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的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始人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也認為宇宙中的秩序和規律是神的力量的體現。他強調，科學尚未能證明或否定神的存在，因為人類的感知能力和科學的範圍是有限的。
1992年，耶魯大學物理學家亨利‧馬吉諾博士（Henry Margenau,1901—1997）和著名作家羅伊‧亞伯拉罕‧瓦吉斯先生（Roy Abraham Varghese,1957—）綜合了62位世界級科學家（包括24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觀點，出版了《宇宙、生物、理論：科學家反思科學、上帝以及宇宙、生命和人的起源》（Cosmos, bios, theos: scientists reflect on science, God,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e, life, and homo sapiens）⁵⁵²。
這本書得出的結論是，對於自然界的統一規律、宇宙萬物的精密設計，「只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宇宙、萬物和生命只能由一位全能、全知的神所創造。
我們在前三章已經詳細論述了人體器官、系統、基因等的精妙複雜，如果不用造物主的設計和創造來解釋的話，根本無法理解。
美國著名分子生物學克里克博士（Francis Crick）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的理論，並獲得了諾貝爾獎。他曾表示，生命的起源似乎近乎是個奇蹟，因為要滿足這過程所需的條件非常多。
澳大利亞分子生物學家和微生物學家麥克里迪教授（Ian Macreadie）強調了生物的複雜性和遺傳突變，認為「很明顯，所有生物在起初時，都是被精心設計和創造的」。
世界上的很多學問都可以允許多個理論體系同時存在，而在人類和物種的起源這個重大命題上，當達爾文1859年提出「進化假說」斷言說人是猴子進化來的，直接否定了人和萬物被創造的可能性，卻似乎成為了唯一被正統醫學承認的、關於生命起源的理論。
一百六十多年來，被這個錯誤的進化假說思想長期灌輸的一代代科學家們，越來越淡化了人與神之間的聯繫，人類的倫理道德觀念也越來越被忽視，日積月累，居然用科學技術作為一種工具，做出克隆人這樣違背傳統的事情。
二、進化假說使科學失去倫理道德
像克隆人這樣的事件，是科學技術使人類變異的直接表現，而且也體現了人對造物主的不敬。它是科學被進化假說帶到物質層面的表現，從根本上忽視了人的倫理道德，成為了生命科學亂象層出不窮的一個典型代表。
當提到倫理道德時，大多數人會想到區分正確與錯誤的黃金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希波克拉底誓言》一直是世界各國醫生的重要行醫準則，其中一條是「首先不要傷害」（First Do No Harm）。
人們意識到，科學如果要保持一個正確的發展方向，是需要倫理道德來約束的⁵⁵³。一個正規的人體臨床實驗，要通過醫學倫理委員會的嚴格審查。如果審批不通過，就不能做。成立於1993年的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IBC），就是一個負責追蹤生命科學及其應用、確保尊重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機構⁵⁵⁴。
可是在近代科學發展過程中，在生物醫療領域卻出現了倫理道德的敗壞。一向以治病救人、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生，是歷來被尊崇的職業。可事實上呢？讓我們來看兩個發生在近現代的真實案例。
2.1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塔斯基吉（Tuskegee）是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一個小鎮，這裏坐落着一所1881年創辦的、歷史悠久的私立黑人大學──塔斯基吉大學（Tuskegee University）。
1932年至1972年，美國公共衛生局（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簡稱USPHS）與塔斯基吉大學合作，以免費治療為名，把亞拉巴馬州399名感染了梅毒的非洲裔男子當作實驗對象，其實是為了秘密研究梅毒對人體的危害，而病人其實未被告知罹患梅毒的實情，只被告知他們得的是「壞血病」（bad blood），他們也未得到任何真正的治療。
梅毒是一種由梅毒螺旋體細菌引起的性傳播疾病，可引起口腔和恥骨周圍的潰瘍和皮疹。如果不及時治療，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併發症，甚至死亡。
