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本文初稿寫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在二００四年總統大選修改時，政府財政赤字的情境竟然十分相似，當時自問：十年之久的歲月中，我們到底學到什麼？真的是太陽底下無新鮮事？到二０一七年四月又過十三年，再問相同的問題，而答案也一樣，如今二０二三年九月，又六年過去，再問相同問題，答案也沒變，更突顯本文並無時效性問題。而文中的理念更是歷久彌新，尤其對政府角色的論點特別值得讀者深思。)
自威權體制崩潰以來，台灣社會就輪番上演着熱鬧、荒謬戲碼。一九九三年八月時的主戲輪到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籌措財源以供揮霍，先是高鐵預算被全數刪除，再來是國建六年計劃項目的縮減，在前不久還有連戰內閣煞有其事的政府「減肥」計劃。儘管政府似乎努力地控制支出，但主政者內心卻仍覺得有太多事要做，尤其數據顯示，若要維持政府預定的經濟成長率，「內需」是政府的職責。於是表面上表現出縮減支出的決心，骨子裏卻仍打算做許多民眾未必需要的建設。
財政部長的開源節流計劃
另一方面，當時的財政部長林振國於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在國民黨中央總理月會中指出，當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從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度，政府舉債近一兆元，是過去四十二年累計債務餘額的三倍多。為解決政府債務的不斷擴大，部長強調將從開源節流着手。在節流方面，重要的是精簡機關員額、撙節支出，並以經常性支出「零成長」為目標；在開源方面，將檢討稅制，修正不合時宜的免稅規定，並對高所得者及奢靡的高消費行為課以重稅，同時將檢討規費徵收，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尤其對污染者徵收污染防治規費。
就在財政部長報告之後，當時的央行總裁隨即呼應對高消費者課重稅的主張，並立即舉出對出國觀光旅遊者加課重稅。與此同時，行政院經建會（現今的國發會）也成立「財政投融資專案小組」，擬引進日本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使政府有足夠花用的財源；當時的李登輝總統則明確指示，加強研究郵政儲金的靈活運用。
以上的簡單陳述，無非是勾勒出政府財政兩難的窘狀，財政部長雖強調開源節流並行，實際上仍偏於開源，在節流上儘管有減低人事膨脹和經常性支出的做法，但資本性支出卻仍然不勉力節制，這點由高鐵預算非要敗部復活即可得到驗證。
計劃歸計劃，浪費依舊
對應於政府積極的籌措財源，我們看到政府從事公共工程卻弊端連連，浪費的程度已非痛心可以形容！我們也看到執政黨（國民黨）十四全會黨代表，為了政治目的所表現出來的送往迎來、宴客連連的大場面。這些花費是否也是民脂民膏呢？
在這些事件的強烈對比下，政府當局還要動增稅的腦筋，就連出國觀光行為也被列為課稅對象，無怪乎民間反彈連連，甚至已發生數起「抗稅」風波了。值此時刻，我們不由得想起兩個很根本的課題：其一，人民為何要納稅？其二，若需要納稅，應該如何納才妥當？
納稅是國民應盡義務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納稅是國民應盡義務」的觀念，如果不依法納稅，還會受到懲罰，這是為什麼呢？我們先由另一個角度來看，國民繳稅是給政府，是「明」的，而電視、電影裏，甚至於日常生活中，我們是否也體驗到黑道收取的「保護費」呢？
有些時候有些人還「甘心」且「主動地」繳交保護費，但對繳稅給政府卻迭有怨言，原因是某些幫派有時還真能有保護之實，而人民卻時常感受不到繳稅的好處呢！
這種對比已觸及問題的核心，此即「保護費」和「稅負」是同義的，如果將保護費換成「服務費」這個順眼、好聽的名詞，就更加清楚了。因此，難怪有人認為政府和幫派只是「白道」與「黑道」不同的稱呼罷了。不過，黑道當然是被唾棄的，因其通常是利用「暴力」強取保護費，往往不是保護而是做魚肉良民的勾當。反之，政府應是幫人民剷除黑道淫威、服務人民的機構，如果不能如此，或者竟然反其道而行，與黑道又有何異？更有甚者，若政府的執法人員明着做起黑道的相同行徑，或與黑道掛勾。則危害豈不更甚？而這種事例，無論中外還都不少見呢！
如何公平納稅
至此，我們已經說到重點，就是因為我們需要政府服務，才需要以「稅」作為「服務費」。根源是人民需要政府服務，而後才有稅的出現，主動權應操在一般民眾手裏，這也就是民主社會裏的現象，一旦本末倒置，就是專制極權社會了。不過，由於每一個人都多多少少具有「白搭車」、「吃免費午餐」的劣根性，往往只願意享受服務而不付費，或只付小小的費用而希望得到更多的服務，於是就有「如何公平納稅」的課題，也才發展出財政學或公共經濟學的專門學問。
由於我們需要政府服務，政府的出現乃有其必要性、不可或缺性，因而政府並非營利機構，其運作或服務所需的資源無法無中生有，於是乃有稅收的出現，而這也就是「人民出錢」請「政府辦事」的具體顯現。在此原則下，一個民主社會裏，若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並非人民所求，或其服務不能滿足絕大多數人民，其結果不是人民抗稅，就是當政者被趕下台。
徵得大多數人同意
解說過繳稅道理後，接着就是如何繳稅的課題。無論何種稅負，都脫離不了「公平」和「效率」兩個準則。租稅是否打擊工作意願或投資意願，肇致資源無效率使用，是效率面課題，譬如稅率過高會打擊投資意願，所得稅率過高則難免有害工作意願。在公平性方面，由於涉及個人主觀性的價值判斷，難度更高，譬如對高消費者課稅，但如何認定高消費者就是個見仁見智的課題。
總之，課稅問題不可能皆大歡喜，關鍵是：稅收是否合適地用之於民？有無浪費情事？稅率和稅制的訂定，以及稅收用於何處，有否徵得大多數人民的同意？由這些角度去觀察政府的行為是否有必要才有意義。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