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約有兩年，楊杏佛常在星期日帶兒子到巨籟達路（今巨鹿路）唐家去吃飯，談天或打牌，在座的還有唐瑛和她的丈夫李祖法。但那時，這對夫婦就已經看出不和諧的苗頭。
李祖法
李祖法出身於鼎鼎大名的「寧波小港李家」，其父為當時是上海商務總會總理李雲書，名副其實的浙地財閥，滬上新進的一代天驕（愚園路李家西摩路李家都是他家）。
李祖法畢業於耶魯，少年得意，對於唐瑛的盛名，一開始是極為滿意的——我再次感慨下李家公子娶的都是名媛，二代名媛周叔苹的丈夫是李祖侃，嚴仁美的第二任丈夫是李祖敏，李祖敏有個弟弟叫李祖萊，曾經綁架過張伯駒。他有一個妹妹叫李秋君，是張大千的紅顏知己。
這樁婚姻看起來門當戶對，但娶回家來，卻發現不是這麼一回事。
一個好動，一個喜靜，好交際的妻子遇上了愛宅在家裏的丈夫，這段婚姻註定困難重重。李祖法在上海擔任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的總代理人，善於經營，長於理財，他對妻子那種穿花蛺蝶般的交際花生活頗有微詞。
從唐瑛的婚後生活看起來，她並沒有因為結婚就打算完全消失自己「交際花」的桂冠。1935年秋，唐瑛在上海卡爾登戲院用英語演京劇《王寶釧》（Lady Precious Stream），這齣戲的開頭，王寶釧自己把繡球拋給薛平貴，她是這樣主動的女子，即便在上一段感情里，為了家庭，她不得不把和宋子文的情書鎖在柜子里。
她本來還有機會去紐約演出這齣戲，1935年12月底，導演熊式一發電報給唐瑛，邀請她來美演出：「你何時能坐船來參加一流的世界性歷史劇目？一起幫助中國發揚光大，讓世人了解中華佳麗。如果應允，速航空寄照片。」當時負責演出的國家藝術劇院主任伯納迪恩·弗里茨（Bernardine Fritz）也認為，「整個中國最適合扮演這角色的」非唐瑛莫屬，她認為，要是唐瑛能涉洋去百老匯，必定引起轟動。
但唐瑛的回覆是：「擬不予考慮。至歉。」
也許是因為李祖法阻撓，這次演出才不能成形。唐瑛這樣的閨秀，最懂得給丈夫體面，但也許也是在彼時，她已經開始打算離婚了。
兩年後，1937年，27歲的唐瑛與李祖法離異，他們的兒子李名覺歸唐瑛撫養。
小報上的報道卻出奇的克制，我翻了翻，只有幾篇講唐瑛如何落寞出行，拒不回答記者提問，又猜測李祖法有新歡云云，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南唐北陸，一濃一淡，唐瑛的淡，並不是為了襯托陸小曼的濃，正因為這一份淡薄，才避免了輿論的追殺。
她早知浮世繁華太過濃烈，會情深不壽。不如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藏着的鋒芒，雖然看起來有些無趣，但至少，安全。
唐瑛的第二任丈夫是友邦保險公司的容顯麟。容先生是廣東人，叔叔是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容先生性格活潑，愛好多樣，騎馬、跳舞、釣魚等，也是文藝愛好者。容先生的家世和李祖法比差遠了，他同樣有過婚姻，而且還有四個孩子。
唐瑛喜歡，她吸取了教訓，這一次，她要為自己而活。1937年，他們在新加坡結了婚，中途一度去了美國，1939年又回到上海，住在丹尼斯公寓。
