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首都三司」聯合北航「紅旗」等北京各高校造反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幾萬名外地到京串聯的學生參加大會。周恩來及中央文革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出席大會，立場鮮明地支持反工作組的造反派。張春橋宣讀了中央軍委《緊急指示》。該《指示》說：「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復名譽。」「黑材料要當眾銷毀。」蒯大富宣讀了大會的誓詞。
10月中，毛澤東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鄧小平在會上作了檢查。二人檢查的傳單傳遍全國。當時筆者在重慶，看到了二人檢查的記錄傳單。陳伯達在會上發表了關於文革中兩條路線鬥爭的講話。陳在講話中，尖銳批判了老兵的「血統論」對聯，指出它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的封建世襲論。這個講話影響很大，筆者與新北大「紅旗兵團」「紅梅」戰鬥隊的幾個同學當時在重慶大學串聯，看到講話的傳單後，馬上借鋼版刻印、油印，四處散發。
11月初，筆者所在的北大「紅旗兵團」的「紅梅戰鬥隊」回到北大，11月中時，「紅梅」隊長徐森被「紅旗兵團」任命為動態組組長。徐森當時代表「紅旗兵團」去地院「東方紅」參加了由朱成昭召集北京大專院校造反派的串聯會，討論形勢。徐森回校後向戰鬥隊傳達了朱成昭的發言。朱分析形勢說：當前形勢的特點是，隨着批資反路線的深入發展，中間派迅速分化，大部分人向左派（造反派）靠攏；左派（造反派）迅速壯大，由少數變為多數；右派（保皇派）迅速瓦解，由多數變為少數。左派應乘勝前進，徹底孤立保皇派。11月中至12月的形勢，確如朱成昭所分析。
從1966年6月到12月，朱成昭等地院學生反工作，自發成立「東方紅公社」，串聯各高校造反派成立「首都三司」，批資反路線。可以看出，當年的造反派具有鮮明的反迫害，爭自由，要民主的傾向。他們的造反運動，不同於以往的黨的運動，如「土改」、「反右」、「四清」等黨的運動。文革的造反運動是體制外為主體的群眾運動，當時流行的一句口號：「踢開黨委鬧革命」正是反應了這種情況。朱成昭等學生成立的「東方紅」、「首都三司」，有明顯的實踐「結社自由」的傾向。他們批工作組，四進地質部靜坐，更具有明顯的爭取「言論自由」、爭取「監督權力」的傾向。而在10月至12月要求「銷毀黑材料」的鬥爭，更是體現了反迫害、要人權的公民運動的特點。
三、銷毀「黑材料」，反迫害
從1966年10月至12月，在地院以至全國，曾發生過一場以銷毀工作組「黑材料」為重點的群眾性的反迫害運動。這一運動是從6、7月開始的北京及全國各高校反工作組鬥爭的延續。從10月以後，這一斗爭是伴隨着批資反路線展開。全國各地工作組在50多天裏，不但在運動初期把許多學生、教師打成了右派、反黨分子，而且為着準備在文革後期大規模反右，劃右派，許多工作隊對學校師生、機關幹部進行了左、中、右排隊，對工作組認為有問題的人的右派言論做了記錄，對反工作組的人拉出了名單，還有告密信、個人檢查等等污點材料。工作組撤走後，有些工作組對這些材料沒有銷毀，而是轉移到了派出工作組的「老家」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黨委的有關檔案部門保存。反工作組的群眾普遍稱其為整人用的「黑材料」，對其念念不忘，害怕「秋後算帳」，也害怕塞進檔案里跟着自己走一輩子，因而堅決要求銷毀。
