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van Osborne
譯者：Fred
中國政府最近大幅加強了對此前受歡迎的外企的審查。《華爾街日報》最近報道了執法部門對多家西方公司員工的訊問，以及日本商人西山寬在中國停留的最後一天失蹤，並涉嫌中國的刑事處罰。當外企考慮新政策的影響時，考慮一下先前的仇外思潮可能會有所幫助，因為曾經的情況可以告訴我們即將可能發生什麼。以下敘述基於多個來源：歷史學家張戎的證詞，張戎是中國共產黨掌權後第一批獲准出國留學的中國人之一；許志強，1949年前被父親送去美國留學，中共勝利後回國建設新中國的人；以及托馬斯·N·湯普森(Thomas N. Thompson)1979年的記述，《中國對外企的國有化：人質資本主義的政治，1949-57》。
當前的這場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讓人回想起1949年中國共產黨勝利後發起的一場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入侵滿洲之前，自1842年強制開放以來，在國內外企業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的大部分地區已經進行了大幅社會轉型。雖然1842年之後的上海對一些人來說因惡習、犯罪和腐敗而聞名，但幾十年來，它也吸引了來自中國其他地區的大量移民，他們常常在前所未有的自由環境中取得巨大成功，重塑了中國的經商方式，並且他們不僅將中國元素融入西方商業模式，還影響了小說和電影等西方文化形式。（他們的後代現在常常為自己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而感到自豪，因為自1949年以來，上海是一個很難獲得中共居住許可的城市。）雖然1842年之後，上海像許多其他中國城市一樣，中國對其沒有主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領土被日本佔領），同盟國政府將其歸還給中國，以示團結。
1949年後，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內戰期間惡化了的報復心理的共同推動下，尋求重塑經濟。20世紀50年代初的農業集體化尤其暴力，中共官員先是在全國全國範圍內對被指控的地主和「右派」進行殘酷的、看似隨意的報復運動（1950年的土改並不涉及「右派」——譯者注）。特別是在1949年至1953年的反地主運動中，農民最初獲得了從地主手中奪取的土地（儘管雙方有時秘密同意恢復舊的土地關係）。最終，農民分幾步被轉移到由中共更直接控制的更大農場，直到形成了大型公社，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末的災難性饑荒。
在城市中，私營企業的收購較為溫和。日本投降後戰敗的國民黨奪取了許多日本企業，勝利的中共政府很快又從國民黨手中奪取了所有的私立學校、大學和所有報紙。但一些中國私營企業被歸類為「民族資本家」，這些業主在內戰期間至少不支持國民黨，有時還支持政權更迭。這一群體中另一些突出的人物是在1949年之前的混亂歲月中逃離的企業主，他們只是在中共勝利後才返回幫助重建國家。
理論上，給予民族資本家的任務是在過渡到共產主義期間分享他們的專業知識。可悲的是，那些留在公司的民族資本家中，許多人很快就被迫經歷了臭名昭著的「批鬥會」，那些被視為被「資本家」剝削的人揭發批判他們，目的是讓他們承認自己的階級罪惡。（一些「資本家」與許多其他受害者一起被送往勞改場所。）在此背景下，中共當局宣佈將資本家列為1951年後半年的「三反」以及1952年初的「五反」的目標。此外，雖然共產黨一度允許一些人保留其企業的名義所有權，但是，他們可以向現在完全是國有買家收取的價格、他們必須支付的工資以及他們不得不在管理和其他方面僱用的中共官員的數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限制，這因素加起來讓他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悲慘；據估計，在國有化進程完成之前，僅上海就有數百人自殺。
1955年的下半年，工商業改造突然完成。幾年來，在針對工商業主的全國性運動中，中共對企業的控制不斷增強，這打破了他們的意志。上海剩下的中國工商界領袖被召集與毛澤東本人會面。儘管從20年代末開始，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恐怖，但近距離接觸毛澤東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因此，他詢問聚集在一起的工商人士是否希望通過讓國家當場接管他們的企業來加速向共產主義的過渡。絕大多數人都說願意。於是經過幾天的慶祝遊行，這個曾經偉大的工商業策源地在幾天之內就完成了任務，就像全國各地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