1932年實驗開始時，梅毒是無藥可醫的絕症，但到了1943年，醫學界發現青黴素可有效醫治梅毒後，按照倫理學原則，應該給這些患者儘早使用有效的藥物治療。可是研究人員為了能夠繼續研究梅毒，讓這些梅毒感染者誤以為在接受針對梅毒的「粉紅藥」（Pink medicine）治療，其實只是給患者使用了阿斯匹林和鐵補充劑。
受害者中有128人死於梅毒或併發症，40人的妻子受感染，19人的孩子出生後確診患了先天性梅毒。
1972年，美國公共衛生局流行病學家彼得‧布克斯頓（Peter Buxtun）向媒體揭露此事，該實驗才終止。1997年，美國政府對受害者作出賠償及公開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uskegee Syphilis Study）嚴重違反人類醫學研究的倫理原則。當今很多非裔美國人受到心理陰影的影響，至今不願意獻血。
美國公共衛生部性病部門的主管約翰‧海勒醫生（Dr John Heller）曾說過：「總體來說，醫生們和公務員們只是單純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其中的一些只是服從命令，另一些則是為了科學的榮耀而工作。」（Some merely followed orders, others worked for the glory of science.）
可見，現代生物醫學似乎被帶入了一個漠視生命、漠視道德的誤區，醫生的「學術研究」可以變成一個冠冕堂皇的幌子，公然傷害被研究對象，即使重大疾病也不予有效救治。這已經違背了人的基本良心。
發生在黑人群體之中也並非偶然。種族主義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也跟進化假說有關。在紀錄片《驚世海行記》（Darwin: The Voyage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劍橋大學的生物學歷史學家彼得‧保勒（Peter Bowler,1944—）提到了達爾文認為的一種觀念，即除了白人以外的其它種族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都不具備成為文明人的能力，相對來說處於較早期的人類生物進化階段。⁵⁵⁵
2.2血腥的中國器官移植產業
如果說塔斯基吉梅毒實驗是喪失基本醫學倫理的重大事件，那麼發生在中國的沒有道德底線的器官移植產業，則更是讓人怵目驚心的罪惡行為。
在器官移植行業，自願和知情同意是器官捐贈的先決條件，未經同意的人體器官捐贈──強制摘取器官，結果等同於殺害一個人，這種做法是對基本生命權的嚴重和不可容忍的侵犯。
中國的器官移植產業一直存在着生物倫理學問題，包括器官來源不明、沒有供者的知情同意等等，因此備受國際社會譴責。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一直不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對器官獲取途徑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的要求，且中共政府拒絕國際社會對該系統進行獨立審查。
中國人由於傳統信仰的原因，器官自願捐贈率極低；儘管1984年中國實施了允許從被處決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規定，可是，中國的死刑犯數量除1983年嚴打外，一直相對穩定，並有逐年下降趨勢。然而，2000年—2005年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卻令人奇怪的呈現出不明原因的巨大增長。
自2006年6月起，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王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1941—2022）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1943—）通過獨立調查取證，於2006年7月發佈《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⁵⁵⁶，調查結論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⁵⁵⁷，唯一的解釋是來自當時被中共政府從1999年開始殘酷鎮壓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者；報告中以「這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形容強制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惡行。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提供了約52種證據，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獲得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他們的調查結果證實了中共強制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暴行的真實存在。