十七年來，用履歷、出身登記表、思想匯報、思想檢查、檢舉信、污點記錄等個人檔案、「黑材料」來控制人，整治人，搞內控，區別使用，這本來就是各級黨委慣常的政治管理手段，人們對此早己深惡痛絕。1966年10月5日，中央批轉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這一「緊急指示」對動員群眾掀起銷毀「黑材料」的反迫害鬥爭起了極大作用。「緊急指示」指出：「凡是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並當眾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也可以當眾銷毀。」
筆者記得中央軍委的這個「緊急指示」，當時在各處張貼，無論筆者走到那裏，包括在外地大串聯，處處可以看到「指示」的公告印刷件或轉抄的大字報。人民群眾熱烈擁護銷毀整人的黑材料。一時在北京及全國各地掀起了造反派及群眾在批資反路線的同時，追討、銷毀「黑材料」的風潮。但許多中央部委、省市委不肯交出、銷毀「材料」，引起矛盾激化。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在與領導談判失敗後，舉行了示威請願，靜坐抗議，甚至佔領政府機關辦公室，搜查、搶奪「黑材料」，甚至為此發生武鬥。12月在杭州，由於浙江省委把工作組的「黑材料」藏到了省軍區，「浙江省紅色造反聯絡站」與「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聯合行動，發動上千人兩次衝擊省軍區大院。震驚中央，轟動全國。在北京，地院、清華、北外、礦院、農大、北航、廣播學院都曾發生造反派衝擊有關的中央部委，要求交出、銷毀「黑材料」的群體性事件。周恩來於10月22日在國務院小禮堂對地質學院的群眾代表說，地質部工作組在地院「搞些檔案，說『東方紅』是反革命，搞了些材料，這不對嘛！」指示儘快銷毀。11月27日，周恩來在接見外地師生赴京告狀代表時說「中央常委、林彪同志、中央文革領導同志，大家研究，再三考慮，共同認為，還是一燒了之為好。」群眾性的燒「黑材料」，反迫害的鬥爭持續至1966年年底。
當時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群眾追查、銷毀「黑材料」的群眾性鬥爭，快速地、大幅度地拉近了人民群眾與毛的司令部之間的距離，極大地提高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威望。群眾由此而感到毛的中央是代表了他們的根本利益。那是當時的普遍心理與情緒。當時流傳一個歌謠：「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毛主席親。」許多地方貼着這個標語，反映了造反派受壓後，得到中央支持而奮起反抗的感情。
這一群眾性反迫害運動持續了半年之久（從6、7月反工作組開始），10月5日公佈中央軍委「緊急指示」後，在10、11、12月達到高潮。這一反迫害的群眾運動由於得到中央的堅決支持，取得了重大勝利。這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規模人權運動。它的鮮明特點是：反迫害，反專制，爭自由，爭人權。筆者認為這一反迫害的群眾性大規模行動，體現了人民的歷史主動性。這是人民群眾在反專制主義的鬥爭中，出現的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萌芽。而群眾反迫害的鬥爭能取得重大成果，因為這一社會運動與毛澤東炮打劉鄧司令的部署吻合一致，與毛澤東要利用群眾運動的力量打倒政敵的戰略相吻合，因此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對人民而言，這是難得歷史機遇，或曰「機會」，朱成昭等地院同學抓住了機會，發起爭取自身權力的公民運動，走到了時代潮流的前端。但人民所爭得的成果沒有被立法所保障，因而不可能持久。「黑材料」銷毀了，不等於就沒辦法「秋後算賬」了。過了三年，到了1970年清查「五一六」時，很多賬就開始清算了。
