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不是為了反哺經濟，而是讓「人」的價值得以彰顯，讓我們學會「尋求善的能力」。
如果按照混亂程度給當下的「公共意識」做一個排序，「公益/慈善」絕對排得上前三。以至於輿論場上，對慈善和公益一直充斥着怪誕、矛盾的言論：
每當愛心人士捐建的校舍被荒廢，就有人狠批地方主管部門懶政，似乎應該強制老師、孩子留守當地，才能體現「愛心沒有被錯付」、「善款運用充分」；
每當看到有人貧病交加，就會有無數煽情的口號泛濫，仿佛公益就是號召更多的人捐款；
每當看到公益平台經營出色、贏利壯大，就會有人大罵他們「賺黑心錢」，類似《XX籌預備上市：公益，還是利益？》的文章就會刷屏。仿佛公益人不需食人間煙火，也無需專業技能、組織統籌……
正因為對公益慈善的諸多誤解，歪曲了公益事業的本質，才會讓很多有愛心、有能力的公益人對公益望而卻步，讓亟須救助的人只能望梅止渴。因此，公益慈善的成效，取決於整個社會的組織水平，尤其是認知水平——想要說服更多人參與公益，必須對這些認識正本清源。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在現代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慈善和公益」沒有特別的區分。而在我們的語境中，公益和慈善是兩個概念——公益面向公眾，解決社會問題；慈善面向個體，解決個體問題。本文不做概念的辨析，而是試圖釐清對「公益慈善」普遍存在的四大誤解。
誤解1：公益是無私奉獻，商業是唯利是圖
印像中，公益是「無私奉獻」，是往外捐錢，而商業是「唯利是圖」，是往裏賺錢，因此兩者水火不容，至少是毫不相干的。很多人對「商業污染慈善」的狀況深惡痛絕，他們無視公益組織的專業能力、運營成本，甚至要求取締「盈利性的公益組織」。
事實上，商業和公益，是皮和毛的關係。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商業就像一棟大樓，而公益(慈善)就是大樓外牆上美麗的壁畫。
商業和公益無法相互替代，但是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商業越發達的地方，常常是公益慈善最頻繁、互助互愛常態化的地方；公益越發達的地方，恰恰是私產保護力度最大、商業最繁榮的地方。相反，商業不發達的地方，常常充滿貧困和不公，在這樣的社會，即便呼籲公益慈善，又有多少人有能力去做呢？
此外，公益組織和公司企業一樣，需要專業化的團隊和持續性的經營，才可能成熟、壯大。面向社會募捐的公益組織，只要做到透明、公正、高效，完全應該領取報酬，參與者完全可以把公益做成畢生的志業。一個排斥商業運作的公益組織，無論它懷有多麼高尚的理想和情懷，都因其不可持續性而慘敗，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公益、商業的雙贏是常態。孟加拉國的尤努斯開設「窮人銀行」，提供幾美元的小額貸款，使大批的婦女脫貧致富，他自己還實現了盈利，甚至因此獲諾貝爾和平獎。
公益、商業的雙輸更是常態。很多希望小學荒蕪，恰恰就是因為缺少商業思維——能夠勉強承擔對接任務的，就只有地方政府。而更熟悉生源、師資狀況的民間基層（學校、宗族、企業等），都缺乏能力和動力。
以公益慈善為名，行暴利之實，是對人類善念的濫用。但是排斥商業，把公益責任全部推給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是不切實際，也是妄自菲薄。
誤解2：公益最大的困難是募捐者太少
印像中，公益活動最難的是讓捐贈者「把錢掏出來」。與此相對應的心態是，每逢大災大難，大眾都緊盯着明星、企業家的捐款數額。事實上，相比善款的使用，募捐款項其實是最容易的；相較於捐助者，對受助者的要求其實更高。