2016年，兩個大衛和美國記者伊桑‧古特曼（Ethan Gutmann,1958—）經過十年的調查取證，共同發表的一份長達798頁的新報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屠殺》（BLOODY HARVEST/THE SLAUGHTER）顯示，中國醫生每年移植的器官數量在60,000至100,000個之間，遠遠超過了自願捐贈者提供的腎臟、肝臟和心臟的數量。⁵⁵⁸
該報告提出了令人不安的問題：這些器官是從哪裏來的？
報告通過列舉大量詳實的證據，包括醫院記錄、醫生的證詞、新聞簡報和公開聲明，證明器官主要來自於法輪功修煉者以及維吾爾族穆斯林、藏人和基督徒組成的人體器官庫，他們隨時面臨着可能被強摘器官繼而被殺害的命運。
2019年6月17日，英國倫敦的獨立人民法庭（Chinatribunal）在經過全球調查和聽證後做出裁決：中共一直殘害無辜，強制活摘器官，惡行至今依然猖獗，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中（共）國有來往的國家應該承認，與他們打交道的是一個「犯罪國家」⁵⁵⁹。
據2021年6月14日聯合國網站報導，12位聯合國人權專家報告在中國存在對法輪功修煉者和其它信仰團體等在內的群體實施強制摘取器官的現象，他們感到極為震驚。⁵⁶⁰
聯合國專家表示，「根據收到的指控，據說從囚犯身上取出的最常見器官是心臟、腎臟、肝臟、角膜，以及不太常見的部分肝臟。這種醫療性質的販運形式據稱涉及衛生部門的專業人員，包括外科醫生、麻醉師和其他醫學專家。」
2022年5月5日，歐洲議會通過了緊急決議，嚴重關切在中國發生的持續、系統和國家准許的活摘器官的行徑，其中器官來源主要來自法輪功修煉者。⁵⁶¹
2020年6月，「追查國際」經過詳細調查中國891家器官移植醫院、9519名移植執業醫生、幾十萬份公開媒體報導、論文、醫院網站資料之後，總結發表了730個調查錄音證據、2000餘個資料證據。其中包括中共官員明確承認或者直接指證活摘器官的錄音證據58個。⁵⁶²
來自不同調查機構的多方鐵證表明，中共以活摘大量無辜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為資本，建立起器官移植產業，打造出一條巨大的血腥的產業鏈。之後，中共的魔爪又伸向了大學生、中學生這樣的身體健康的年輕人。中國出現的越來越多的「人體器官黑市」的現象，現在已成為公眾最大的關注點之一。⁵⁶³
究竟是什麼因素讓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變成一把兇器？當然這與中共漠視生命、迫害信仰的極權命令直接相關，然而，在這個罪惡的事件發生的背後，讓科學工作者不敬神、背離道德、把弱勢人群當作動物任意宰殺，達爾文進化假說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理論上的幫凶之作用。
2.3進化假說如何使科學忽視倫理道德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在於人有做人的基本道德觀念，可根據道德準則做出行為判斷。儘管人性中也有醜陋的東西──魔性，可是只要人性中善的一面作主導，人就不容易被魔性控制，人的道德就能保持在一個基本底線之上。
然而，進化假說提出人是動物「進化」而來，使人承認並放縱了自身的魔性，貶低了人的善良。
同時，進化假說「適者生存」的殘酷競爭思想認為，不管採用何種手段，只要一個生命能在殘酷的自然界中活下來，就是勝者。再善良的生命如果不能適應環境的變化，就會被淘汰掉。為了勝利的目的，可以採取任何手段，可以踐踏、犧牲任何倫理道德原則。進化論思想的泛濫，就等於在衝垮人類幾千年來賴以維繫的道德護堤和根基。
任何東西都是物質的，包括思想體系也是一種物質。好的思想體系會改變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比如人類文明中出現的傳統正教，或教人向善，或引導人修真，為人類能維繫正常的道德水平打下了基礎，也使人類文明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得以延續。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思想，教化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維繫了整個民族的道德體系。
反之，一種壞的思想體系也會改變一個社會、一個群體。若無先賢聖者引燈導航，人類在動盪和為私中很容易陷於無德亂世，可能簡單的天災人禍就足以中斷或摧毀整個人類文明進程。
披着科學外衣的進化假說思想對人類所起的負面作用是明確的。進化假說思想最直接衝擊的對象就是人類的信仰和道德體系。
生命科學從1859年就開始受到達爾文進化假說的錯誤引導，影響了科學界尤其是生物醫學界一百多年。長期被這種錯誤觀念毒害的人，包括醫生、科學家，不知不覺中吸納了進化假說的毒素，敗壞了正統的道德根基。
三、進化假說導致科學技術被濫用
從18世紀開始的工業革命，目前正進入第四階段，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以石墨烯、基因工程、虛擬現實、量子信息、可控核聚變、清潔能源以及生物技術為突破口，體現了各種科技方法的融合，使物理、數學和生物等領域之間的界限更難分清⁵⁶⁴。
