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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七０年代末起，共產國家就風起雲湧放棄共產體制，向市場經濟傾斜。蘇聯和東歐諸國，以及中國等指標國，都紛紛採取開放市場、放權讓利措施，儘管在政治體制上有些國家仍堅持威權作風，如中國，但在經濟層面卻不得不往自由開放大步前進。共產世界是這種情況，在民主自由世界裏，政府在經濟舞台所扮演的角色有過激烈的變化，我們可經由經濟思潮的演化來了解。
一般而言，經濟科學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開始，以迄馬夏爾（A. Marshall,1842~1924）的新古典經濟學，都主張物品和勞務的交易皆由市場自由操作完成的，政府在經濟體系中可說毫無地位可言。經由市場機能的運作，社會資源即能達到最適分派的境界。
經濟大恐慌的挑戰
這種境界受到兩方面的挑戰，一為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大量失業，使經濟學家發現凱因斯經濟學才是救世之論。於是乎，政府以政策創造有效總合需求，來促進經濟成長以解決失業的方式，遂成為要角。
另一方面，傳統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市場受到庇古（A. C. Pigou,1877~1959）的嚴厲批判。這位「混合經濟」觀念的創始者，在其一九二０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中提出了「外部性」和「社會成本」兩個概念，認為市場並不像新古典理論所假設的那般完美。
庇古指出，經濟行為人的行為在「無意」間難免對別人造成「傷害」或「有利」，這種外部性無法被決策者考慮進來(污染即為一例)，其結果是一種社會負擔的成本，勢必造成浪費。換句話說，自由市場機能並不必然產生新古典理論所假設的最適結果。完全競爭所假設的模型與實際間產生了諸如「獨佔」與「共用財」的缺口，資源分配因之受到損害，這些缺口必須經由政府出面糾正。糾正的方法是：合法擴大政府的經濟角色，來將產業組織運作所產生的外部性予以「內化」。在政府的干預下，「市場失靈」將可被改正，而再度保證社會資源被有效率的使用。在凱因斯的有效需求理論和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庇護下，政府於是躍上經濟舞台，不旋踵即爬上了主角的地位。
凱因斯理論的風光到一九六０年代末期「停滯膨脹」(Stagflation)產生後，重貨幣學派、供給面經濟學者，以及理性預期學派相繼興起，紛紛對之作無情且致命的撻伐，終使其黯然失色。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福利經濟學的文獻都充分解釋市場的不完全性，也說明了政府干預的合理性，甚且進而產生新而更有力的集體干預手段，如「環境經濟學」就是其產物。不過，至少從一九六０年代起，即有一批新生代經濟學家已開始致力於研究政府干預的極限和缺點，理論上較為重要的是「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學說，實證上則推「管制經濟學」(Regulation Economics)為首要。
集體干預能否善用？
布坎南(James Buchanan，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領銜的公共選擇學者認為，指明市場體系的不完全性，使我們更清楚集體干預的效果，以及由政府當局支配工具使經濟體系更趨完美，當然是很好的。問題是，政府是否將這些工具作最佳使用？如何保證？又有誰可以保證政府的決策能真實的反映集體意願？即使「決策」正確而能代表集體利益，誰又能保證政府行為的結果能符合立法者的意思？他們指出，政府不是萬能的上帝，它也是由個人所組成的，人的本性並沒有變。一個人不管是受私部門或公部門僱用，有機會他也照樣會追求其個人滿足的極大。他們得到一個矛盾的結論：在私部門廠商中，個人行為較與公益調和；而在官僚體系內的個人，卻更有機會來得到更多自由，以滿足私利。
公共選擇學者基本上認為，如果存在着「完美」行政系統，則由政府出面來保證公益，是可以糾正市場經濟的不完全。但事實結果，卻往往相反，他們所提供的答案中，最重要的為「官僚」(Bureaucracy)理論。該理論認為政府行為有三種自發性的不利：一為缺少競爭，其結果是追求成本極小的壓力消失了，生產成本提升將使社會大眾支付較多成本，卻無法得到相對多的服務。二為政府服務往往生產過度，此因許多政府部門都是「獨佔」的，普遍存在「過多投資」的現象。即使需求沒有增加，生產也會提高，因而造成「社會浪費」，這跟私部門的獨佔情況沒有兩樣。三為控制的無效率，政府系由人民選出的代表監督，但政治力量往往無法正確代表全體人民的集體意願，實際上總是產生過度消費，圖利特定的某一群人之結果。因此，市場失靈固然需要糾正，但由政府來擔此重任卻也產生了「政府失靈」，而後者的弊害似乎更大。
社會計劃價值何在？