一個人的財富觀，一定是價值觀的表達。鋼鐵大王卡內基有個廣為人知的看法:「一個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投資家坦普頓的座右銘是:「付出即擁有。」他認為，物質財富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一個樂意掏錢行善的人,才是真正有見識的人。因此他們最大的成就和享受，就是拼命掙錢、拼命捐錢。大名鼎鼎的北京協和醫院，就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會1914年捐資修建的。
為什麼這些成就卓著、富有遠見的企業家，都熱衷於公益慈善？因為對他們來說，成就感、榮譽感才是更有價值的東西——相比「掙不完、花不完的錢」，他們更願意追求「社會的尊重與認同」。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慈善家計算的卻是自己的所得。敏銳的慈善家甚至會時時提醒自己:「當行善的機會在拽我的袖子時，我能發現嗎?」
一場良性的公益活動，至少包含三個環節：
·捐助者的慷慨大方；
·公益組織的透明專業；
·受助者的自尊自立。
——三個環節，越往後越難。
相比「捐贈者的慷慨」，更難的是「善款應該如何善用」。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整個社會要對公益組織開放，有開放才有競爭，有競爭自然會篩選出專業的人才和組織，善款善用自然不是問題。被誤解、忽略最深的，是受助者。
公益慈善，對受助者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首先，大眾對受助者的期望是「常懷感恩」。受助者應該知道，陌生人並不虧欠他什麼。
著名憲法學者王人博教授所說：「虛榮可以容忍，忘恩負義不行」。人們為什麼痛恨忘恩負義？因為人類認可的正義，就是「讓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
退一步說，即便捐贈者的目的就是「滿足虛榮」，他付出的也是自己辛苦賺來的、別人又急需的真金白銀。而且，他的樂善好施，可以激發大眾更加慷慨。
捐助者沽名釣譽、虛榮浮誇，不過是敗壞了自己的付出，但受助者的忘恩負義，則是敗壞了愛心和正義，斷送了他人和自己的後路——在疫情、水災最慘烈的時候，那些以怨報德的人和事，寒了多少人的心？
其次，受助者應該爭取自立。中國有句俗語：救急不救窮，這句同樣適用於公益慈善。危急時刻接受捐贈的目的，就是為了以後不再靠捐贈活着，直到反過來幫助他人、傳遞愛心。
就方式而言，公益慈善可分為兩類。第一種是「授人以魚」的物質慈善，例如直接向災民贈送衣食住醫等生活急需品。另一種是「授人以漁」的精神公益，例如資助教育、職業技能培訓，讓受助者俱備養活自己、改變處境的能力。
「授人以魚」是輸血，能夠解燃眉之急，但不宜長期實行；「授人以漁」是造血，見效慢，但可以幫助受助者自尊自立。如哈耶克所說「知識才是最稀缺的資源」——最絕望的貧困，是知識的貧困；最好的扶貧公益，是「縮小知識差距」。
比如捐助西部教育這件事。早期捐錢建校舍，解決了教育的硬件問題，也的確幫助了很多孩子。今天西部的很多學校，硬件設施早已非常完備。即便留守兒童，最缺的也不是物質捐助，而是「愛和心智的教育」——他們孤獨、迷茫、徬徨，甚至導致孤僻、心智不健全，他們渴望陪伴，啟發，引導和激勵，卻無法自知、無力表達……
有媒體報導，有個公益組織給學生捐贈了一批kindle閱讀器。兩年後發現，孩子們基本上都沒有開過機，因為kindle不如手機好玩。也有人捐贈過紙質書，結果沒有任何配套的推進，孩子們把它當成了額外的學習負擔，再好的書也沒有興趣打開。
好在一些專業人士已經注意到了這些教訓和需求，並推出了卓有成效的行動。例如為了落實公益活動「最後一公里」的公益組織「擔當者行動」。
——為了「促進鄉邨孩子高品質閱讀」，他們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運作機制：
·前期籌備，校長和老師一起制定閱讀計劃，專門設置「師生共讀、輕鬆交流」的時間；
·精選圖書，尤其是書籍的趣味性、切題性和啟發性，注重青少年的心智培育；
·現場參與，邀請圖書的作者或捐贈者進入課堂，與學生互動，激發興趣，培養參與感和儀式感；