科技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新東西，能讓人類的生活更加方便，可是，科技的高速發展和過度的應用，已經帶來越來越多的健康、環境和社會問題。科技在改變着人類的行為、思考問題的方式，甚至還改變着人體的結構和人類最本質的東西。
讓我們先從一個18歲男孩的不幸去世說起。
3.1傑西之死
一名叫傑西‧基辛格（Jesse Gelsinger）的美國男孩，在2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叫做鳥氨酸轉氨甲酰酶缺乏（Ornithine transcarbamylase deficiency, OTCD）綜合症的罕見先天性疾病。他的肝臟缺失了一種氨基酸代謝酶──鳥氨酸轉氨甲酰酶（OTC），這會導致血液中的氨濃度增加甚至達到致命水平，他需要長期依靠限制飲食和使用特殊藥物來維持生存。⁵⁶⁵
1999年9月，心地善良的18歲的傑西想要幫助其他患有相同疾病的人戰勝病魔，自願參加了一個基因療法的試驗。美國費城賓州大學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將攜帶正常的OTC基因的腺病毒載體注射到傑西的肝臟中，以試圖讓他的肝臟恢復代謝氨的能力。
然而，作為基因載體的腺病毒引起了他的免疫系統過激的反應，傑西在接受注射的當晚就陷入高燒和深度昏迷，並且在4天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幸去世。
於是，傑西的家人對賓州大學提起了訴訟⁵⁶⁶。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叫停了賓州大學基因治療的人體試驗，並開始調查美國正在進行的其它69項基因治療試驗⁵⁶⁷。
這場悲劇立刻讓當時科學家們對基因治療的研究熱潮冷卻下來。投資者撤資，初創公司倒閉，基因治療中心解散。之後的十八年中，基因治療研究幾乎一直處於停滯的狀態。
2017年，一種用於治療眼睛疾病的基因療法Luxturna在基因療法領域點燃了一點火花。由於這種療法只需要局部注射，對全身的影響比較小，最終得以成功上市。⁵⁶⁸
2019年，來自諾華公司的另一種基因療法Zolgensma也獲得批准，用於治療一種肌萎縮症的遺傳病⁵⁶⁹。
可好景不長，之後不久，基因療法又出現了接二連三的安全性事故。
2019年11月，在Solid Biosciences公司開發的一項針對治療杜興氏肌營養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 DMD）的SGT-001基因療法臨床實驗中，一名受試者出現嚴重的腎臟和血液相關損傷，臨床實驗馬上被美國FDA叫停⁵⁷⁰。其實在之前的動物試驗中，三隻猴和三隻豬都出現了嚴重毒性反應，最終死亡。
緊接着的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安斯泰來公司在使用腺相關病毒基因療法來治癒一種罕見肌肉病變的過程中，導致了至少4名男孩死亡。⁵⁷¹
傑西去世二十年來，私人和公共企業已投資數十億美元，希望通過改變或替換我們的缺陷基因來治療疾病。迄今為止，這些努力只研發出了寥寥可數的療法。
接連出現的基因療法死亡案例令人們反思：為什麼基因療法如此命途坎坷、總是伴隨着死亡事件呢？
基因治療的設計理念貌似吸引人：將目的基因導入到人體，糾正人體內不正確的基因，就可以治癒疾病。可是這種「治療」就像射擊：雖然瞄準了需要糾正的壞基因，可是如果沒有打中，反而會損壞正常的基因──這被稱作「脫靶事件」。⁵⁷²
這仿佛是在看不見目標的黑暗中開槍，具有未知、不可控的嚴重風險，所以這些無辜的孩子們也就不幸地成為了「基因療法」的犧牲品。
基因療法造成的致死案例，對當今的人類科技的發展是一個嚴重警告。
3.2賀建奎編輯人胚胎事件
2012年，美國生物學家珍妮佛‧杜德娜⁵⁷³（Jennifer A. Doudna,1964—）和法國生物學家艾曼紐‧查彭蒂埃⁵⁷⁴（Emmanuelle Charpentier,1968—）共同發明了基因編輯方法CRISPR/Cas9。其中，CRISPR代表成簇規則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as9是指一種CRISPR相關的核酸內切酶，類似「分子剪刀」，可引導RNA在指定的位置切割DNA。
雖然2020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發給了這兩位女科學家，但是這個技術的臨床應用存在很大的風險⁵⁷⁵。
CRISPR/Cas9是一個微小而強大的工具，就像一把精密的剪刀，被人們形容為「上帝的剪刀」。它可以在DNA中精確地剪切和編輯遺傳物質。儘管人體的DNA微小，但極其複雜，由32億個遺傳字母組成，而且它們之間可以互相交互作用。當人們使用CRISPR/Cas9進行基因編輯時，很難預測最終的結果。
然而，北京時間2018年11月26日，一個名為賀建奎的中國科學家卻高興地宣佈，他創造了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兩個在胚胎階段就被進行基因編輯的女孩露露和娜娜誕生在中國。⁵⁷⁶
