網上徵集了一名志願者「女友」，假裝情侶去花童聚集的地方買花，漸漸和他們拉近了關係。再進一步觀察他們的軌跡，如我所料，花童都是被拐賣來的。我把收集到的證據交給警方，最終有6個從江西、安徽拐來的孩子獲救，7名犯罪嫌疑人被抓獲。
這件事過後，沒人獎勵我，也沒人表揚我，我甚至沒覺得自己是英雄。那時候，我以為英雄必須流血、受傷，我並沒那樣。也就是那一年，我給自己起了「上官正義」這個名字，後來嫌這個名字太長，我又給自己起了個小名，叫「仔仔」。這些名字沒什麼特殊意義，就是覺得好聽。
不久後，我在貼吧還創建了話題，「如果有販賣孩子的消息，請告訴我」，很快收到了幾千條私信——足以見得當時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有多大了。我記得公益組織「寶貝回家」有個數據，說那個時期，我國每年有兩三千個失蹤兒童。
2009年，公安部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建立了「打拐DNA數據庫」。我也從那時起，開始臥底「販嬰圈」。起初，很多信息來自QQ和貼吧，線索很模糊，我只能請假去一一核實。
我當時還在當跆拳道教練。那時候的廣州，說實話只要你能吃苦，是能賺錢的。最多的一個月，我拿到了2萬多塊錢。那時候發錢經常是發現金，每個月發完錢，我就坐在床上數。從2005年年底，到2007年7月份，我差不多存了40萬左右。你想在那個年代，有40萬塊錢得多開心。
可是從我做打拐起，我就得請假了。剛開始，每月請假一次，後來每周要請假，再後幾乎天天要請假，我都不好意思了，積蓄也很快花光。每次打拐，最大花費是交通和住宿。僅核實線索，花費還少一點；要是加上解救，每次都要花五六千元。
很有意思的是，在做這些的過程中，因為需要和對方鬥智鬥勇，會很充實也很有成就感。但解救任務完成後，反倒沒那麼充實了，有時候還會懊惱——我怎麼又花了那麼多錢。下一條線索過來後，我立馬又投入進去。這些年，都是這樣循環往復。
2010年，我辭去跆拳道教練工作，成了一名「專職」打拐志願者。後來的經濟收入，主要是在網上教小朋友寫字。我的學生只知道我是老師，別的一概不知。
從那時起，我開始偽裝多個身份，潛伏在多個QQ販嬰群里臥底。整個過程，就是拿到線索去核實、取證，準確無誤後上報警方。每一條線索的核實，短則兩三個月，多則一兩年。很多時候，由於種種原因，線索中斷後，只能放棄。
演技
從2007年算起，今年是我民間打拐的第16年。聽起來很久，可每次我想起這16年的時候，有時候發現自己什麼都想不起來。我的人生，像是被封印在打拐上了。
這些年我過得很累。經濟壓力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因為需要不停變換身份。我的身份，最多的時候是有錢人，自己啃着燒餅，出去都要租豪車、住高檔賓館，好讓那些人相信我有錢買孩子。很多時候，我還得同時冒充兩個人——先冒充大老闆，再冒充大老闆的老婆。
如果同時跟進幾條線索，就得用到多個身份。我經常怕自己記錯，影響整個事情。
一次臥底時，我把本該發給警方的短訊，發給了人販子。對方本來正在和我聊天，馬上不說話了。我很快反應過來，開始想怎樣找補。過了一會兒，我直接把電話撥了過去，上來就反咬一口，「你是不是警察」。人販子生氣了，「你才是警察」。
好在那個人智商不高。我謊稱是在拿短訊試探他，他也就信了。
我挺佩服自己的演技。有一次約好了和一個人販子見面，我同時喊了警方去。對方很實在，給我搞了很多老家的大米。直到他被抓，都還在喊着，「我是給我大哥送大米的。」