李名覺喜歡和容伯伯在一起，他喜歡在周末被牽着手帶着去看戲、看電影、看畫廊、聽音樂會或是外出野餐，每個周末都令人愉快。容伯伯對他十分寬容，不看演出的時候也會帶他去吃點心，吃湯麵、煨面，還吃美國巧克力和漢堡。他很愛吃漢堡，吃麵食，印象中家裏幾乎是不吃米飯的。
1948年，唐瑛全家去了美國。
順便說一句，和唐瑛離婚的李祖法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將西方人壽保險公司所有投保客戶個人資料保存。二戰結束之後，他耗時數年追尋客戶下落，仍兌現戰前客戶承諾，因信譽而聞名保險業。1947年，美國西方人壽保險公司在香港開設其亞洲總部，李祖法移居香港，我曾經多次在船王董浩雲的日記里見到李祖法的名字，董浩雲視他為知己，言必稱「兄」。
03
和姐姐唐瑛一樣，妹妹唐薇紅也是16歲進入社交界。
從震旦女中畢業之後，她沒有再上學。她喜歡跳舞，第一任丈夫也是在舞廳認識的，「我們那時候談戀愛是很含蓄的，最初幾次出去玩必須一大幫人一起，等到後來熟了之後大媽媽才讓兩個人單獨出門。
約會的內容也無非是看看電影，去『仙樂斯』跳『茶舞』，『茶舞』的意思就是下午茶時間的舞會，其實不喝茶的只是跳舞，因為舞廳里的東西都不會好吃。跳完舞，我們才去康樂酒家這樣的大飯店吃東西。」
婚禮是在華僑飯店舉辦的，婚禮上便有了一絲不和諧音符，給長輩行禮時，新郎老老實實地跪下去磕頭，唐薇紅只是鞠了一個躬，婆婆大為光火。結婚之後，婆媳關係更糟糕了，一隻雞上桌，腿給公婆，翅膀給老公，到了唐薇紅那裏，只剩下雞頭。新媳婦還特別嫌棄夫家「吃臭冬瓜鹹魚，這些東西我們家是從來不拿上桌的，連傭人都不要吃的」。
一開始，她不想生小孩，對婆婆說想要玩兩年，婆婆氣到半死。到了20歲，她生了第一個小孩，婆婆才對她有了笑臉。
1949年5月10日，《申報》新聞里有這樣一條，「交際花徐琴舫失手殺斃四歲養女」，這是這張報紙最後一次提到「交際花」一詞。
5月26日晚上，唐薇紅和丈夫從睡夢中驚醒，外面有隆隆槍炮聲，但兩人隨後決定蓋着棉被睡覺：「就是死也要睡個痛快。」第二天早上醒來，門外馬路上睡着解放軍，上海被佔領了，《申報》於當日停刊。
家族裏的兄弟姐妹們基本都走了，但是唐薇紅覺得出國是做二等公民，「像白俄流落到上海一樣」。她是唐家少數留下來的人：「去了海外，沒有了百樂門，玩都沒得玩了。」那時的她還想不到，沒過幾年，百樂門舞廳成了紅都電影院，確實玩也沒得玩了。
丈夫應單位分配去了深圳，她先帶着兒子跟過去，可是完全不適應環境，她不幸流產，最終自己帶着孩子回到上海。
據說，回到上海家裏，心才定下來，她大哭起來。
1963年，38歲的唐薇紅提出了離婚，此時，距離他們結婚已有20年了。
她想起自己在婚禮上堅持穿白色婚紗，婆婆強烈反對，因為「穿白的是觸霉頭的」，現在想來，「倒被她說中了」。
因為家底殷實，恢復了單身生活的唐薇紅不用為生計發愁，不能去百樂門，去朋友家裏打打麻將跳跳舞也一樣。有一天，她在家裏組織派對，朋友們登門，其中一位是認識不久的龐維謹——出身浙江南潯四大家族之一的龐家。龐公子一登門，看見客廳里唐瑛的照片，他說：「啊！我認識你大姐姐的。」
第二任丈夫龐維謹是浙江南潯四大家族之一龐家的公子
這句話，成了新一段關係的開始。
龐維謹的太太也在解放時和自己離婚了，太太去了香港，龐維謹留在上海。這兩人相差二十多歲的人三觀一致，志趣相投，很快結成半路夫妻。
龐維謹和唐薇紅的婚後生活依舊瀟灑，蕩蕩馬路吃吃飯店，家裏的小孩都扔在保姆帶，只是，派對越來越少，舞越來越沒得跳。