管制經濟學旨在分析政府干預的成本和效益。其興起的背景有二：一為一九六０年代美國大社會計劃的失敗；二為經濟學的長足進步，尤其是資訊獲取技巧以及個體經濟理論的更新。他們的實證工作特別在下列三方面有所表現：其一，自美國甘迺迪、詹森總統以來，花下大筆經費的社會計劃，諸如掃除貧窮、都市更新、社會安全、種族整合等等，這些計劃對美國民眾的利益何在？特別是那些需要刻意照顧者是否真的受益？其二，美國聯邦政府對企業的「經濟」、「社會」管制，舉凡貿易、食品、藥物、職業安全、健康保險、航空和交通等等的管制，是否真的改正了「資本主義的浪費」和「市場無效率」？其三，美國政府的許多特定立法，如最低工資率、失業保險、土地規劃和房屋立法、消費者保護、高中教育補貼、藥物和犯罪的制止、反污染(噪音、黑煙、污水)等等立法，到底有否達成其肩負的目的？
管制經濟學者所要探究的是：管制的結果，是改進資源的分配或抑制呢？美國人民的福利在政府的管制之下，是否真的增進了呢？
一般而言，二十多年來的實證研究顯示：在管制之前已獨佔的企業，並沒有因為管制而有明顯變動，而管制也沒有改變價格的歧視。至於寡佔的企業，如航空和貨運業，管制之前的價格竟然遠較管制之後的價格為低。
受保護者反而受害
關於掃除貧窮，最低工資法、所得重分配法案以及社會安全等方面立法的評估結果，大多發現與政策目標相違背。結論是：應受保護者反成受害者，而得利者則是利益團體或是中產階級。此外，在消費者立法保護上，實證也顯示，消費者並非受益者，反而是特定生產者得到了庇護。基本原因在於：立法管制前，責任鑑定完全由使用者負擔，他們以學習的方式來反映不好的產品，使其在需求減低下被淘汰；而在立法之後，由於學習成本的下降，他們本身乃疏於警覺，只憑藉政府管制之力來保護自己，一旦管制失效，受害的程度往往更大。另一方面，消費者立法的政府管制負責人，其行為像警察而不是消費者和產品的保護者及改進者。舉例來說，美國藥物管制之後的劣藥並不比管制前少，但管制之後的新藥出現速度卻顯着降低，對於消費者的福祉非但沒增，倒是減少了。
在新生代經濟學家的理論和實證雙重交逼下，「政府失靈」愈見明顯，修補的大原則無非是「減低對政府干預的依賴」，以及「依循市場經濟的邏輯運作」。簡單的說，就是讓「自由經濟」重回舞台。
弗利曼在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這本書的一九八二年版前言裏曾說過，當一九六二年該書出版時，由於其論點並非「主流」，幾乎沒有報章雜誌理它，而其在一九八０年出版的《選擇的自由》(Free to Choose)一書卻被所有主要的傳播媒體競相報導，銷售量甚為驚人，該內容的電視節目也甚為轟動，而且至少被譯成十二種不同的文字。這兩本書同樣都是自由經濟的哲理，兩本書所受待遇的差別，恰可代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經濟思潮的演變，他又舉出一九六四年高德華的慘敗，而一九八０年雷根的大勝(兩者的信念一致)，也是自由經濟思潮復活的另一明證。
又走回私有化老路
一九八０年代以來，美國不斷的出售公營企業，在教育、醫療、住宅等方面也明顯走向私有化；英國政府堅持「私有化」政策，將許多公營企業拋售；社會主義的法國在一九八一年將銀行及多個他種產業收歸國有之後，但隨即在一九八０年代中期之後也不得不強烈的步向「私有化」及「反管制」的道路；而墨西哥、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也都賣出一些公營企業，而且又計劃賣出更多。令人訝異的是，中國也以超速腳步趕搭私有經濟體制的列車。凡此種種都是「經濟自由」再度抬頭的鐵證。
海耶克(F. A. Hayek,1899~1992)在一九七四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及其後多位崇尚自由經濟思想者陸續得到該獎的事實，也應就是這種現象和趨勢的反映，這種趨勢可用「自由經濟」的抬頭，也可用「政府退位」、「市場重生」稱之，甚至可用爭議性較大的「尊重個人自由」、「個人主義抬頭」來表示。當一九九０年代高科技突飛猛進，網際網路一日千里發展，如趨勢專家大前研一所言，在四個「I」—「投資」(invest)、「產業」(industry)、「資訊」(information)和「個人消費者」(individual consumer)的帶動下，「經濟無國界」逐漸明朗，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出現更帶動此趨勢，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潮流的沛然莫之能御，致「民族國家的終結」(大前研一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一本書名)話語出現了。在此情況下，政府的角色也有更大的變化，尤其在經濟層面上也應該力量更小才對。不過，正如弗利曼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特地為其台灣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中譯本所寫的序言所說的：
「我很高興，《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文版能在台灣發行。
