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閻連科獲獎演說，所獲獎項為香港第六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文學獎首獎
女士們、先生們、同學們及尊敬的評委：
在這個莊重的場合、莊重的授獎活動中，請允許我首先說一個真實的故事：不久之前，我在香港的科技大學以教書的名譽，有了一段海邊的天堂生活。五月的一天，夜裏熟睡至早上五點多鐘，正在美夢中沉浸安閒時，床頭的手機響了。這一響，我愈是不接，它愈是響得連續而急湊。最後熬持不過，只好厭煩地起身，拿起手機一看，是我姐姐從內地——我的河南老家打來的。問有什麼事情？姐姐說，母親昨天夜裏做了一個夢，夢見你因為寫作犯了很大的錯誤，受了嚴重處分後，你害怕蹲監，就跪在地上求人磕頭，結果額門上磕得鮮血淋漓，差一點昏死過去。所以，母親一定讓姐姐天不亮就給我打個電話，問一個究竟明白。
最後，姐姐在電話上問我，你沒事情吧？
我說沒事，很好呀。
姐姐說，真的沒事？
我說，真的沒事，哪兒都好。
末了，姐姐掛了電話。而我，從這一刻起，想起了作家、文學和寫作的卑微。——從此，「卑微」這兩個字，就刀刻在了我腦絡的深皺間，一天一天，分分秒秒，只要想到文學，它就浮現出來，不僅不肯消失，而且是愈發的鮮明和尖銳，一如釘在磚牆上的鐵釘，紅磚已經腐爛，鏽釘卻還鮮明的突出在那面磚牆上。直到七月中旬，我因訪從美國回到北京，時差每天都如腦子裏倒轉的風輪，接着，又得到《日熄》獲得「紅樓夢獎」的消息，於是，就在不息的失眠中，不息地追問一個問題：曹雪芹為什麼要用畢生的精力，竭儘自己的靈魂之墨，來寫這部曠世奇書《紅樓夢》？真的是如他所說，是因為「一技無成，半生潦倒」，才要「編訴一集，悅世之目、破人之愁」嗎？如果是，在他這種「悅世之目、破人之愁」的寫作態度中，就不僅絲毫沒有文學的卑微，而且，還有着足夠的信心，去相信文學的尊嚴和它的堅硬與崇高。
可是，今天的作家，除了我們任何人的天賦才情，都無法與曹雪芹相提並論外，誰還有對文學的力量、尊嚴懷着堅硬的信任？誰還敢、還能說自己的寫作，是為了「悅世之目、破人之愁」？當文學面對現實，作家面對權力和人性極度的複雜時，有幾人能不感到文學與作家的虛無與卑微？作家與文學，在今天的中國，真是低到了塵埃里去，可還又覺得高了出來，絆了社會和別人前行的腳步。
今天，我們在這兒談論某一種文學，談論這種文學的可能，換一個場域，會被更多的人視為是蟻蟲崇拜飛蛾所向望的光；是《動物莊園》裏的牲靈們，對未來的憂傷和憧憬。而且，今天文學的理想、夢想、崇高及對人的認識——愛、自由、價值、情感、人性和靈魂的追求等，在現實中是和所有的金錢、利益、國家、主義、權力混為一潭、不能分開的。也不允許分開的。
這樣，就有一種作家與文學，在今天現實中的存在，顯得特別的不合時宜，如野草與城市的中央公園，荊棵與都市的肺部森林，卑微到荒野與遠郊，人們也還覺得它佔有了現實或大地的位置。當下，中國的文學——無論是真的能夠走出去，作為世界文學的組成，還是雷聲之下，大地干薄，僅僅只能是作為亞洲文學的一個部分，文學中的不少作家，都在這種部分和組成中，無力而卑微地寫作，如同盛世中那些「打醬油的人」，走在盛大集會的邊道上。
於國家，它只是巨大花園中的幾株野草；於藝術，也只是個人的一種生存與呼吸。確實而言，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現實，還需要不需要我們所謂的文學，不知道文學創造在現實中還有多少意義，如同一個人活着，總是必須面對某種有力而必然的死亡。存在、無意義，出版的失敗和寫作的惘然，加之龐大的市場與媒體的操弄及權令、權規的限制，這就構成了一個作家在現實中寫作的巨大的卑微。
然而，因為卑微，卻還要寫作；因為卑微，才還要寫作；因為卑微，卻只能寫作。於是，又形成了一個被人們忽略、忽視的循環悖論：作家因為卑微而寫作，因為寫作而卑微；愈寫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寫作。這就如堂吉訶德面對西班牙大地上的風車樣，似乎風車是為堂吉訶德而生，堂吉訶德是為風車而來。可是意義呢？這種風車與堂吉訶德共生共存的意義在哪兒？！
難道，真的是無意義就是意義嗎？
記得十餘年前在長篇小說《丁莊夢》和《風雅頌》的寫作之初，面對現實與世界，我是經過自覺並自我而嚴格的一審再審，一查再查，可今天回頭來看這些作品的寫作與出版，到底還有多少藝術的蘊含呢？
《四書》《炸裂志》《日熄》，這一系列的寫作與出版，閱讀與批評，爭論與禁止，其實正構成了作家與現實如堂吉訶德與風車樣無休止的對峙、妥協；再對峙、再妥協；再妥協，再對峙的寫作關係。可到事情的尾末，不是風車戰勝了堂吉訶德，而是堂吉訶德戰勝不了自己的生命。戰勝不了藝術與時間的殘酷。是作家自己，懷疑自己文學中藝術量存在的多寡與強弱。