賀建奎以幫助愛滋病患者的後代為由，在沒有經過嚴謹科學論證和倫理學審查的情況下，使用基因編輯技術，貿然編輯受精卵的CCR5基因。他的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立即讓全世界科學界譁然，受到了道德倫理層面的嚴厲批評，他最終被送進了監獄。
即使純粹從科學證據上來談，賀建奎編輯的這個基因對愛滋病、其它病毒的感染風險的影響十分複雜，還可能對大腦有影響。賀建奎給這兩個嬰兒帶來的很可能不是福祉，而是一生的健康風險。
中國科學家的聯合聲明中寫道，「這項所謂研究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直接進行人體實驗，只能用瘋狂來形容。」「此項技術早就可以做，但是全球的生物醫學科學家們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為脫靶的不確定、其它巨大風險以及更重要的倫理。」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了倫敦大學學院人類胚胎學教授喬伊斯‧哈珀（Joyce Harper）的話，認為賀建奎宣稱的研究內容「過早、危險和不負責任」。
另外，基因編輯工具在人類中的應用可以十分廣泛，例如改變智力和相貌特徵、改變增加某些類型癌症風險的基因，而改變人精子的基因將使編輯後的基因能夠遺傳給後代。如果不能對基因編輯實施嚴加監管，可能會引起重大的倫理問題。
人類基因序列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作為這一物種被保留下來的最核心的東西。(Shutterstock)
3.3病毒「功能獲得」研究
如果說上面提到的基因技術的危害還僅限於罹患某些特定疾病的人群，那麼接下來的這個話題涉及的範圍就不只是少數人了。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時，僅中國大陸以外，就有近七百萬人的生命被奪走。新冠病毒的來源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話題。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一直是科學界認為需要重點考慮的。
自2005年以來，科學家以為了讓人類更健康為由，嘗試用基因工程技術來製造重組病毒，做一些「功能獲得」（gain-of-function）研究等等。
例如，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把人類原本不會感染的一個蝙蝠冠狀病毒的一部分蛋白質基因插入SARS冠狀病毒骨架中，培養出致病性更強、導致更嚴重肺部疾病、可以感染人類的病毒。這種本來對人類沒有致病風險的病毒，被人為改造成能使人感染的病毒。科學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他們還把這作為一種科學榮譽，該論文發表在2015年《自然醫學》期刊（Nature Medicine）上⁵⁷⁷。
研究結果一公佈，美國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和生物防禦專家理查‧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1959—）立即對這種研究表示深切質疑，認為「這項工作的唯一影響是在實驗室中創造了一種新的非自然風險」（The only impact of this work is the creation, in a lab, of a new, non-natural risk）。⁵⁷⁸
可是這樣的事情屢禁不止。2022年波士頓大學的病毒研究人員對致病性很弱的omicron病毒進行基因改造，製造了一種新的病毒，也就是一種2020年新冠病毒原始毒株和Omicron刺突蛋白混合的新組合病毒。這種新病毒在動物實驗中達到80%的致死率，再度引起了人們的恐慌。⁵⁷⁹
2023年2月6日《科學》期刊報導，作為聯合創辦人之一的埃布賴特，和一群關注人類病原體研究潛在風險的科學家成立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名為「保護我們的未來」（Protect Our Future），希望防止「實驗室產生的可能威脅人類生存的流行病」，倡導更嚴格的生物安全規則。埃布賴特和他的團隊認為，儘管缺乏直接證據證明中國武漢實驗室的病毒學實驗可能引發COVID-19大流行，但其對當前這場疫情大流行中數百萬人的死亡同樣負有責任。⁵⁸⁰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往往打着科學研究的旗號追逐技術進步。技術競爭成為主要目標甚至唯一的目標，這包括改變病毒基因，例如改造某些病毒的基因組，使其成為基因工程的載體。與此同時，預防傳染病大流行和促進人體健康反而被逐漸淡化，甚至無人問津。
但是必須承認，人們對很多病毒的基因和功能特性的認識仍然非常有限。病毒在被人進行基因改造的過程中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可能連科學家自己也不曾料到。
那些以發展科學技術、研究疫苗為由的「功能獲得」研究，本質上是一種玩火自焚的行為。
3.4基因改造生物的危害