·專業領讀，承擔最多的「導讀領航員」是教學一線的老師，長期接受專業領讀培訓；
·持續跟進閱讀效果，對家長、捐助者，持續反饋。
2021年上半年，「擔當者行動」公益組織，與先知書店書友擔當團一起，將一套兼具「科學啟蒙、道德修養、哲學思考」的《爸爸與小孩》送到重慶開州南雅鎮中心小學、開州關面鄉中心小學的師生們手中，效果就很不錯。未來該公益活動還將走進江西瑞金、甘肅臨夏、陝西延安等地區的基層學校。
誤解3：做公益的門檻太高
很多人有一種觀念：公益事業很高大上，我有心幫助別人，但沒有多少錢，也沒有專業能力，所以我只能做公益事業的旁觀者。事實上，這是把「公益」狹隘化了——公益公益，其本質屬性是公共性、公眾福祉。
對一個社會來說，公益事業的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它需要經濟發展的富餘，需要民間的高度自治和協作，更需要社會大眾對陌生人懷有「不求回報的愛」。
但對個體而言，公益事業的門檻並不高，我們甚至可以說——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慈善家，但是人人都可以做公益。
一場良性的公益活動，至少包含捐助、受助和公益組織運作三個環節。因此，無論以任何方式參與、促進了其中的任何一環，都是在踐行公益。毋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是中國人的道德智慧。不要小看不經意間的小小善舉，它或許就給那些身處迷茫、痛苦的人，送去了寶貴的鼓勵和安慰。
朋友圈一位女士下鄉時，看到無錢治病的少數民族同胞，拍下來發到了朋友圈，立即被愛心人士和專業醫生看到，於是他們得到了及時的救助；
有一位高位截癱的殘障人士，連生活都無法自理，卻是「自殺求助熱線」的志願者。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有輕生的人打電話來，他總是這樣鼓勵對方：「你看看我，連我這樣的人都在拼盡全力活着，努力實現我的價值……」
當看到災民身處危難之中，即便沒有能力捐款，無法去現場救援。可是哪怕轉發一個災區的視頻，讓更多人感受到同胞的苦難，一起傳遞消息，其實就是在做公益。
中國人從來不缺少做公益的熱心和愛心。比如，前面提到的「擔當者行動」公益組織發起的向西部孩子捐贈《爸爸與小孩》的活動，短短一周內，就有數百位書友參與，有書友甚至捐贈了上百套。這些愛心人士有大學教授、公務員、企業家、有普通的職場中人，甚至還有農民……
可見，公益的門檻不在於身份與經濟條件，而在於意願和認識。做公益應該量力而行，尤其是要在自己的私權範圍內進行。直白點說，就是有多大本事出多大力，把專業的事交給專業人士——這是君子的智慧和謙遜，也是公民的責任和自覺。
需要時刻警醒的，恰恰是「好心辦壞事」的愚昧、「慷他人之慨」的狂妄：逼人捐款絕不是公益，而是道德綁架；詐捐不僅道德敗壞，更要承擔法律責任。
誤解4：公益對窮人重要，對富人不重要
印像中，貧困地區才需要公益慈善，脫貧後的地方不再需要。但現實恰好相反：一個貧窮的社會，最需要的恰恰是商業；一個脫貧的社會，最需要的則是公益，尤其是民間的公益。
一個饑寒交迫的人，優先解決的是溫飽問題——解決之道只能是市場和商業，離開商業，無論多少輸血式的「扶持」，都只是存量財富的轉移，並沒有增量財富的創造。財富是源源不斷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分配出來的，商業和市場，正是財富創造的「光與鹽」。正如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所揭示的：災荒只會發生在資訊閉塞、商品無法自由流通的地方。
相反，在一個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的地方，大部分人憑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有餘力幫助弱小。當我們說「公益」時，我們說的是一個健康的社會、可持續的社會——人類本能的情感需要，一定會促使他們關注生活的質量、人生的意義。
