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薔和父親梁實秋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平。但戰火併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平趕赴天津，想搶先購買船票南下。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結婚嫁人，沒有與我們同行。母親因料理三姑房產，準備第二天到天津與我們會合。我們邀天之倖以僅有的一點金子買到了四張船票。不料當晚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將會怎樣。
我記得父親那時的悲愴沉痛，因他再一次要與母親分離，此去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團聚，他坐立不安，暴躁如雷。我就只知道放聲大哭，哥哥一言不發坐在床上發愣。
我們登上的湖北輪，是從大沽口駛出的最後一條開往香港的船。湖北輪本來是貨輪，只有上面兩層是客艙，已由洋人或「高等華人」所佔。一般老百姓雖付出了比頭等艙還昂貴的黃金，卻只能被「趕」入統艙。我用「趕」字是很恰當的動詞。船員對我們的態度，和趕豬玀相仿。我們登上甲板後，就立刻被趕入一窄小的洞口，洞口有極陡的金屬梯，向下通到統艙的金屬地板上。「統艙」也者就是一大間無通風設備的房間。正中間有一約二十尺見方的活動天花板和地板，上貨時可由甲板上的起重機直接將貨物卸下，進入統艙或統艙下層之底艙。船主看準了運貨遠不如運人利潤高，所以賣出了幾百張統艙票，把我們像豬玀般趕下統艙，把洞口鐵門一關，任由我們自生自滅了。
統艙本無艙位，成百的難民擁入之後，立刻陷入一種極端的混亂局面。機警的人立刻打開鋪蓋卷，佔地盤，有位潮州老鄉，一時來不及打開被褥，竟以四罐康乃馨煉乳放置地板上，聲言以煉乳為四角的長方形地面已為他所有，別人不可侵佔。幸有位山東老鄉氣憤不過，一腳丫子把煉乳踢了老遠，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大家逃難，應該同舟共濟，你這麼不講理，俺揍你！」這時許多憤憤不平的人群起響應，潮州老鄉一看情形不妙，立刻收兵。爸爸忙着排難解紛，扶老攜幼。不出十分鐘，大家各就各位。聰明的人佔了較大的地盤，不但有地方安放行李，而且又可以躺平，甚至有翻身的餘地。我們一家三口突然發現只得「立錐之地」。我們的行李只有三隻箱子，放在地上一小堆，我們站在箱子旁邊，無助地發呆，不知所措。很快地，我們又發現，我們足下的那塊「立錐之地」也不屬於我們，那是大家出入必經的甬道。
人在得到基本的安全感之後，才談得到禮、義、廉、恥。這時，我們四周的芳鄰竟有人對我們這傻傻的一家表示了關懷。有人說，在他到甲板上去解手的時候，我們可以將腿伸直，佔用他的「地盤」活絡一下筋骨。我們感激人與人之間每一分每一厘的關懷與同情。在人類醜惡猙獰的面目中，我永遠可以尋到清新純潔的花朵，維持我對人的信心。
湖北輪在軍隊的槍聲恫嚇下立刻拔錨駛離天津碼頭，以致沒有時間將底艙裝滿貨物，就這樣頭重腳輕地駛出海河，搖搖晃晃地在渤海中航行。軍隊鳴槍的目的是使湖北輪靠岸，載部隊南撤。聰明的船主當然知道，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有槍桿的人是不會付金條的。我們的船因重心不穩，恐有翻船之虞，被迫轉向，駛往韓國上貨。
開船後不久，船員給我們送來了第一頓飯。他大聲吆喝着：「開飯嘍！快起來，大家來領飯。」他從洞口送下來的是幾大洋鐵桶含有砂礫的糙米飯和一些青菜湯。我們都非常飢餓口乾，大家沒作聲，乖乖地吃了下去。每家人都取出私菜佐餐，以補不足。到了晚上，大家安靜下來，各自找個比較舒適的姿勢睡去。我們一家無「床位」，爸爸就睡在甬道中的一堆箱子上，可以伸直腿，但是箱子高矮大小不一，身下起伏不平，而且海上風浪甚猛，船搖擺幅度過大，爸爸常有滾落之虞。我和哥哥也睡在別人的衣箱堆上，但無法伸直腿，只能蜷曲着，我的頭上掛有不知誰家的網籃，裏面裝滿什物，隨着船的搖動在我的頭上一尺處前後左右地搖擺着，不知何時會落下來。我們都不抱怨，這是逃難，不是享樂。我旁邊的一位大學生比我們還慘，他只能坐着睡覺，他也一聲不出地忍耐着。一旦每家把地盤佔好後，不管公平不公平，似乎大家都樂於認「命」。「富有」的「地主」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安身」之處，「無產」者如我家和那位大學生也能與「地主」們和平共處。
湖北輪到了仁川，躉了大批的魷魚乾。其腥臭加上我們乘客所產生的各種氣味，在那密不通風的統艙中醞釀出一種難耐的氣息，即使不暈船的人也要嘔吐。後來又去了釜山港上貨，我們趁機上岸去散步，並尋些吃食。那時的韓國十分貧困，碼頭附近有許多乞丐。我們買了一籃蘋果，跟在我背後的小孩跑上來搶了一個就跑，一邊跑一邊吃。我沒追也沒喊，我想那孩子一定餓極了。我很想買一件有韓國特色的紀念品，但我只找到了一條日式絲巾，帶回船上。同船的一位靖宇教授（不記得姓了）不知哪裏找來的毛筆，給我在絲巾上寫了老子道德經中的兩句：「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我好珍惜這件紀念品。它不但使我想起湖北輪的一切，更使我回顧60年前韓國的貧困，我買蘋果和絲巾的海港今天該是繁榮和平的大都會了。
