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例來說，社會學家亦會研究社會的價值觀，但卻是將價值觀視為社會事實而非價值本身，其調查報告是要去描述與解釋此社會事實。而讀者需要知道的只是報告的內容，故若有可靠的轉述，讀者甚至不必親身閱讀報告。與此不同，文學家運用小說來表達他對社會價值觀的感受或反思，乃是如其所如地看待價值。而讀者若只通過別人的轉述來知悉小說的內容則可以說是毫無意義，因為小說向讀者發出的邀請是：你必須自己閱讀並與其中流露出的價值產生共鳴。
明乎人文學科的性質，我們就知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於培養人們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具備敏銳的觸覺。這樣，我們在思考人生問題時才會明白跟社會流行的想法合模只是其中一個選項；生命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等待我們勇敢地去進行探索。同樣，我們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才會懂得不應凡事依循CBA（cost-benefit analysis）；社會除了追求經濟效益外，亦應講求歷史、文藝與倫理等的意義和價值。
另外從教育的角度看，人文教育其實還可以擔當部分價值教育、創意教育以至公民教育的角色。
首先，人文教育能如實地看待價值，引領學生對價值產生共鳴，不正是不淪為說教、灌輸（indoctrination）的最有效的價值教育。而學生若對意義和價值的多樣性無知無覺，又豈有真正的創意可言。最後，如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事務的資訊而是育成有素質的公民，則人文教育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由此可知，放任人文學術萎縮，社會是要付上沉重的代價。
05
在"科學普及"之外主張"人文普及"
量化管理不適合人文學科
二十世紀努力復興中華人文精神的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現代人文學科的失勢，只是學術受到時代環境左右所表現出的顯晦有時而已，不等於它已失去重要性，這是十分精確的論斷。試想若時代環境改變，顯學是可以轉為隱學或晦學，反之亦然。
比方說，人類若不幸地應驗了一些科幻小說的預言，經歷一場科技浩劫，則百劫尚有餘生的話，要反思歷史的教訓、探索重建的方向以及安慰創傷的心靈，都決非科技能勝任而是人文學科的用武之地。當然，任何人都不會因為想復興人文學術而期待浩劫來臨，但人文學者的工作正是要糾正今時錯誤的觀念、申明人文學科的意義及倡導其研究與教育，例如在"科普"（科學普及）之外主張"人普"（人文普及）。
但要提振人文學術，除了人文學者的努力外，體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現今的教育機關與大學高層的管理思維卻對人文學科帶來極大的傷害。不是說他們有意為之，只是他們那慣於量化評比的觀念並不適切於人文學科的本性。
由於大學的規模已變得十分龐大，學科繁多，一切量化確實會有利於管理（尤其是外行管理內行）。再加上數量（研究經費與論文出版）等同質量，即越多越好，正是當時得令的理工科的發展邏輯，於是套用來管理人文學科，似乎順理成章。結果，人文學者亦被要求去申請科研經費、每年要出版文章多少，不達標者則受懲罰晉升無望。或者有些人文學者真的需要經費出外跑檔案館做田野考查，或者有些真的才思敏捷下筆如飛著作甚豐，但大部分人文學者做研究其實不用分文，只是閱讀、思考與寫作，且優秀的著述更是必須要時間來醞釀發酵。
不過，這些人文學者曾據理力爭的抗議理由，在管理者眼中，不是偷懶，就是無法接受既定事實配合發展的藉口。為了堵住藉口，管理者甚至變本加厲，以利相誘，提出人文學者可以用研究經費來減免教學負擔（teaching relief）專心寫作，但試問人人都減少教學多做研究，既有違教學相長之理，且長此下去對人文教育的水平會造成多大的損害。
對此，我曾忽發奇想，如果有天來了個滿懷人文關懷的大學校長（現在大學校長几乎不可能是人文學者），能力抗濁流，為人文學術開闢一片新天綠圃，讓人文學者自己來負責設計一套適切於其學科性質的評鑑制度，給那片天地灌溉施肥，則十年樹木，它必定能帶給大學一份意想不到的回報與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