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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連科:讓理性成為社會的脊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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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今天中日領土問題的喧囂和糾紛, 這段時間我完全停止了寫作,每天都在關注可能到來的更多渠道的新聞。我百想千問,那個扯不斷、理還亂的島嶼,它怎麼會成為一個人人懷抱不放的火球呢?誰能把這個火球的烈焰熄滅呢?誰能讓政治家們把這個火球放置一邊,坐下來喝一杯涼茶,平心靜氣地談話呢?讀了村上春樹先生《劣質酒的醉態》這篇適時之文,和他在耶路撒冷獲獎時發表的關於雞蛋和石頭我站在雞蛋一邊的那篇莊重的感言一樣,這篇...

面對今天中日領土問題的喧囂和糾紛, 這段時間我完全停止了寫作,每天都在關注可能到來的更多渠道的新聞。 
我百想千問,那個「扯不斷、理還亂」的島嶼,它怎麼會成為一個人人懷抱不放的火球呢?誰能把這個火球的烈焰熄滅呢?誰能讓政治家們把這個火球放置一邊,坐下來喝一杯涼茶,平心靜氣地談話呢?

讀了村上春樹先生《劣質酒的醉態》這篇適時之文,和他在耶路撒冷獲獎時發表的「關於雞蛋和石頭我站在雞蛋一邊」的那篇莊重的感言一樣,這篇文章使人感慨,使人對他產生一種超越於文學的敬重。於此之間,在中國還看到大江健三郎先生對目前關於中日領土問題的看法和論談,同樣讓人一如既往地對這位至尊長者的敬重倍至倍加。我渴望聽到更加理性的分析和聲音。當然,也渴望看到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們對此的看法和言論。
村上春樹寫道,進入國民感情的領域,「就像喝了劣質酒一樣」,「劣質酒不過幾杯就能把人灌醉,讓你頭腦充血,嗓門變大,動作粗暴起來……,不過喧鬧過後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頭痛欲裂而已。」
日本作家可以率先對關乎中日兩國命運同時又命若琴弦的東亞局勢發表明洞而理性的見解,這是他們令人敬重的作為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寫作者的不凡,相比之下,我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就顯得遲鈍和麻木,自愧弗如了。
「作為亞洲作家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寫道,他很擔心最近的這些爭端「會嚴重破壞我們(在不斷深入的文化交流與對亞洲鄰居們的理解方面)穩步取得的成果」 。
我非常明白村上先生說的東亞地區文化、文學圈建立的不易和艱辛。然而,文化、文學在歷史與現實面前總是顯得那麼弱小,不禁風吹,不堪一擊。自史而起,每次兩國與領土相關風波的到來,文學與文化都會首先受到衝擊和傷害。我常常感慨,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的特殊與特定的時期里,需要文化、文學拋頭露面時,文化與文學會如高高掛起的燈籠樣招搖且醒目,而到了「不合時宜」時,這些燈籠就會被首先摘取下來,置放於無人的角落。
我一次次地祈禱,什麼事情你們都在以你們的意志發生着,但千萬、千萬,別以你們的意志發生那些又一次生靈塗炭的槍聲和炮擊!中日之間那二戰的教訓,直到今天都還血紅在每個沒有色盲的人們和世界上所有擁有溫柔、敏感的心靈中。
「我們都是人類,」2009年,村上春樹在以色列發表了那篇有力的耶路撒冷文學獎領獎詞:「超越國籍、種族和宗教,我們都只是一枚面對體制高牆的脆弱雞蛋。無論怎麼看,我們都毫無勝算。牆實在是太高、太堅硬,也太過冷酷了。戰勝它的唯一可能,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每個靈魂都是獨一無二的,只來自於我們全心相信靈魂彼此融合,所能產生的溫暖。 」
我贊同村上春樹的說法。戰爭實在是太為可怕的災難,對於廣大民眾和最為普通的人們,戰爭沒有所謂的輸贏。一旦有了戰爭的發生,作為百姓的民眾,永遠是必就的輸家。死亡和墳墓,是戰爭留給普通人必就的歸宿。在戰爭面前,我們所有人都是脆弱的蛋。
這個時候,理性的聲音是多麼的珍貴和重要。如果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可以站出來理性地說話,而不是發泄憤恨和情緒,不是冷眼旁觀和隔岸觀火,也許可以讓人們的情緒稍稍冷落下來,可以給那些因為領土或藉故領土之爭而激憤的人們端去一杯涼茶——我是多麼可以體會一個作家或知識分子在龐雜社會中的幼弱和無力——可如果我們努力這樣去做了,那也是知識分子或作家們的有用之處。
說到村上春樹與其它日本作家的書在中國的書店因為當前時局被書店下架一事,我是看了這篇文章才驚異得知的。前天,我和福島香織女士(日本自由撰稿人)在萬聖書苑見面,那家書店的日本文學都還如往日一樣擺在那兒。
但我相信,村上說的事情,一定在中國有所發生。中國很大,中國眾多的人每天都生活在焦慮之中,連他們自己都無法說清,他們為什麼焦慮、為誰而焦慮。這種焦慮,總是在煎熬中等待一個排泄的窗口和渠道。也正是這樣,才會發生那些在遊行中不光令你們、更令我們感到羞愧的打、砸之事。不過,我作為一個中國作家,一邊痛恨那些打砸者,一邊又總是理解他們內心的無奈和居多時候的無助。
所以,就是有的書店把一部分日本書籍從書架上下架,我心裏知道這種荒唐和不該,但又多少理解那些書店人員的某種擔憂。「在今天的中國,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我總是從文學的角度去這樣講說,又總是在自己心裏,會有些無奈的苦笑和眼淚。
八月初,我剛寫完新長篇的初稿,在那部長篇小說故事的後半部,瀰漫的就是這種非理性混亂的可笑和可怕。甚至,小說故事最後寫到的,就是現在——當下中國和日本正在發生的。就是今天我們擔心和看到的。我為我的寫作感到尷尬,這部小說不是一部非理性的預言和寓言,而是我想像力的短淺和弱薄。現在我還不知道如何重新去處理這部小說的結尾,但它卻讓我更清楚地感受到,無論中國或日本,再或東亞各國乃至世界上的眾多國家,如果知識分子的理性不成為這個國家、民族今天和明天社會發展的脊樑,那麼,悲劇和陷阱,就隨時會出現在民族和百姓的腳下,就每天都隱埋在這個國家每個家庭的某個角落。
對於領土、政治和軍事,說心裏話,我幾乎是個白痴。但對於中國的、亞洲的和世界文學與文化的愛,我的虔誠一定超越那些一味、一味傾心或藉故國土面積的人。
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是多麼渴望,讓政治歸政治,讓文化歸文化。政治動盪時,千萬不要首先掐息文化與文學這根讓世界各國人們心靈相牽的血脈和藤蔓。說到底,文化與文學是人類存在的最為深層的根須,是中、日兩國和東亞地區人們彼此相愛的根本的脈管。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當文化、文學被冷落、泯滅時,面積還有意義嗎?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紐約時報中文版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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