大家都回船後，彼此討論著尋購到的水果食品。獨有那位大學生什麼都沒買，他垂着頭，儘量不去注意我們的鮮果。爸爸取了一枚大紅蘋果送給他，他不要，爸爸堅持，最後終於千恩萬謝地收下了。他把蘋果拿在手中，仔細打量，再嗅一下它的香氣，然後就將蘋果在他的領子上摩擦。一天兩天過去了，他沒吃，只是天天聞着它，在領子上不斷地打光。我們的蘋果都吃完了，他的那枚「碩果僅存」的蘋果擦得十分艷麗，他坐着睡熟時，清癯蒼白的臉孔映着那深紅的蘋果，成為一幅十分感人的畫面。我至今仍記得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和他的蘋果。他若仍活着也應是八十左右的人了，不知他是否還記得湖北輪的往事。
湖北輪進入黃海後，天氣轉劣，如山的巨浪無情地襲擊着我們這條小輪船，露宿在甲板上的難民全部濕透，在12月的嚴寒海風中戰慄。他們用繩子將身體與衣箱捆在船欄杆上，以免被海浪捲走。我們住統艙的比甲板上的難友又略勝一籌了。
在海上漂了十天左右，漸進東海，氣溫轉暖。我們都仍穿着北國嚴冬的厚重寒衣。爸爸穿着中裝，長羊皮襖，仰臥在丘陵起伏的衣箱堆上，手拿一本線裝《杜詩集注》，養他的浩然之氣，同船難友均尊稱爸爸為「梁教授」。
在船上的時間愈久，伙食愈壞，船員對我們的鄙視無禮愈難忍耐。一日，給我們送飯下來的船員照例用喊豬玀似的口吻對我們斥罵着。突然，父親自他的「床位」上一躍而起，伸手把船員口中叼着的香煙摜在地上，劈頭大罵道：「你不要欺人太甚，下次我再看見你叼着香煙送飯，我就揍你……還有，你這種連豬都不吃的伙食，我們不再接受……」溫文爾雅的梁教授居然說着就捲起袖子來做打人狀。眾多年輕小伙子立刻聚攏來把那傲慢的船員團團圍住。好漢不吃眼前虧，那船員連忙作揖道歉，抱頭鼠竄而去。第二天，果然加了菜，換了一位船員送飯，態度良好，嘴上沒叼香煙。從此，在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竟成了「英雄」了。這次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見到父親尋釁動武。
湖北輪載着我們這批最後離開天津的難民在海上與驚濤駭浪搏鬥了十六天，終於平安抵達香港。這十六天的經歷使我突然成長。我見到了大海，也看到了真正的人性。
父親、哥哥和我三個人抵達香港後，有「厚德福」飯店的張詩舫先生接待。厚德福是在全中國各大都市都有分號的飯館，與我家有過密切關係。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厚德福的大股東。所以，我們逃難時備受當地厚德福飯店的照顧。張先生把我們接到一家旅館休息。我記得我們進旅館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然後才想到別的。張先生居然還帶我們到一個小公園照了一張相留念。
第二天就到廣州去了。到了廣州我們租了一輛出租汽車直駛中山大學去找陳可忠校長。陳伯伯是父親北碚時代的老朋友。可是我們不知道陳校長的辦公室在哪裏。正在焦慮時，父親叫司機隨便停在一棟大樓前，進去打聽一下。父親進入大樓，我和哥哥坐在車中等候。不一會兒，父親興奮地跑着出來了，大喊着說：「你媽出來啦！出來啦！已經到上海啦！」
原來父親進入大樓後，打聽校長辦公室在哪裏。巧遇一位舊時熟人，說收發室有父親一封信，正不知道如何處理呢！他打開書桌抽屜，拿出來一封母親從上海寄出的信，告訴我們平安抵滬，並將搭船南下與我們團聚。這一驚喜可非同小可，造化弄人，我們的悲歡離合竟這樣戲劇化！
父親在中山大學獲得一教授職位，住進教授暫時住宅，這是一棟教學大樓平山堂的半間教室。不幾日，母親抵黃埔，父親去接，卻失之交臂，回來後正發愁，母親突然逕自走進屋裏來了。她穿着一件黑紫羔皮大衣，手裏拿着一個小包袱……我們就這樣地團圓了。那年頭，逃難沒有手機，接人總是接不到的。
見到母親後得知她是如何逃離北平的，後與大姐核實才得全貌。我們走後，母親替三姑辦理的房產問題也解決了。那時北京已經圍城多日，城外機場已陷。此時炮聲隆隆，人心大亂。國民政府派了兩架飛機到北京接一些學界人士南下，臨時在北平城內東長安街建造飛機跑道。那時北平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得知迎接學人名單上有父親的名字，可用父親的名義登機，但須立刻到北京飯店報到，一小時內飛機起飛。大姐希望母親不要走，母親不肯，一定要走，倉促中提了一個小包袱就上了飛機。母親上機前，大姐給了母親一條軍毯，怕她飛機上冷。那條跑道是東單廣場，本是一個大操場，臨時鋪平了一段由崇文門至東單的約有二三百米長的土道。飛機由南往北滑行，至北端強行起飛，擦着東單菜市場的房頂向北飛去，再盤旋向南，好險！終於順利地飛走了。大姐看着飛機沒有摔下來，才放心回家，倒在床上放聲大哭。從此大姐再也沒有見過母親。母親後來把軍毯帶到美國，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它是這一幕生離死別驚險鏡頭的信物。
選自梁文薔著《春華秋實》，北方文藝出版社，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