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亦師亦友
科爾奈非常在意每人的為人，超出學術之外的為人。他在為學生寫推薦信時，除學術之外，只要有可能，他總還要評價這個學生的為人。大量的學術和非學術的交往使我們從師生變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大量地討論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以及我們各自的經歷和觀察。我向他談及我的個人經歷：我父親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經在農村勞動十年，包括作為反革命被勞改等等。他覺得所有這些悲劇都像他自己的國家，他的身邊發生的事件一樣熟悉。
在《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的序言裏，科爾奈教授寫到，他的一個中國學生曾經在農村經歷過折磨，現在坐在他的課堂里。他指的即是我的經歷，也不僅是我個人的經歷，那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的經歷。我們之間的親密交往和理解，還因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寫論文的時期，北京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兩個禮拜里，除了在辦公室談話外，科爾奈還請我們到家裏深談。跟我們一樣，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關注着來自北京的新聞。當時北京發生的一切把他帶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覺得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國曾發生的事情，深深地揪着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別的事情。
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當時這個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緒非常急躁，基本上荒廢了學業。直到後來科爾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認真地談話。他講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所做的決策。然後告訴我：你必須做一個選擇，要麼你就去做一個優秀的政治活動家，要麼做一名優秀的學者，你不能做半個學者半個政治活動家，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學術之間，你必須做一個選擇。這次談話對我非常重要。從此以後，這個忠告我一直記在心裏。到底我們該怎麼為社會做貢獻？怎樣做，才能夠最好地貢獻社會？我自己後來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的長處，我能夠為社會做貢獻的地方，是我的學術研究。這是他對我特別大的影響，超出了學術範圍，關乎我的人生選擇。當我從這本自傳中多次讀到相關的敘述時，我覺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猶如發生在昨夜。
我從哈佛畢業的時候，得到了幾個不同機構的聘請，包括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我去徵求科爾奈的意見。當他聽說倫敦經濟學院想要聘請我，他非常興奮，他說那是他在西方工作過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得益匪淺。這在我決定加入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後來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講起他們同科爾奈教授的交往。
例如，已故的威爾斯教授(Peter Wiles)（他曾是當年大力推動倫敦經濟學院聘請科爾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蘭經濟學家哥穆爾卡（Stanislaw Gomulka），德賽勳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勳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我到倫敦經濟學院教書以後，一直和科爾奈保持着親密的聯繫。我曾多年在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兼職。那段時間，除了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每年有四五個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經常見到他。
記得大約在1994年，科爾奈曾請我在他的課堂上給他的研究生們講中國的經濟改革。我講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東歐、中歐和前蘇聯國家的巨大不同，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從中國的制度和歷史角度做了解釋。我講完之後，科爾奈表達了鼓勵，但同時當着所有學生對我提出了批評。他批評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內容。他說，雖然我省略這些內容的原因，對那些了解中國的年長者完全能夠理解。但這種忽略的方式，會讓不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包括中國的年輕人誤解，誤認為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這些事件對中國的發展起了好的作用。實際上，他對我各個方面的批評或提醒在二十幾年裏是一貫的，這一直是我們親密關係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軟預算約束和金融危機
1998年1月是科爾奈的70歲生日。他的同事和好友，也是我的導師和合作者，馬斯金（Eric S. Maskin）發起編輯一本學術文集，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為他祝壽。文集的名字就叫做《計劃、短缺和轉軌——紀念科爾奈》(Planning, Shortage, and Trans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anos Kornai, MIT Press)。
馬斯金希望我也能貢獻一篇論文。而我的合作者，錢穎一和羅蘭（Gérard Roland）也得到了邀請，於是我們決定把我們三人合寫的一篇論文放進去。這篇論文分析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東歐、中歐、前蘇聯國家不同的原因。當時馬斯金特別囑咐，在科爾奈生日之前這件事要保密。後來我在倫敦的時候，收到了科爾奈的一封信，他說馬斯金為他辦了一個生日晚宴，晚宴上馬斯金向他宣讀了這本書的目錄，包括我向科爾奈祝壽的傳真信，得知我的一篇論文也在其中，他說他非常感動，也非常驕傲。
在這個時間前後，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我的研究工作因此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發現韓國、日本也存在大量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由此導致了金融危機，尤其是韓國。軟預算約束這個問題是科爾奈提出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的。我作為他的學生，熟悉地掌握了這個概念以後，在這個時候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用來分析亞洲金融危機，證明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軟預算約束的問題。而且，市場經濟存在的軟預算約束問題會導致嚴重的金融危機（同黃海洲合寫）。我認為，軟預算約束這個概念的重要性和深度遠遠超過了計劃經濟和轉軌經濟，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也都基本存在的問題。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里，人們不熟悉這個概念，忽略了這個問題，因此導致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次又一次產生嚴重的問題，包括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這場金融危機。
在這整個研究過程中，我跟科爾奈教授一直保持聯繫，得到了他很大的支持。
記得在90年代末的時候，他接受麻省理工學院的著名經濟學家奧利弗•布蘭查德("必記本"註：Olivier Blanchard，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採訪的時候，科爾奈專門提到了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後來，科爾奈同馬斯金和羅蘭合寫的關於軟預算約束的論文，再一次肯定了我在這方面工作的價值。1999年的美國經濟學會年會組織了一個以軟預算約束為主題的特邀分會（invited session）。我又做了另一個關於軟預算約束與經濟增長的論文（同黃海洲合寫）。那篇論文把軟預算約束的理論運用到了增長理論上，用來解釋世界上不同國家長遠的經濟增長軌跡。當時科爾奈在場，也得到他的支持。最近，在2008年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同科爾奈有很多通信(email)來往。我擴展了軟預算約束的理論，來分析美國金融體制內在的基本問題。我認為問題的核心是，起源於美國、擴展到全球的金融機構使用了"軟預算約束創新"的方式，從基礎上破壞了金融秩序。他們用創新的方式來系統地軟化金融機構及民眾的預算約束。那些金融創新把原本每一戶、每一個機構內在的預算約束，變成了外部問題。
科爾奈非常鼓勵我的研究思路。他也非常關注資本主義世界正在發生的、空前規模的政府拯救倒台金融機構的行為，認為這種典型的軟預算約束的做法最終會導致更嚴重的問題。因為興趣相投，我們甚至曾商討要合寫論文。後因時間精力所限，我們決定分頭工作。後來科爾奈很快就寫了一篇，討論資本主義世界的軟預算約束問題，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里的問題。他非常希望這篇文章能發在西方的主流媒體上，曾經送到《經濟學家》雜誌。但是西方的主流媒體看不到這篇文章的價值，被退稿了。這篇文章的中文稿後來發表在中信出版的《比較》上，裏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
5、學者風範
我想特別介紹下科爾奈的學術態度。
在1999年的諾貝爾第五次經濟論壇上，科爾奈是唯一被邀請做主題演講的，集中討論經濟轉軌的問題。我最強烈的印象是，他在演講中非常嚴厲地批評了一些對轉軌國家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學家。具體而言，他批評的就是快速的、大規模的私有化和對市場化的盲目鼓吹，就是在整個社會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比如說沒有適當的法律、沒有適當的執法機構、沒有適當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用免費贈送認股權證的方式私有化國有企業，使得採取這些政策的國家遭受了非常嚴重的經濟挫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羅斯、烏克蘭等前蘇聯國家和一些東歐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