1970年至1973年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矛頭向下查群眾，查文革中的現行反革命，沒有嚴格標準。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大批挨了整。有許多屬於受「懷疑一切」極左思潮影響犯錯的青年，應屬於思想教育的對象，卻被打成反革命。全國清查了300多萬五一六分子，大搞逼供信，有許多人自殺。僅四川在1970年前8個月的清查516分子的運動中，就有3887起自殺，死亡3331人。（據東夫：《造反派才是文革最大受害者》2016·1·25《中國禁聞網》）地院清查516，自殺的就有李思田老師、李明哲老師、魏小平、李仲學、王海洪等學生。李貴老師跳樓摔斷了腿（據《王大賓回憶錄》178頁）。地院清查516的最後結果是：沒有一個516！全國清查516反革命集團案是文革中頭號的第一大冤案。（註：以上追查「黑材料」群眾運動的資料，擇要摘引自王復興：《搶救記憶》第四章第5節。）
四、同情彭德懷，為彭鳴不平
1966年11月，「地院東方紅」朱成昭按照周恩來、江青、戚本禹的指示，派人去四川抓彭德懷。朱成昭前後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成都揪彭。第一批人王大來和錢信等人於1966年12月15日到成都，找到三線指揮部，見到了彭德懷。王大來等人與彭進行了長談。彭坦誠地談了大躍進中的問題，談了自己在廬山上所提意見。結果王大來等人被彭感化，對彭產生了同情，認為彭案是冤案，不應揪彭。地院第一次抓彭失敗。於是朱成昭又派第二批人、二把手王大賓等去成都揪彭。王大賓12月18日到成都，見到第一批抓彭的王大來等人，聽了王大來詳細匯報與彭的談話，而後王大賓也與彭進行了長談。結果王大賓完全認同了王大來的看法，認為不應揪彭，應向中央反映意見。於是王大來馬上回京向朱成昭匯報。朱此時也開始同情彭，派楊雨中去中央文革匯報意見，並上交給中央文革地院學生與彭交談的長篇記錄稿。企圖說服中央文革，結果遭到戚本禹嚴厲批評。中央文革立刻換馬，派北航紅旗去成都，揪彭回京。這時朱成昭急了，又派第三批人胡樂成等100多人赴成都揪彭。此時北航紅旗已從三線指揮部於半夜把彭偷走。地院東方紅依仗人多勢眾又搶回了彭德懷，雙方並未發生傳說中的在成都的首次天、地兩派武鬥。（天、地派也並不是由此而分裂、產生。其實，王大賓、韓愛晶雖一個是地，一個在天，但都否認有天、地兩派。揪彭事件也並沒造成兩家分裂。）
12月27日地院100多人與成都軍區共同乘34次列車火車護送彭帥抵京。在西直門火車站，朱成昭拒絕執行戚本禹所傳達的周總理指示，拒把彭交北京衛戍區帶走，堅持要把彭帶回地質學院。誰也擰不過他。（朱顯然有想法，他可能想先把手下王大來、王大賓的意見弄明白，又或許想與彭帥詳談，深入了解彭案是非。）朱把彭接到地院已是晚上11點。朱還沒來得及與彭聊天，凌晨三點時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副司令李鍾奇、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到地院傳達周恩來指示，把彭德懷交北京衛戍區帶走。彭被衛戍區帶走。但朱成昭扣留了彭德懷隨身攜帶一小箱機密材料，內有他的廬山「意見書」、有他後來寫給中央的八萬言申訴書。朱成昭詳細閱讀了彭的資料，還讓人全部抄寫了一套，在「東方紅」核心圈內傳閱。幾天後，朱才把彭的材料上交中央文革。1967年1月4日，朱成昭對王大賓講：「對老頭子的看法，你是對的。」「老頭子當時的『意見書』是正確的。」
1967年7月26日，北航與地院在北航大操場，舉行了聯合批鬥彭德懷大會。以北航為主，在北航召開，地院很低調。實際上地院「東方紅」王大賓等人對鬥彭很牴觸，但不得不應付。此時朱成昭已離開核心組，脫離了運動。
