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擔負或有債務，並非「一帶一路倡議」所獨有，也可能困擾私人融資項目。「一帶一路倡議」債務危機的不同之處在於，這些或有債務是欠中共國的政策性銀行而非私人企業的，而且中共國正在展開雙邊債務重新談判。北京顯然還在進行艱苦的談判，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國家越來越多地選擇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紓困資金，儘管它們往往附帶着苛刻的條件，而不是試圖通過談判從北京方面獲得進一步救濟金。近年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支持的國家包括斯里蘭卡(2016年15億美元)、阿根廷(2018年570億美元)、埃塞俄比亞(2019年29億美元)、巴基斯坦(2019年60億美元)、厄瓜多爾(2020年65億美元)、肯雅(2021年23億美元)、蘇里南(2021年6.88億美元)、阿根廷(2022年440億美元)、贊比亞(2022年13億美元)、斯里蘭卡(2023年29億美元)、孟加拉國(2023年33億美元)。
其中一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的信貸安排到位後不久就恢復了償還「一帶一路倡議」債務。例如，2021年初，肯雅試圖通過談判推遲支付一個陷入困境的鐵路項目的利息，該項目由中共國提供資金，連接內羅畢和肯雅在蒙巴薩的印度洋港口。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4月批准了一項23億美元的信貸安排後，北京方面開始拒絕向肯雅其他中資項目的承包商支付款項。結果，肯雅分包商和供應商不再收到付款。當年晚些時候，肯雅宣佈不再謀求中共國延長債務減免期限，並為該鐵路項目償還了7.61億美元的債務。
對肯雅和發展中世界的其他國家來說，風險是巨大的。這一波債務危機可能比以往嚴重許多，給一些本已脆弱的經濟體造成持久的經濟損害，並使它們的政府陷入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談判當中。麻煩超出了這樣一個簡單事實，即每一美元用於償還不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倡議」債務，都意味着有一美元無法用於經濟發展、社會支出或對抗氣候變化。
在當今新興市場債務危機中，頑固的債權方不是對沖基金或其他私人債權方，而是全球最大的雙邊放貸機構，在許多情況下，還是債務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隨着私人債權方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向「一帶一路倡議」國家提供貸款的風險，這些國家會發現自己被困在了爭吵不休的債權方當中，且無法獲得維持本國經濟正常運轉所需要的資本。
隱匿的數字
北京對「一帶一路倡議」有多重目標。首先，它尋求幫助中共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但也有一些私人企業)在海外賺錢，以維持中共國龐大建築業的周轉，並保住數百萬中共國工人的工作。毫無疑問，北京還有外交政策和安全上的目標，包括獲得政治影響力，在某些情況下是確保獲得戰略設施。北京實施的大量微不足道的項目暗示了這些動機:不然，為什麼要為剛果民主共和國或委內瑞拉這樣政治風險巨大的國家的項目提供資金？
但有關債務陷阱外交的指責是言過其實的。中共國的放貸機構最有可能只是做了糟糕的盡職調查，而不是故意要讓借款方陷入債務泥潭，以求獲得地緣政治上的讓步。「一帶一路倡議」貸款由中共國國有銀行通過中共國國有企業向借款國的國有企業發放。合同是直接談判達成的，而非通過公開招標，因此它們缺乏私人融資和公開採購的好處之一:一個透明的市場機制，以確保項目在財務上是可行的。
結果不言而喻。2009年，黑山政府就修建一條連接其亞得里亞海的巴爾港（Bar）與塞爾維亞的高速公路合同進行招標。兩個私人承包商參與了兩個採購過程，但都未能籌集到必要的資金。因此，黑山轉向中共國進出口銀行，後者並不認同市場的擔憂，目前這條高速公路是造成黑山財政窘境的一大主因。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估計，假如不實施該項目，該國的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將只有59%、但相反，那年該比率預計將上升到89%。
並非所有的「一帶一路倡議」項目都表現不佳。如同其他「一帶一路倡議」項目那樣，擴建希臘最大港口的比雷埃夫斯港口項目實現了北京承諾的雙贏結果。但許多項目已令一些國家飽受沉重債務負擔之苦，並對與中共國進行更深層次接觸持謹慎態度。在某些情況下，談判達成協議的領導人和精英階層獲益了，但更廣泛的人群卻沒有。
換言之，中共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確實給西方國家帶來了難題，但主要威脅不是戰略上的。相反，「一帶一路倡議」形成的壓力可能破壞發展中共國家的穩定，轉而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製造麻煩，那些國家會轉向這些機構尋求援助。
過去六十年中，西方債權方建立了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等機構，處理涉及主權違約的事項，確保債權方之間一定程度的合作，並公平管理支付危機。但中共國尚未同意加入這一團體，其不透明的放貸流程使國際機構難以準確評估一個特定國家陷入了多大的麻煩。
警惕和壓力
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並非新興市場當前債務危機的原因之一。他們指出，埃及和加納等國欠債券持有人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多邊放貸機構的債務，超過了欠中共國的債務，而且它們仍在爭取管控自己的債務負擔。
但這些觀點錯誤地描述了問題的特徵：成問題的不只有「一帶一路倡議」整體上的不良債務，還包括隱性的債務。根據《國際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1年的一項研究，中共國向發展中世界提供的貸款大約有一半是「隱性的」，這意味着它們不包括在官方的債務統計數據中。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22年發表的另一項研究發現，此類債務已導致一系列「隱性違約」。
隱性債務的第一個問題發生在一場危機形成期間，當時其他放貸機構不知道債務的存在，因此無法準確評估信用風險。第二個問題出現在危機爆發期間，當時其他放貸機構得知了這些未披露的債務，並對重組過程失去了信心。造成一場信貸危機並不需要太多的隱性雙邊債務，更不用說打破人們對化解危機的舉措的信任了。
中共國已經採取了一些緩解這些債務（隱性債務和其他形式的債務）壓力的措施。它向「一帶一路倡議」國家提供了自己的援助，通常採取貨幣互換和向借款國中央銀行提供其他過渡性貸款的形式。這些援助正在加速，世界銀行集團2023年3月發表的一篇工作論文估計，2016年至2021年，中共國用那樣的方式延期了超過1850億美元的債務。但相較於傳統的主權貸款，央行互換的透明度要低得多，這使得重組更加複雜。
中共國傾向於不披露放貸條款，不進行雙邊重新談判，這在短期內可能有助於保護其經濟利益，但也可能毀掉重組努力，因為這樣做損害了任何一次重組流程都該具備的兩大基本要素：透明度和待遇的可比性——即所有債權方將公平分擔負擔，並享有同等待遇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