20世紀70年代誕生後不斷演變的基因工程技術，是通過分子生物技術把某種需要的基因轉入到目標生物的基因組，從而產生特定的基因被改變了的新品種。⁵⁸¹
這種利用基因工程技術被改變遺傳物質的生物，被稱為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GMO），也就是人們常說的「轉基因」生物。實際上，它們不是通過自然交配等自然方式而產生的新的生物。⁵⁸²
人們將這項技術應用於農作物，最初的目的是為了改善食品的營養價值、提高產量、減少農藥的使用等。例如，將蘇雲金芽孢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抗蟲基因導入玉米、水稻、馬鈴薯等作物，使它們能夠產生一種毒蛋白來抵抗害蟲。廣泛種植的Bt玉米是一個例子。當害蟲嘗試吃Bt玉米時，這些毒蛋白會對它們的腸道造成傷害，最終導致害蟲死亡。理論上可以減少對玉米作物的害蟲危害，同時減少了對農藥的需求。
還有，將抗除草劑的基因（Roundup Ready）引入大豆，使它們能夠抵抗一種名為草甘膦（glyphosate）的除草劑，以確保在使用除草劑除草時，大豆不會受到損害。
可是事與願違。人們不斷證實了這些轉基因食物的不安全性。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轉基因作物遠沒有當初想像的那麼美妙，更沒有轉基因技術公司所承諾的那麼神奇。
目前，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問題已經引起了多個國家科學界和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至少有38個國家宣佈禁止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包括歐盟28國、亞洲4國、非洲4國和美洲2國。⁵⁸³
為什麼呢？
首先，研究資料證明轉基因食品對人類多器官、多系統都可能產生危害，包括肝臟、胰、腎臟或生殖作用，並可能改變血液學、生化和免疫學。⁵⁸⁴
2009年5月，美國環境醫學科學研究院報告指出食用轉基因食品有嚴重損害健康的風險，包括不育、免疫問題、加速老化、胰島素的調節和主要臟腑及胃腸系統的改變，結論是：「轉基因食品和對健康的不利影響之間不是了無關係的，而是存在着因果關係。」
其次，轉基因技術還能帶來對環境的「基因污染」，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
轉基因作物與其近緣野生種間的基因交換，術語叫「基因流」（gene flow），又稱基因逃逸，是目前生物學界最為關注的基因事件。基因流在自然界是客觀存在的，但大都發生在相同的種或同屬的物種之間。而當轉基因植物發生基因流時，會產生一些難以預料的嚴重後果，如產生超級雜草、超級害蟲及危害生物多樣性、誘發新病毒、影響非靶標生物，而對環境造成更嚴重的「基因污染」。⁵⁸⁵
在基因流的作用下，農作物經過改造的基因可以轉移到當地野生植物中，創造出一種抗除草劑的「超級雜草」。除草劑施加的巨大的選擇壓力可能導致當地野生植物的抗除草劑的特性迅速增長。具有抗除草劑能力的「超級雜草」的種子在發芽前可以在土壤中保留20至30年。因此，一旦基因改造植物產生種子，就幾乎不可能被消除。加拿大和阿根廷種植經過基因改造的大豆的農民，已經面臨抗除草劑雜草的嚴重問題。⁵⁸⁶
2013年美國《農藥行動網絡》報導，多種對所有農藥都刀槍不入的「超級雜草」在美國3260萬公頃農田中肆虐。這些農田都種植了轉基因作物，並且使用了美國農業生化公司──孟山都（Monsanto）的除草劑。這種雜草非常粗壯結實，連收割機都經常被它們打壞。⁵⁸⁷
艾奧瓦州立大學《2012年除草劑指南》也指出：「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基於除草劑的雜草管理將不可避免地失敗。」針對雜草的化學戰爭的升級可能只會導致更多產、更多的超級雜草，同時除草劑的使用急劇增加。
再以轉基因水稻為例，科學家希望讓水稻含有能抵抗害蟲的基因，這樣水稻合成的毒蛋白能殺死害蟲。但殊不知，害蟲本是生物鏈中的一環，它不吃水稻的葉子，就得吃別的莊稼或雜草。一旦雜草也通過基因逃逸帶了抵抗害蟲的基因，那麼害蟲只有加速變異以與人類抗衡。
其結果是，會出現「超級害蟲」，人類需加大農藥用量或研發新藥對抗新蟲，這樣下去，蟲害問題不但沒解決，還會出現越來越嚴重的蟲害，甚至對人類生存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2006年5月2日《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報導了基因改造的棉花，這些棉花含有一種毒素，能殺死棉紅鈴蟲等。研究顯示，基因改造的棉花第一年確實可以減少殺蟲劑的使用。可是，到了第二年，該種棉花對這些特定殺蟲劑的需求在增加，而且，如果用基因改造方法控制某一些害蟲的話，其它的害蟲則變得更讓人頭疼。⁵⁸⁸
轉基因作物還會影響相關食物鏈的上下游的其它物種，比如青蛙也可以吃轉基因超級害蟲，牛羊也可以吃轉基因超級雜草，這樣下去，最終受害最多的還是處於生物鏈頂端的人。
所以，以超級雜草為例，傳統的化學控制方法早已無效，物理除草方法成本過高，而生物控制方法如使用家畜或家禽也可能導致家畜或家禽生病或不能被食用。這樣一來，由人類轉基因技術引起的這場戰爭可能會擴散到何處？範圍不堪設想。類似的情況也適用於超級害蟲。局勢一旦失控，就會相當令人擔憂，可能會長期危害現代農業的基礎、長期破壞食物鏈和生態環境。