當時像朱成昭、王大賓這樣看待彭德懷的，在地院「東方紅」不是一、二個人，而是有一批師生，如：王大來、錢新、陳保堂、楊文遠、鄭文卿等等。他們與彭帥接觸、交談後，根據自己在1958、1959年的親身經歷以及三年困難時期的親身感受，又看了彭的「申訴書」，認為彭在廬山講的是實話，是正確的，把彭打成反黨分子是冤案。這便說明了幾個問題：1，「造反派」並不是沒有頭腦的「烏合之眾」，他們並不盲從，而長於獨立思考；2，他們並不「唯上」，而較「唯實」，對「非實」事物，敢於大膽懷疑並反對；3，文革是從評《海瑞罷官》開始，毛說「彭德懷就是海瑞」，毛的這個說詞早在文革初期就傳開了。朱成昭等人通過獨立思考，認為揪彭、批彭是錯的，這便勢必發展到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之質疑。4，地院「東方紅」前後兩次反對從成都揪彭回京，頂撞了中央文革，抗命，被中央文革批評：「立場動搖」，「犯了嚴重的右的政治錯誤」。朱成昭們心裏不服，於是對中央文革開始懷疑、反對。就在揪彭回京不久，朱緊跟着於1967年l月開始，公開反對中央文革。兩件事在時間上緊緊相扣，這絕非偶然。5，地院「東方紅」揪彭的經過是對「造反派」是「奉旨造反」論之否定。如果是「奉旨」行事，便不會對揪彭兩次抗命。地院「東方紅」當初反工作組，也並不是「奉旨造反」，而是不甘壓迫而造反。內在的動力是造反的原因。（以上地院「東方紅」成都三次揪彭史料，擇要摘引自《王大賓回憶錄》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
五、公開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
1967年元旦剛過，朱成昭召開了一個分析文革形勢的內部討論會。這是一次重要的「黑會」。朱成昭在這個會上談了他對運動的看法。他說，對文化大革命的前途很擔憂。中央被打倒的人太多了……我們跟在中央文革後面跑還跟不上。中央文革運動了群眾，我們跟着跑，會不會犯打擊一大片左的錯誤？大家要思考、分析。中央文革現在搞的這樣左的路線，有沒有問題？陶鑄不是剛提到中央來的嗎？怎麼又給打下去了，不好理解……
沒有不透風的牆，1月20日左右，朱成昭在「東方紅」內部會議的講話被傳了出去。「叢中笑」戰鬥隊貼出大字報，揭發總部朱成昭有攻擊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言論。這張大字報很快引起「東方紅」內部一些人對朱的聲討，「東方紅」內部亂了起來。同時，有人向中央文革遞交了材料，報告了朱成昭的思想、言論。
1967年1月24日，中央文革辦事組的王廣宇，奉命到地院向朱成昭傳達陳伯達給朱成昭個人的一封信。王廣宇向朱成昭單個人念了這封短訊，信的主要內容是：「……聽說你們要反對我們，我們不怕！只是過去關照過你們，現在再關照你們一次。如果不聽我們規勸，要繼續往下走，就會掉到茅廁里去，變成茅廁里的石頭，又臭又硬，就悔之莫及了。」陳伯達的這封信本是不用傳達、不用公開的。但朱成昭自己卻把信公佈了。這就公開了朱成昭與中央文革的矛盾，公開了朱對中央文革的意見。於是地院馬上有人貼出大字報，批朱炮打中央文革。朱鬧出這麼大動靜，「造反派」竟然反戈一擊，炮打中央文革，此舉震動了京城和全國。
朱成昭公開反對中央文革的事件發生後，中央文革的江青、關鋒、戚本禹多次要朱成昭「閉門思過」，想讓他做個檢查過關，「檢討歸隊」。但朱就是不聽勸告，死扛着不作檢查。1月24日，朱進一步行動，召集葉向真、王大賓、蔣良朴、楊雨中、杜金山、梅建明、張九九（最高檢檢察長張鼎臣女兒）等人到梅建明家開會。朱在會上分析文革形勢，說：中央文革打倒人太多了，打擊面太寬。中央文革是在搞一條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許多管生產的幹部都弄出來批鬥或打倒靠邊站，誰抓生產？聯動的人都是些中學生幹了些壞事，但對這些小孩還是個教育問題，怎麼都給抓起來、關起來了？朱又說，現在軍委與中央文革有明顯矛盾，中央軍委是抵制中央文革這條路線的。朱說，我們要站在軍委一邊。要是不解決好打倒老幹部過多過寬的問題，文革就可能最終要失敗。而文革的失敗，也是關係到我們造反派的大事。在這次會上，葉向真給大家講了其父葉劍英在1月20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事。當時，老帥們與「中央文革」發生激烈爭執，葉帥激怒之下一拍桌子，拍斷了右掌掌骨。梅建明說，「中央的上層矛盾已經激化，我們當然要和老帥們站在一起，跟『中央文革』對着幹。」