在市場發達的地方，「慈善」和「公益」的概念之所以沒有特別的區分，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保護私產、鼓勵創造、民間自治」已經非常成熟，民間組織的認可度也很高，公益慈善已經成了自我實現的需要，而非救助弱小、沽名釣譽。
對公益層次的認識，還會對社會收益產生深遠影響。好的公益不一定是「資金密集型產業」，但一定是「智慧密集型產業」。保守主義思想者劉軍寧，依據智慧與精神的高度將公益慈善分為三個層次：
日常社會行動。例如蓋茨和巴菲特基金會，資助全世界貧困地區的食品、醫療、通信等。
建立良善的社會規則。例如一些制度型企業家，他們所做的公益，致力於變革落後地區的規則和風俗，提升民間的制度積累、自治能力。
聚焦於思想觀念的產生與擴散。例如，約翰·坦普頓基金會的宗旨是：支持科學家、哲學家、神學家的對話，預告人類信仰、道德與思想領域的重大事件，推動人類精神的進步，加深我們對「人與人、人與天、人與自然」的理解。
為什麼說「致力於產生思想觀念的公益，才是最高層次的公益」？因為財富是人類思想觀念的物化。財富易變易逝，人的肉體會衰殘，唯有文明可以傳承，精神可以不朽——精神的繁榮，高於且先於物質的繁榮。
古羅馬的公共建築曾經多麼輝煌壯麗！但如今不過是一堆殘垣斷壁。相反，羅馬法律歷經千年，仍然引導着人類思考正義。漢武帝的「不世之功」早已化為灰燼，而司馬遷的《史記》卻萬古流傳。
思想領域的成就可以讓人類世世代代受益，永不過時。英國人最珍視的財富是什麼？丘吉爾說，大英帝國寧可失去一百個印度，也不願失去一個莎士比亞。與其說這是丘吉爾對莎士比亞的獨愛，不如說是他對公益最高層次的認知。
公益不是施捨，是生而為人的本能
關於公益慈善的種種挫敗和詬病，在世界各地都屢見不鮮。只是隨着國內公益活動逐漸增多，一些普遍的問題逐漸顯露——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做公益。
我們必須謙卑地承認：人類不可能消滅苦難和不公，就像一棟大樓無論再怎麼結實美觀，也不可能杜絕強震和爆炸——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做公益。
著名學者楊鵬先生在《為公益而共和》中，談到自己作為公益人的體驗：平等參與、公開透明、公平競爭、民主決策、照章管理的文化與制度，讓每一位會員都學到了共和治理的經驗：「這就是一個共同體該有的樣子」。
好的公益是可複製、可持續的，它改良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紐帶：不是身份依附、利益算計，而是愛與美德。順應人性、激勵道德的良性公益，讓人們逐步走出烏托邦的幻夢，最終積累成良善的制度規則——然而，這仍然不是我們做公益的最大理由。
做公益的最大理由，來自我們內心的聲音——關愛同類，是我們生而為人的本能。人類天生就是相互需要、相互關愛的生物，儘管我們時常因為物理、心靈的距離，忘記這種「發自天性的情感需求」。
亞當·斯密說，人類的同情心總是以自己為圓心、逐漸向外圍遞減：一個人如果與你「毫無相似之處」，你就很難對他的痛苦感同身受；相反，一個人只有與你有「諸多相似之處」，他才能最真切感受到你的關愛。
什麼是好的公益？它是無私的奉獻，也是令人愉悅的「市場交換」：付出一方是出於愛心和美德，他們的付出其實也是一種「商品」，只是價格為零；接受一方不是出於懶惰和貪婪，在近距離的、活生生的世界裏，他們更能生出真誠的感激、成長和回報。作為「普通人」，我們能做什麼、該做什麼？
——盡己所能去關愛身邊的每一個人，再將同理心擴散到自己的鄰舍、同胞，最後擴及到每一個同類。當我們用行動去塑造這種有血有肉的「共同體意識」，收穫到的是他人的愛和認同，以及持久的幸福和滿足。為此，我們發出一張特殊的邀請函：與更多的「擔當者」一起行動起來，繼續為西部邊遠地區的中小學生捐贈一份特殊的成長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