基因工程技術造成的橫跨不同物種之間的基因流，這種力量遠超過自然的基因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快速改變物種基因，從而對自然生物和人的基因帶來深遠影響，後果可能會不堪設想。
人們本來是以好的初衷來開發轉基因作物，結果卻製造了新的難題，變異了環境、危害了人類，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這提醒我們人類，無論農藥或養殖公司在研發上投入多少，他們都無法勝過大自然。如果要解決雜草、蟲害等問題，不能簡單地靠這種對抗性的「殺戮」理論來解決，還得要尋求其它的智慧。
3.5進化假說是過度追逐科技的推手
是什麼原因導致科學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基因改造的理念來改變人的基因，導致接受基因治療的孩子們死去、編輯人胚胎基因這樣的悲劇接二連三地發生呢？甚至擴大到改造病毒、農作物等的基因，出現了危險也停不下來、不知反思呢？
當人們靜下心來思考背後的深層原因，不難發現與進化假說之間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首先，進化假說灌輸的否認神造人，與對人的基因隨便進行無原則的任意改造關係密切。傳統文化中提到神創造了天地萬物，地球萬物的精妙複雜，讓人不得不驚嘆這是造物主的傑作。
一輛寶馬車，如果輪胎壞了，一般人還可能自己修補修補換個輪胎，螺絲掉了可以再安一個，但是如果車的核心控制系統出了問題，一般人是不能隨便修理的，恐怕只能送回原廠維修。
人體這麼精妙複雜，比寶馬車的設計不知道要複雜多少倍。如果人體真是造物主的作品，有些地方，比如胳膊、腿壞了，人自己來修理修理可能還行，但是，有的情況恐怕不是人力所能為的。
基因是作為造物主創造物種時被保留下來的最核心、最關鍵的東西。基因控制着生物個體的所有，生命的一切蛋白質合成、細胞分裂、繁衍等重要生理過程都與基因有關。基因能夠精確、忠實地自我複製，確保物種的穩定。
基因就像是上天造物的分子密碼。現代科技儘管發達，但至今對基因還有很多尚未了解的屬性。
例如人DNA裏面有98%的DNA不具備編碼蛋白質的功能，這些非編碼DNA具有很多重要功能，只是人們尚未熟知。
2009年俄羅斯科學家彼得‧加里耶夫教授（Peter Gariaev）發表的論文中說，DNA可以吸收光子，具有能量場特性。他用一束激光照射放置於石英器皿里的DNA標本，結果發現，DNA就像一塊吸收光線的海綿，把光吸收了。⁵⁸⁹
2009年《精神病學雜誌》（Journal of Psychiatry）文章提到，DNA的主要功能除了蛋白質合成，還可以接收和傳輸電磁能，可在生物電（光）和生物聲（聲音）信號傳導領域發揮作用。⁵⁹⁰
越是嚴謹的生物醫學工作者、遺傳專業者、基因工程技術研究者，越是知道現代科學對人體生命奧秘的整體所知很少，應當擺正自己的位置，心懷敬畏之心。
當生物科技突飛猛進的時候，人們更需要理性，不要盲目推進。生物技術越發達，風險性越大，人們越應該特別注意倫理道德原則。既然是「上帝的剪刀」，就不是讓人隨便使用的。
在各種基因改造生物的技術中，由於缺乏「上天造物」的敬畏之心，人們總想扮演「造物主」的角色，用「生物技術」代替上天的造物功能，打亂了自然的次序，用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基因片段重新組織成一個新的物種。人類以為通過生物技術就可以在不同物種、不同生物界（動物、植物、微生物）之間進行基因交流，殊不知這是嚴重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人類不可能不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這個世界是在造物主的安排下有序地存在着；當人類只是從眼前的利益出發時，把這些改造過的病毒、農作物引進到自然的環境中，給人類以及周遭的環境所帶來的影響將是人類始料不及的。
第二，進化假說強調，為了生存競爭必須讓自己不斷發展壯大。在它的這個「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生存邏輯的指引下，人們形成的思維定勢是，只有越來越強大，才能在這個充滿競爭壓力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因此，人人為了生存不斷發展技術，不僅是科學研究，農產品、畜牧業、商業服務等等許多行業也變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現代科技社會就在人們追求所謂的不斷「發展」、不斷的競爭攀比中，被越來越推向片面追求科技進步的漩渦。
而越是過分陷於技術之中，就越容易使人忽視科技所涵蓋不了的、對人來說更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性、傳統、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目的等。
現代技術缺乏倫理道德的支撐，發達到一定程度很容易失控。人的道德標準是數千年前祖先傳給人的，科學技術在飛速發展，人的道德沒有相應提升，甚至反而急劇下滑，偏離的差距最終會成為反噬人類的一把利刃。