此段時間，朱想向中央文革匯報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多次聯繫中央文革要求接見反映情況，但中央文革總是回復，沒時間，等有時間再談。朱等得煩了，對友人說「中央文革實在不願意聽我們意見，我看就要寫大字報了。」
1967年2月初，「東方紅」整風小組要求朱成昭對中央文革的態度作出檢查和交待。朱決定借整風之名，將觀點全盤端出，讓群眾評判。2月4日晚，朱成昭在大飯廳召開的全院師生大會上作了一個「檢查」。這是個假檢查，真炮打。這個會有三萬多人參加。據王大賓在《回憶錄》中說，當時有人對朱的檢查錄了音，並保存至今。朱借檢查之名，公開了他的八大觀點：1，大串聯搞亂了全國；2，整風、軍訓實無必要；3，中央文革運動群眾；4，中央文革抓人太多；5，中央文革對老幹部打擊面太大；6，中央文革太左；7，在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之間，站在軍委一邊；8，大聯合大奪權搞早了。由於朱成昭借檢查之名，系統地批判中央文革，影響了眾多對文革抱懷疑的群眾。2月8日，中央文革辦事人員閻長貴到地院宣佈：朱成昭的檢查是「炮打中央文革，反對中央文革。」筆者認為：朱的這個檢查，要害是4、5、6三條，說中央文革抓人太多，打擊面太寬，太左。即表示中央文革推行了一條「打倒一切」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這便擊中了毛澤東文革路線的要害之處，既使今天看來，朱在1967年2月便能有此洞見，實為難能可貴。第3條，批評中央文革「運動群眾」，恰恰說明「造反派」反對「奉旨造反」，信奉「自己解放自己」。第7條說自己要站在中央軍委一邊，說明朱已從葉向真那裏了解到中央幾位老帥、副總理的二月抗爭，並選擇站在「二月逆流」派一邊，這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所絕不能容忍的。
3月初，在中央文革的指示下，朱成昭離開了「東方紅」核心組，被命令「閉門思過」，王大賓成為「東方紅」一把手。中央文革指示：地院「東方紅」這面紅旗不能倒。
此後，朱成昭被隔離居住，但一直拒作檢查。1967年7月時，他和葉向真南下廣州遊玩，被戚本禹誣衊為「企圖偷越國境」，被周恩來令公安部副部長於桑從廣州抓回北京。而後朱、葉被隔離審查，再後來二人被關進功德林監獄。這一專案當時被宣佈為「葉朱反革命集團案」。
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前後，毛、林矛盾日益突出，葉劍英再次獲毛澤東信用，年底葉向真被釋放回家。一年後，葉向真轉行學醫，先後在首都醫院和301醫院做了七年醫務工作。1978年重回文藝界，以「凌子」的藝名導演了電影《原野》，反響熱烈。後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朱成昭的命運則與葉向真大不相同。朱成昭直到1975年5月19日才從監獄放出來，受連累的蔣良朴、顏寬同學同時從監獄放了出來。但朱成昭還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送到湖北一個勞改農場勞動改造。直到1980年6月才正式平反。又拖到1985年，才被分配到江蘇省第四地質水文大隊工作。1990年初隨商業大潮到上海下海經商，一度做得規模很大，後因種種原因失敗。而後歸隱山林，在北京昌平十三陵牌林監村潛心研究文革史，1998年9月25日因心梗猝然去世。年僅57歲。據說朱去世前，寫過不少有關文革史的文章，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睹他的遺作，這要等待他的同學、好友、親人作努力了。
1980年朱被平反後，據說中央組織部想把死去的張志新與活着的朱成昭，同時樹為反對文革極左路線的典型，在全國宣傳。朱成昭這個典型因葉劍英反對而被取消。宣傳朱成昭難免會牽址到葉向真……
