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號，作為中央政法委新聞網站的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發了一張對比圖，"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點燃了微博的一場戰火。在這張圖下，叫好的留言和批評的留言互相對峙，旗鼓相當。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對此進行轉發評論和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對沈逸進行轉發回應之後。沈逸認為"中國長安網"的表態沒有什麼問題，並將那些同情印度、批評"點火"的網友稱作"聖母婊"。胡錫進對沈逸的言論不以為然，他認為，"普通中國人"在網上對印度冷嘲熱諷沒有問題，但官方機構的賬號發表這種類型的言論則十分不妥。
在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里，胡錫進有着"胡叼盤"的"美譽"，即不管中共官方出了什麼樣的政策和表態，他都能在網上將其圓回來，並博得"愛國陣營"的一致喝彩，有時角度之刁鑽，讓人嘖嘖稱奇。可這一次，胡錫進遭遇了史上最嚴重的翻車，掀翻他的不是所謂的"恨國黨"，而是作為他長期基本盤的"愛國者"，這些人宣稱，胡錫進的"公知尾巴"終於露出來了。胡錫進沒有刪除掉這個微博，但抨擊的浪潮可能讓他不堪其擾，他最終關掉了它的留言。
在這一系列攻擊裏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來自一個叫做"子午俠士"的網絡大V。這位大V的微博長期和"上帝之鷹"和"孤煙暮蟬"保持着極高的聯動性。在"肖美麗事件"中，他們率先將事件的焦點從"室內抽煙"轉移到"港獨"，並領導了對肖美麗、鄭楚然等女權主義者的網暴行動。最近他又將火力對準了LGBT群體，聲稱他們誤導了青少年。5月2日，子午俠士高調地站隊沈逸，對胡錫進發起猛烈攻擊。不僅如此，他還挖出了環球時報記者陳青青在推特上針對"點火"發表的英文評論"做這樣的對比實在太荒謬"，指控環時在外網"拱火"，暗示胡錫進是"兩面人"。值得一提是他這樣的一條微博："有個公知粉問我：你以前不是罵過長安劍嗎，怎麼現在又替長安網說話，倆賬號是一撥人啊，怎麼興你罵，就不許別人罵？沒錯，人民可以罵他，但敵人不能罵他。我們罵，是因為他有錯，你們罵，就證明他做對了。就這個理，不深奧。"
這種體制外的"愛國者"對體制內知名人士的攻擊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其中有一位叫王陶陶的前媒體人，對這件事的評論極有代表性："胡錫進代表的是有大局觀、有紀律的愛國輿論；部分圍攻（不是全部）胡錫進的代表的是自行其是、無紀律的北一輝式'愛國輿論'；這次兩種思潮的對決是必然的，因為有人想從政府手裏拿走愛國主義的定義權和領導權，表面上是無足輕重的網絡之爭，背後則是詮釋權和領導權之爭，如果這種思潮失去控制，北一輝式在軍人、基幹、大學生中主導愛國群眾的風險就會出現，二二六風險就可能成為現實。"
北一輝是日本皇道派背後的精神領袖，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正是二二六事件的思想指南。《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的理念與"國家社會主義"有相似之初，既有社會主義的成分，比如限制私有制、勞動者參與經營分配、八小時工作制等，又有國家主義的成分，比如鼓吹對外擴張等"國家的權利"。1936年2月26日，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名士兵對政府及軍方高層的"統制派"進行刺殺，意圖政變，最終失敗。參與者被宣佈為"叛軍"，多人被判死刑，軍隊內的皇道派勢力被統制派和反皇道派聯合一舉壓倒，沒有參與什麼直接行動的北一輝、西田稅也被判死刑。
日本政治學家丸山真男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背景、歷史和特徵有着相當深入的研究，在他看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存在着以下的客觀因素，比如國際間的對立和戰爭危機的緊迫；國內政治的不穩定，議會和既成政黨的腐敗、無能、無效等病理現象蔓延；由於各種社會組織僵化，喪失了其自動恢復的能力；階級鬥爭以及政治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日益激化；大量的失業，並出現大量的從本來的階級以及職業技能組織中脫落的分子。這些危機在精神方面也有如下表現：面對緊張的社會革命，資產階級產生的恐怖感不斷擴大；農民和城市小市民對無產階級組織鬥爭產生嫉妒和反感；知識分子與技術人員的虛無主義和對政治的不關心（冷漠）；大眾媒體切斷了知識的系統性，喪失了方向感；對合理調整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可能性感到懷疑或絕望；為了補償對現實絕望和無力感，期盼出現有絕對威信的超級領袖。