沒多久，「文革」開始，產業被合併，房子被充公，唐薇紅去弄堂里的街道作坊做女工。工作是盤細鐵絲，一卷15斤，一天下來要盤兩三百卷，回到家兩個手哆嗦得連飯碗都端不起，常常什麼也不吃就直接往床上一躺，睡死過去。
她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採訪時說：「金銀珠寶藏都沒地方藏，我的幾瓶Chanel香水，只能倒在馬桶里，那個馬桶連着香了一個禮拜。」
一個月，她的工資只有三十來塊錢，但無論多麼苦，唐薇紅還是願意省下十塊錢，留給龐維謹買白麵包吃。
那是患上癌症的龐維謹最後的念想。
即便是這樣，她也從來沒想過死：「我有四個小孩呢，怎麼好去尋死，我死了誰養他們呢。也不好哭的呀，越是這樣，越是不能哭。」
被街道群眾批鬥，她就默默到巷口去活兒；回到家，她依舊嘻嘻哈哈。抄家劫後餘生的金葉子，小碎鑽，她縫到女兒的棉襖里，叮囑女兒：「千萬不要弄丟了哦。」
唐薇紅仍舊記得，龐維謹去世下葬的那天夜裏，天特別冷，她穿着毛褲，「上海的冬天太陰冷，實在難熬。」
唐薇紅關緊了門窗，在衡山路公寓裏冒着風險放了一次密紋唱片，她一個人跳了一曲華爾茲，是最後的送別。
此時的姐姐唐瑛，正在和嚴幼韻打牌。1962年，她在容先生故世後，就住到兒子隔壁，她的表弟媳婦嚴蓮韻是嚴幼韻的姐姐，唐瑛的牌技好，手氣也不錯。
1958年，李名覺和貝絲在婚宴上
她的另一個驕傲是兒子李名覺。李名覺在加州讀大學，師從美國一流舞台設計大師喬·梅爾金納，後來成為泰斗級的舞台美術大師，舞台設計作品有百老匯、芭蕾舞和古典及現代劇，如《奧塞羅》《麥克白》《伊蕾克特拉》《等待戈多》《喜福會》等。他被公認為近代美國劇場最具影響力的人，享有「美國舞台設計界的一代宗師」之美譽。
不過，大家更熟悉的是並不是李名覺這個名字，而是「Tang Dynasty」——用的是母親的姓氏。
唐瑛喜歡帶孫子們去看兒子的戲，心情好的時候，她也喜歡下廚，據說她炒的芹菜牛肉片比飯館裏的還好吃。她不用保姆，一切都是自己打理，所有見過她的人都說，她對誰都是微笑着的。
我最喜歡的，是下面這張照片，她幾十年不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哀樂，卻是從容而淡定的。當然，我喜歡這張照片的最大原因，是這身貂實在好看。
唐薇紅和姐姐唐瑛在「文革」之後只見了一次，大家又勸唐薇紅出國，她仍舊拒絕了，這次的理由是「我太老了，折騰不動了」。
1986年，唐瑛在紐約安靜離世。
唐薇紅住在龐維謹留給她的衡山路公寓裏，「我一個人帶個保姆住，愜意得不得了。」確實愜意，她又開始去百樂門跳舞，連接受媒體採訪也都放在百樂門四樓包廂。她喜歡別人叫她的英文名Rose，她還是愛用「香奈兒五號」，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她說自己的保養心得：動手動腳，動手是打麻將，動腳是跳舞。
她的舞伴當時24歲，她得意地說：「因為我，他還出名了，現在許多人都來找他當伴舞呢。他已經可以喊到500元一小時了。」
一旁的舞廳經理滿臉殷勤：「唐阿姨是全上海最時髦的老太太。」
在那一刻，唐薇紅的臉半是嬌羞，半是欣慰，如同一朵玫瑰。我猜，那一刻，她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姐姐——九十年前上海最時髦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