對於朱、葉的不同命運，王大賓在其《回憶錄》中曾感嘆：「想起孔丹的話：像孔丹這些『和老幹部有着天然聯繫』的老紅衛兵，自認和朱成昭這樣的造反派紅衛兵『具有本質的區別』。你就可以理解，同為『葉朱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的葉向真、朱成昭，為什麼會有不同的人生命運與結局！有人對《西遊記》的評論說得好：有背景的妖怪都被收走了，沒有背景的妖怪就被孫悟空打死了！」
結束語
朱成昭是那一代文革「老五屆」大學生中，從反抗專制壓迫，到迷枉、彷徨，再走向覺醒的傑出典型。他是走向覺醒的先知先覺者。
但處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朱成昭，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一是，他當時不曾像張志新那樣，窮追到底，追蹤文革錯誤路線至其罪魁禍首，這與那一代青年沉浸在「個人崇拜」、「神化領袖」的迷霧中有關。朱成昭批判文革遠不如張志新徹底。二是，他過於同情「聯動」。雖然他批評中央文革不教而誅，把小孩子關進監獄，這是破壞法制。這當然是對的。但他說什麼「四三、四四派都不能掌權，應由老紅兵（指聯動）掌權。」說明他僅是從路線上批判中央文革「打擊一大片」是過左，是太具破壞性。而認識不到四三派與聯動爭論的核心是：人應按血統分為高低貴賤？還是人人生而平等？四三派反對的是權貴的特權。朱認不清「聯動」的實質，因此他也就更不可能去否定一黨專制下的權貴特權制度。這方面，他受葉向真的影響應很大。他當時不可能達到普世價值的高度。
朱成昭的經歷啟發人們，文革史中有個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文革中的最早的「造反派」，為什麼會反對中央文革？反對文化大革命？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聶元梓身上。聶於1967年2月後，對文革發生懷疑，證據即她於1967年2月、7月、8月，三次提出解散北大文化革命委員會，同時自己辭去校文革主任之職。第一次在2月，在新北大公社戰鬥隊聯席會議上，她的提議被群眾否決；第二次在7月，在北大校文革常委會上，她的提議被常委會否決；第三次在8月，在中央文革接見會上，她的提議又被否決，並遭到江青嚴厲批評。她被毛澤東樹為文革的一面紅旗，卻想撂挑子不幹了！背後一定有深刻的考慮，她是怎麼想的？
聶元梓的兒子大胖於2018年4月25日對筆者的長談中，對此有深入披露。大胖說；「1967年夏季，我媽每隔一、二天就在晚上帶我去楊惠文家（聶與楊惠文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無話不談的好友。）我媽和楊惠文、白介夫（楊的愛人、老幹部、北京市革委會成員）三人議論時局，觀點一致。三人共同認為：當前是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左傾錯誤，政策太左了，打倒一大片，比延安整風還厲害，還左。我聽了大人的議論，萬分震驚！（大胖當年是北大附中的學生）」大胖還說：「我媽說，準備向中央文革提意見。楊惠文、白介夫警告她：『不可以！如果你這麼幹，會把你整死，你孩子也得死。絕對不行！但你可以想辦法退出運動。最好是想個辦法，生病住院，或者找個地方貓起來。辭職不干可以試試。』」於是聶沒有像朱成昭那樣跳出來，而是採取了爭取退出運動的較為安全的策略。
聶元梓、朱成昭，他們二人都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派」，為什麼在文革第一波浪潮過去之後，於1967年上半年，便會對叛逆發生叛逆？對造反進行造反？會不約而同地懷疑文革、反對文革？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文革中造反派的異化現象。
2018年9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