大家叫我仔仔，或者上官正義，沒人知道我的真名。這麼多年，我從來不露臉，有媒體採訪時，也都只能用背影或面部打碼圖。我不害怕被報復，主要是擔心暴露後，臥底工作很難搞下去。現在人販子警惕性越來越高了，我最常遇到的狀況，就是約好見面後，我到了，對方一直沒出現。我知道，對方可能在暗處觀察我。
因為我處處謹慎，至今也沒暴露過身份。畢竟，做打拐的前提就是不能讓自己出事。有時候我和人販子聊天，還特意提醒他們，得謹防「上官正義」，對方怎麼能想得到我就是上官正義本人呢？
拐賣兒童的手段這些年也有不少變化——最早就是簡單粗暴，直接上街把孩子擄走，現在滿街都是攝像頭，這種做法很少人用了。如今多是網絡販嬰，隱蔽性更強。男孩價格12萬左右，女孩8萬左右。至於買方市場，以前多是潮汕一帶，那邊對男孩的需求量大。現在沒什麼地域之分，對性別也沒那麼多特殊要求。
賣證的圈子也在變化。剛開始，是找關係從醫院搞證，一個只需要幾千塊。後來有人覺得市場有利可圖，專門做起這個生意，出生證價格一下漲到幾萬元。最瘋狂的時候，一張證能賣到10萬元。
2016年在福建臥底時，我掌握到一個團伙賣了600個出生證，證件來自山東、湖南、河南、貴州、雲南等地的醫院。而當醫院的證件變得不好拿出來後，有人在編號上做手腳。他們掌握了真實的證件編號，通過做假證的人，將編號搞上去。這種辦法，是這些年最常用的。
大約兩三年前，我在河北某地暗訪出生證買賣時，當地有數百人參與了進去，很多是公職人員，除了醫院副院長，還有計生辦、衛生院人員，以及鄉村幹部和派出所輔警。當然，最後他們都被判了刑。
我還始終想不通一個問題，當事人拿着問題證件落戶時，戶籍人員怎麼會看不出來呢？
之前，我遇到過一個例子。有個福建平潭的人給孩子上戶口時，拿着湖南省郴州市汝城縣集龍鄉衛生院的出生證，這種情況，戶籍人員怎麼能視而不見呢？怎麼也得好好核實下吧。
因為買賣出生證明的事，我給有關部門寫過建議，但還是杜絕不了。沒辦法，我只能頻繁接受媒體採訪，想藉此震懾一下那些人。哪怕他們收手一星期，都可能挽救一個家庭。
「英雄」很忙
我做這些都是自願的，沒什麼特別的信念支撐我。就像有人喜歡釣魚，有人喜歡騎車，愛好而已。
我家人從不干預我，因為我私隱工作做得好，他們也沒受到過威脅。真要有那麼一天，我相信我可以保護好他們。唯一的虧欠，就是很少能陪伴家人。臥底襄陽時，從8月份到現在，我就只有國慶節回家待了4天。平均起來，這些年，我每月在家的時間只有一周左右。
說實話這些年我挺累的，每次出去（打拐），大腦都在高速運轉，生怕忽略每一個細節。長期緊張導致我神經衰弱，2016年開始，我嚴重失眠、焦慮，頭髮一把一把掉，吃了很多藥也不管用。我還去看過心理醫生。結果我快把心理醫生聊焦慮了，讓我趕緊走。
實在難受的話，我就鑽到大山里躲幾天，沒有手機信號後，才能放鬆一下。
但一回到有信號的地方，晚上還是會失眠。睡不着覺的時候，我大多時間是在復盤工作，有時也會寫下童年經歷，但越寫越興奮，更睡不着了。有時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又開始做噩夢。在夢裏追人販子，我眼看着他們跑了，我卻跑不動。一着急，又醒了，再也睡不着。
我對英雄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英雄也不見得要流血、受傷。但我至今都沒覺得自己是英雄，也不想做英雄了。我只想當個普通人，然後安安心心睡一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