當下的中國和戰前的日本不能做簡單的類比，但在我看來，王陶陶對兩種愛國輿論的判斷是準確的。體制內的人員遭到"愛國者"的圍攻並不是第一次，在過去的一兩年裏，方方、梁艷萍、王小妮和羅新等體制內人員都遭受過愛國者的圍剿，但胡錫進的地位不一樣，用王陶陶的話來說，胡錫進是"愛國輿論領袖"，不僅代表有大局觀、服從性強、有紀律的輿論隊伍，而且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他這一次的表態，其實是在"努力配合近日的對印試探性爭取外交舉措，做涉外輿論工作"。胡錫進"表面上是媒體人，實質上代表了部分政府權威，對胡錫進的圍攻，其真正實質是這部分輿論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挑戰政府威信的必然嘗試"。
有趣的是，另一位身份特殊的國家主義大V兔主席，在發表了與胡錫進相似的看法以後，同樣遭到了"愛國者"的圍攻，也同樣關閉了（微信公號文章的）留言。兔主席原名任意，是傅高義在哈佛的學生，也是任仲夷的孫子，血統純正的紅三代。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和2020年的全球抗疫中，他以極高產且帶有一定理論性的評論收穫了大批粉絲。最新的《西安游、中印"點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體／聲音》有上下兩篇，分5月6號和7號兩天發，上篇措辭較為嚴厲，下篇則帶着苦口婆心的語氣，原因為何，不難想到。在上篇里，任意十分罕見地對普世價值（他所謂的"內核價值"、"始祖價值"、"基本底線"）進行了論證，儘管這個普世價值並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人道主義（儘管他沒有用這個詞）。他甚至用了一些十分康德主義的話語，比如："我們的道德選擇是基於道德，而不是構建在物質和利益基礎上的。""我的道德選擇是一貫的，我不會因為對象的不同、場景的不同、利益的不同而做不同的道德選擇。""我不會因為對方的反饋／反映而改變我的道德選擇與行為。"這些話與他以往的話語大相逕庭，以前他多是站在中國的立場抨擊西方的制度和觀念，雖然不時化用一些西方的理論，但基本是為前面的目的服務。在下篇，任意嘗試從外宣策略的角度講清楚為什麼一方面要區分外國的政府／政客和外國的人民，另一方面卻要中國的官方人員克制和謹慎，因為外國是將中共官方所有部門視作鐵板一塊的，任何一個官方人員的不恰當表態都有可能引發外交事故，甚至影響"國運"。
任意的文章立足點很高，從人類道義和國家戰略的角度去對自己的受眾進行勸誡，儘管他像胡錫進一樣強調"網民怎麼罵都可以"，但還是在一些地方流露出他對這些人的鄙夷，並兩次將這些人稱為"民粹"。將這兩次出現的地方合起來看，是一個相當辯證的表達。他說，有些部門的官方賬號為了"川普化的刷流量"，會"說一些非常民粹、討巧但不嚴肅、不登大雅之堂、粗俗、有爭議和帶有冒犯性的言論。"然而，"中國體制相比美國和西方體制的一個很大優勢，正是我們的政治家不需要為了選票迎合民粹而做短期主義、符合政客個人利益的事情。我們的政治家可以做長期主義的事情，這正是我們的制度優勢。"這說明，任意也像王陶陶一樣，越來越覺得民粹給國家的長遠發展帶來了負累。
不難想像，這樣的言論當然無法讓這些"民粹"買賬。"聖母"、"公知"、"理中客"、"跪族"這些曾經用來批評"恨國黨"的話像雨點一樣打到任意身上。坊間有人戲言，中國的"統制派"和"皇道派"終於成型了。雖然中國的國家主義從未是鐵板一塊，胡錫進和任意也並非沒有遭受過來自"愛國陣營"的批評，但這兩人的"被公知化"，說明民粹派國家主義越來越不受建制派國家主義的控制，不管我們對這兩派如何命名，不管胡錫進和沈逸一起唱多少次《團結就是力量》（5月7日，他們一起轉發共青團官微發的《團結就是力量》，以示和解），誰也無法掩蓋國家主義已經分裂的事實。
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和民粹派國家主義者的共同點在於，兩者都認同國家民族利益至上，都擁護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都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厭惡公知和"恨國黨"，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建制派國家主義者對民粹派國家主義的察覺會有所滯後，在此之前，他們更多將後者看作情緒更為激動的愛國者而已。建制派國家主義者，不一定是體制內的人，民粹派國家主義者，也不一定不是體制內的人，但在體制和"人民"之間，前者更傾向於體制，後者更傾向於"人民"，但這"人民"的定義是要由他們來決定的。這就是揚—維爾納·米勒（Jan-Werner Müller）所說的"道德化的反多元主義"。子午俠士的那段話最好不過地揭示了他的民粹派國家主義立場："人民可以罵他（長安網），但敵人不能罵他。我們罵，是因為他有錯，你們罵，就證明他做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