事情正是如此，風，可以無休止地吹；風車，可以無盡止地轉，而堂吉訶德，終於在時間中耗盡了生命的氣力，交械給了風車和土地。生命在時間面前，就像落葉在秋風和寒冬之中；而藝術，在時間和大地面前，就像一個人面對墳墓的美麗。如此，在這兒，在世界各地，我總是面對某種文學的藝術，默默含笑，誠實而敦厚地說：現在，中國好得多了。真的好得多了。
若為三十多年前，你為文學、為藝術，寫了「不該寫」的東西，可能會蹲監、殺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今天，我不是還很好的站在這兒嗎？不是還可以領獎、遊覽和與你們一塊說笑、吃飯並談論文學與藝術嗎？
請不要說我這是一種阿Q精神，甚至也不要說是堂吉訶德的收穫。我清晰地明白，這是一種寫作對一種卑微的認識，對卑微的認同。更重要的，是我和我的文學，對卑微的認領——自我而主動的認領！希望通過自我、自覺的認領，可以對卑微有些微的拯救，並希望通過被拯救的卑微，來拯救自己的寫作；支撐自己的寫作。
在這兒，卑微不僅是一種存在和力量，還是一種作家與文學存在的本身。因為卑微而寫作，為着卑微而寫作；愈寫作愈卑微，愈卑微愈寫作。事情就是這樣——文學為卑微而存在，卑微為文學的藝術而等待。而我，是卑微主動而自覺的認領者。卑微，今後將是我文學的一切，也是我生活的一切。關於我和我所有的文學，都將緣於卑微而生，緣於卑微而在。沒有卑微，就沒有我們（我）的文學。沒有卑微，就沒有那個叫閻連科的人。卑微在他，不僅是一種生命，還是一種文學的永恆；是他人生中生命、文學與藝術的一切。
在《一千零一夜》中那則著名的「神馬」的故事裏，神馬本來是一架非常普通的木製馬匹，可在那人造木馬的耳後，有一顆小小的木釘，只要將那顆木釘輕輕按下，那木馬就會飛向天空，飛到遠方；飛到任何的地方。現在，我想我的卑微，就是那顆小小的木釘；我的文學，可能就是能夠帶我飛向天空和任何一個地方的木馬。當我沒有卑微的存在，當我的卑微也一併被人剝奪，那麼，那個木馬就真的死了，真的哪也不能去了。所以，我常常感謝卑微。感謝卑微的存在；感謝卑微使我不斷地寫作。並感謝因為寫作，而更加養大的那個作家內心那巨大的卑微。這個卑微，在這兒超越了生活、寫作、出版、閱讀，尤其遠遠超過了我們說的現實與世界、權令和權規的限制及作家的生存，而成為一個人生命的本身；成為一個作家與寫作的本身。它與生俱來，也必將與我終生同在。也因此，它使我從那飛翔的神馬，想到了神馬可至的另外一個遙遠國度的宮殿。
有一天，皇帝帶着一位詩人（作家）去參觀那座迷宮般的宮殿。面對那結構複雜、巍峨壯觀的宮殿，詩人沉吟片刻，吟出了一首短詩。在這首短極的詩里，包含了宮殿的全部結構、建築、擺設和一切的花草樹木。於是，皇帝大喝一聲：「詩人，你搶走了我的宮殿！」又於是，劊子手手起刀落，結果了這個詩人的性命。就在這則《皇宮的寓言》裏，詩人或作家的生命消失了。可是，這是一則悲劇嗎？不是。絕然不是！這是一出悲壯的頌歌。歌頌了詩人的才華、詩人的力量和詩人如同宮殿般壯美的天賦。而我們呢？不要說一首短詩，就是一首長詩，一部長篇，一部浩瀚的巨製，又怎能包含整個宮殿或現實世界中哪怕部分的瓦礫和花草呢？
我們的死，不死與一首詩包含了全部的宮殿，而死於一百首詩，都不包含宮殿的片瓦寸草。一百部長篇也難有多少現實的豐富、扭曲、複雜和前所未有的深刻與荒誕。這就是我們的卑微。是卑微的結果，是卑微的所獲。所以，我們為卑微而活着，因為卑微而寫作，也必將因為卑微而死亡。
而今，「紅樓夢獎」授於《日熄》這部小說，我想，也正緣於評委們看到了一個或一代、幾代卑微的作家與寫作的存在，看到了作家們卑微的掙扎和卑微因為卑微而可能的縮命般的死亡。因此，尊敬的評委們，也才要把「紅樓夢獎」授於用卑微之筆寫就的《日熄》，授於認領了卑微的我，要給卑微以安撫，給卑微以力量，以求卑微可以以生命的名譽，生存下來，使其既能立行於宮殿，又能自由含笑地走出宮殿的大門；讓詩人既可在宮殿之內，也可在宮殿之外；可在邊界之內，也可在邊界之外；從而使他（她）的寫作，儘可能地超越現實，超越國度，超越所有的界限，回歸到人與文學的生命、人性和靈魂之根本，使詩人及他的卑微可以繼續的活着並吟唱；使作家相信，卑微既是一種生存、生命和實在，可也還是一種理想、力量和藝術的永遠；是藝術永久的未來。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偉大與永恆。使作家相信卑微的生命和力量，甘願卑微，承受卑微，持久乃至永遠地因為卑微而寫作，為着卑微而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