雖然該書英文第一版發行於三十年前，但該書所揭櫫的理念乃是永恆的。那些理念適用於三十年前，也適用於今日的環境，而就某些層次言，可說更切合當前的局勢，政府干預市場的年代已因輿論而有所改變；當年批判政府干預屬於極端且激進的論點如今已廣被接受。儘管如此，政府干預的行為並未隨着觀念的改變而同等變化。
相反的，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政府的角色自一九六０年代以來，非但沒有減弱，且有增強之勢，今天的政府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分，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
共產主義的瓦解使我們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任何事情都是正確的。其實不然，似乎我們正努力走向五十年前的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而共產主義國家卻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年前我們所處的國家之型態。
……
……以美國為例，我確信反轉目前的方向且改行縮小政府規模和減少侵犯個人事務是極為迫切的作法。我們的行為有必要配合我們所說的話。
……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贏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
那麼，在全球化熱潮、民族國家面臨終結的大環境下，政府的規模為何不見得會縮小呢？當二００八年全球金融海嘯淹沒全球之後，自由市場又受到攻擊，政府管制再次大行其道，尤其各國政府「印鈔救市」、大量舉債來救經濟、拼經濟，以致「大債時代」來臨，而天災人禍愈演愈烈，在在考驗卑微渺小人類的智慧，是否該停止追求無止境經濟成長了呢？
大家一起來過「簡樸生活」！
前台灣行政院長張俊雄，曾要求各部會首長朝美國詩人愛默生所說的「簡樸生活，高超思維」生活模式去落實。不料卻引來冷嘲熱諷，尤其在台灣經濟景氣被認為低迷的時刻，更被指責為雪上加霜。不過，個人倒是舉雙手贊成，徹底執行，也期盼全民響應。如此，「永續發展」才不會只是一場夢。且讓我從李家同教授的〈癌症細胞〉一文談起。
李教授在該文中描述其「癌症醫生」朋友老張，收入高得不得了，卻過着簡樸生活，每次都坐公車參與聚會，從不大吃大喝，但對他人的經濟困難會慷慨解囊。六十二歲時老張退休，原因是得了癌症，只剩幾個月的生命，他的兒子也是癌症醫生。讓人納悶的是，老張不久就去世了，同學都收到訃聞，除了絕對婉謝花圈這些玩意兒外，還有一個「參加者都在指定地點坐他們家租的遊覽車去」的要求。
葬禮時由老張兒子的致詞中揭曉老張這麼快去世的謎底，原來他從頭到尾沒有接受治療。老張還特地錄製一卷錄影帶在其喪禮中播映，他在影帶中說癌症細胞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癌症細胞的分裂永遠不會停止，於是將人體中其他正常細胞的養分吸得一乾二淨。老張認為健康的人都是癌症細胞，因為健康所以吃得多；因為有錢，所以消耗掉大量資源。可是，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有些人用得多，其他人就要倒霉了。
老張在錄影帶中提醒參與喪禮者：「如果全球的人都像我們這樣地吃遠洋的魚，全地球海里的魚只夠我們吃一天。」老張也對與會者提出：「如果全世界都像我們一樣地享受，地球上的資源能撐多久？」這個問題。他舉例說：四十年後，石油就用光了。
為何老張不接受治療？他的兒子並沒有解釋，但李教授由影帶中看出，老張對於自己的生活好感到內疚，所以他一直儘量過得很簡單。非洲大批人得到愛滋病卻無人得到任何治療，老張雖熱愛生命卻不願自己的生命影響了別人，他不願意自己太健康，因為太健康就是癌症細胞。老張是提到了自己的病，說它不可能痊癒，即使花了很多錢治療，頂多可再活三至四年，這段期間他能做的非常少，卻得花費人類大量的醫療資源。他在臨死之前捐了一大筆錢給一家慈善機構，專作醫治非洲愛滋病人之用。
李家同教授感同身受之餘，日常生活也身體力行趨向簡單，也認同「我們不能生活得太好，我們不該是癌症細胞，我們應該將青山綠水留給下一代，留給別人」的生活原則。畢竟人類自一九七０年代以來就愈來愈感受到資源的相對貧困。可是，為何「節約」、「安貧樂道」等等口號喊得喧天價響，收效依舊有限呢？我們但見崇尚名牌、炫耀性消費依然是時尚，而前些年在台灣掀起的「卡債、卡奴」問題，其中有部分就是消費至上，甚至是「享受至上」行為的反映。
在這裏，我們必須嚴肅的提醒，「強調消費、鼓勵消費」的凱因斯理論，以至於總體經濟學中「以消費提升經濟成長率」的理念和政策，都應重新思考。此外，當代基本經濟學以「自利」作為「行為動機」和「極大化生產和欲望」為基本原則，甚至於將「技術進步」、「創新」作為永續發展萬能丹的觀念，也都必須重新檢視。尤其地球暖化嚴重、天災人禍愈見頻繁的此刻，更是冷靜檢討的良機。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