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政治掛帥「和習的「政治安全「
但是這種純粹經濟角度的分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主張，忽視了核心的「中國特色」。這些經濟問題在中國，更大程度上是廣泛的政治僵化和意識形態強化進程的一部分。中國目前經濟上的衰退式」內卷」，指的是生活向內扭曲而沒有真正的進步。甚至中國類似其他國家而出現的手機應用程式和軟件等，黨的意志也不是將他們與外部世界聯繫起來，而是旨在將中國人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曾經享有相對自治權的宗教團體——即使是那些受到國家青睞的宗教團體——現在必須應對繁重的限制。大學和研究中心，包括許多具有全球雄心的大學和研究中心，在毛式幽靈回潮力量的驅迫下，與國際同行的聯繫日益疏遠。中國規模雖小但一度繁榮的獨立作家、思想家、藝術家和批評家社區已完全轉入地下，就像二十世紀的蘇聯同行一樣。
目前，處於內外交困情勢下的中共，口口聲聲反對冷戰思維，然而正是習近平自己，用其失敗的馬列毛意識形態教條在復活冷戰態勢，在國內，用所謂《反間諜法》進一步收緊社會控制；在國際，用戰狼外交折騰出一個大圍堵與大重組的地緣政治時代。
人們普遍關切的是，在歷史長河中，當下中國處於什麼位置？
柏林陷阱
最近一期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登了一篇張彥(伊恩.約翰遜Ian Johnson）的文章Xi’s Age of Stagnation: The Great Walling-Off of China，通過去中國的就地觀察，描繪了值此停滯的習近平時代日益閉鎖的中國的種種社會生態。其諸種觀察，與我們通過國內朋友傳來的感受頗有許多重疊之處，值得解析。
作者認為習近平中國目前已經落入他稱的「柏林陷阱」。他指出：「儘管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國家歷史上的共產黨有所不同，但一些中國思想者認為，中國的向內轉向與冷戰最激烈時期東方集團國家的令人窒息的氣氛有廣泛的相似之處。
柏林圍牆
一個引人注目的類比是柏林圍牆。……現在，中國的統治者似乎正在建造和完善他們自己的二十一世紀版本的柏林圍牆。儘管數以萬計的中國公民因自己的觀點而被關進監獄或軟禁，但障礙主要還不是來自物質的圍牆。相反，國家權力是通過日益無孔不入的言論和思想審查制度來行使的，無論是在互聯網、電視、教科書、電影、展覽，甚至電子遊戲中，他們創作了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歷史敘述，使共產黨顯得至關重要。為了中國的生存，現在他們還灌輸這樣的想法：中國應該自行開發所有關鍵技術，拒絕作為全球化基石的比較優勢原則。這些努力相當於一種更微妙的控制形式，給人們一種自由的幻覺，同時引導他們遠離任何挑戰政權的事物。」
背景
但是，與當年東德的柏林圍牆一樣，中國的隔離牆旨在預防存在的挑戰。正如東德在20世紀50年代因不受控制的移民而面臨崩潰一樣。
中國在習近平掌舵之前的二十年裏也面臨着自己的危機，因為互聯網等新技術促進了第一次全國性的挑戰中共的思想運動。譬如2003年一名學生被警察毆打致死，引發全國抗議後，溫家寶立即宣佈修改收容拘留法，而2003也作為維權年載入歷史。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公民社會的興起，及其隨後的《08憲章》運動，2015年709抓捕維權律師事件。這些異議的根源不是一個擁有成員和章程的組織，而是由批判性的知識分子、維權律師、政黨濫權的受害者和對當地狀況不滿意的普通公民組成的鬆散聯盟。對一黨專制的譴責乃至抗爭出現在媒體、網絡、地下雜誌和紀錄片中。胡溫等領導人不得不做出回應。
轉捩點
但2008年底北京奧運會結束後，世界的焦點從中國移開，轉折點出現了。政府逮捕了持不同政見作家、未來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並很快對社交媒體實施了更嚴格的監控。習近平加強了這一趨勢並將其系統化。最後，他在2021年監督了黨的官方歷史的改寫，淡化了文化大革命等過去的災難，並美化了自己的政策。習近平利用數字時代的工具，將中國的柏林圍牆從一個臨時的規則和法規集合轉變為一個時尚而強大的機構。
在過去，由於四十多年持續的經濟增長，人們很難組織起來反對一個正在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政權。與前東德一樣，這一柏林圍牆策略可以暫時成功。許多人已經屈從，進而內化了黨的歷史版本：在黨國的「中國故事」中，黨將中國從外國統治中拯救出來，使中國變得強大，因此只有黨，即使它有一些缺陷，才能帶領人民走向未來。然而，這種信仰體系依賴於黨對中國諸多挑戰的有效管理。這相對容易，這使得人們能夠放下對黨國的反對。
冷戰殘局
但與大多數國家一樣，在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二戰結束後的總體繁榮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減弱，導致許多人向異見者和批評家尋求對新現實的解釋。現在，中國很可能進入的長時段停滯。既如此，類似蘇東波的情況會在中國發生嗎？
這就是說，自從蘇東波後，前蘇聯與東歐的共產主義已經在冷戰中失敗。而其他地區殘存的共產國家，命懸一線，其存亡完全繫於中共政權這一孤家寡人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