當然這裏只是列舉了科學技術濫用的一些例子，其實類似的具有破壞性力量的科學技術還有很多。真正的問題是在生物技術、數字科技或監控技術等貌似「強大而進步」的背景下，我們如何保持人的道德準則？我們如何在維持基本倫理道德的情況下駕馭這些科學和醫學技術的進步？
進化假說不但不能讓我們在保持道德良知的清醒意識下理智地運用這些技術，反而摧毀人的天性、傳統和倫理，讓技術的發展更加失控，逐漸使其走入主宰以致毀滅人類的險途。
四、進化假說使現代西方醫學陷入困境
進化假說的思想滲透到科學體系中，讓科學排斥對神的信仰、喪失倫理，讓科學技術被濫用，造成了種種危害。其中一個突出例子，就是現代西方醫學（下文簡稱現代醫學）。
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已經遇到了越來越多的醫學難題，包括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新型傳染病、細菌或病毒耐藥、慢性病、疑難雜症、精神疾病等等問題均無法解決，甚至陷入困境。醫學似乎走進怪圈，無法自拔。
4.1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唯物生命觀
現代醫學對生命的認識建立在機械唯物主義理論體系基礎之上，其發展水平與物理學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水平息息相關，具有「眼見為實」「失去整體」的缺陷（詳見第四章）。
當現代西方醫學工作者的眼中只有狹隘的物質層面的生命現象時，就已經把自己和科學所能探索的範圍束縛在膚淺的空間層面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也逐漸受制於科學的發展模式，與探索人的精神內涵、追求天人合一的傳統健康模式相背離。
而達爾文提出的進化假說，僅僅根據肉眼可見的形態和結構的相似性來判斷人的起源，這個思維邏輯進一步加深了唯物主義「眼見為實」「失去整體」的缺陷，使得西醫學的唯物思想更加機械化；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滲透、發酵，對西醫造成的不良引導和負面作用越到後期越明顯，也越可怕。
例如，西醫學對疾病的認識強調找出「病灶」。這個病灶，一直局限在人肉眼及其它工具所能探及到的物質世界層面里，即器官、組織、細胞、分子。人們用組織病理學做切片、X光、CT和核磁共振等更先進的技術，其目的都是為了找病灶。分子生物學和基因工程技術，都是圍繞着組成人的主要生物物質成分來做研究，越做越細。
問題是，病灶的根源到底在哪裏呢？現代物理學對物質範疇的研究迄今為止還未能窮盡，其實永遠也做不到，如果真正的病因存在於一個目前醫學方法還無法觸及到的地方呢？那麼何時才能找到真正的病因呢？
醫學上有一大類疾病，其發病原因不清楚，往往稱之為「原發性」疾病，例如原發性高血壓、原發性肝癌、原發性慢性腎上腺皮質功能減退、原發性側索硬化等等等等。
基於現代醫學對物質概念的有限的認識，人們搞不清楚很多現象背後的原因，這反映了醫學理論體系的缺陷。如果連疾病的原因都沒有真正認清的話，治療方法和效果的局限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4.2進化假說加強機械對抗的治病思路
一方面，被達爾文進化假說誤導的現代醫學把人體作為一個蛋白質和基因等物質構成的混合體來看待，治療疾病的基本思路是對症治療和切除病變組織。
另一方面，達爾文進化假說認為，物種為了自我生存下去而產生競爭，這種競爭思想和手段還體現在治療疾病的原則上。受到達爾文思想誤導的現代醫學將治療疾病比喻為戰爭。疾病被認為是敵人的入侵，治療的目標是開發「神奇子彈」──用藥物和疫苗的形式來消滅敵人。
這兩個思想都嚴重地傷害了西醫的治療體系。
4.2.1治標不治本的對抗療法
大多數西藥治療只是掩蓋症狀，干擾器官或系統的自然運作方式，並沒有解決疾病存在的根源問題。
例如，當人發燒的時候，如果只是用退燒藥把體溫降下來，表面上不發燒，並不等於治好了病。只是把發燒的表面現象去掉了，但是並沒有找到背後的根本原因。比如引起體溫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病菌感染、腫瘤生長、免疫系統功能紊亂等等。如果用退燒藥一味消除表面症狀，反而可能會導致病情更加複雜難治。
降壓藥並沒有妥善解決高血壓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僅僅是通過利尿或擴張血管藥物暫時壓制症狀；降糖藥也沒有解決糖尿病產生的根本病因，只是被用來掩蓋血糖升高的症狀。
腎上腺皮質激素類藥物是西醫常用的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藥物，常常被用於治療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過敏性疾病。可是，導致過敏或自身免疫系統功能紊亂的根本原因並沒有被找出來糾正。雖然症狀被暫時掩蓋了，但病根還在。一旦停藥，往往容易復發甚至導致更嚴重的身體整體功能的失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