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人，很難想像當時的江青權力有多大，她看上了幾個文體界的帥哥，輕而易舉的就讓他們當上了部長。也許有人覺得，這幾個人畢竟業務很過硬，如果不是當時江青提拔，而是改革開放後別人提拔，絕對可能會前途無量。實際上，幾位帥哥部長就是踩的「點兒」不對，所以才留下了讓人無限感慨的結局。
一、浩亮
「李玉和」錢浩梁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雖然今天他已經虎落平陽，但仍很難把他和李玉和割裂開來，儘管京劇李玉和的首演是他的老師李少春。江青很賞識錢浩梁，但說姓「錢」不好，有資產階級味道，於是給他改名為「浩亮」。江青倒台後，他當然也被隔離審查。出來後，才恢復了被迫改掉的原名——錢浩梁。
錢浩梁從演員一下子就升到文化部副部長，像斷了線的風箏一樣，扶搖直上。但他確實是青年演員中的尖子，政治上要求進步，為人謙虛敦厚，文革前就入了黨。京劇大師李少春為自己能有這樣一個學生而高興，所以他力薦錢浩梁作為《紅燈記》的B角。
1965年他開始走紅。當時張春橋和姚文元正把持着《文匯報》，他在上面發表了一篇題為《為無產階級英雄立傳》的文章，文章一發表，在京劇界就引起很多議論。原因是他在文章中隻字未提老師李少春，只說他自己如何如何。人們不滿的是，畢竟你只是個B角，而且還是你老師提攜的你，拋棄恩師是中國傳統最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至於當時錢浩梁不提李少春，究竟是兩位超級文痞不讓提，還是他自己就不想提，就不得而知了。
1969年4月，錢浩梁「當選」為中共「九大」代表。
最初，江青是想讓他當中央委員的，找周恩來說了好幾次，都被周恩來拒絕了，但錢浩梁還是當了中共「九大」的代表。後來，周恩來曾找錢浩梁談過話，讓他正確對待，錢浩梁表示「一切聽黨安排」。這實際為他以後被提拔，打了個起步的基礎。
1970年5月，浩亮開始參與國務院文化組對全國文藝的領導工作。1975年四屆人大後不久，浩亮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
1976年10月的春雷把浩亮從天上轟進了地獄。1981年，經過長達五年的隔離審查，最後，浩亮的結論定為「犯有嚴重政治錯誤，免於起訴」。年底，浩亮恢復了錢浩梁的名字，帶着「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開除黨籍，降一級工資」的組織決定，回到了中國京劇院的家，魏公村一幢筒子樓的兩間背陰小屋。
作為視京劇為生命的藝術家，他當然希望能從事老本行，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始終是個枷鎖。因為，這個結論說明他本質上是敵人，經過寬大才是人民。誰也不敢冒重用敵人的風險，重新使用他，再加上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錢浩梁有意無意地整了不少人，所以，想在舞台上再度輝煌，已是絕無可能實現的奢望。
後來，河北省一位喜愛京劇的副省長把錢浩梁調到了石家莊，讓他在河北省藝術學校教書。在那裏，他很敬業，編寫了《戲曲基本造型十五功》等教材，並指導學生排練了蓋（叫天）派劇目《一箭仇》、《雁盪山》。
文革後，錢浩梁從不談自己的那段特殊經歷，無奈講起來，也是檢討自己。但文革的走紅，讓他不斷的付出代價。在評高級講師職稱時，雖然學校已經通過，但報到省里時，卻未獲批准。實際上，以他的藝術水平和資歷，就是在中國戲曲學院也會評為教授。後來，還是那位副省長出來說話：「錢浩梁的職稱應該批，他是難得的人才，要用人所長，我們要把黨的政策落到實處。」問題才得以解決。
曲折和坎坷極大的損害了他的身體。1992年1月，錢浩梁應邀到濟南出演《龍鳳呈祥》《甘露寺》《回荊州》等劇時，不幸得了腦血栓。憑藉自己頑強的意志和毅力，他逐漸恢復了說話、走路、吃飯的功能，1998年前後，竟奇蹟般地恢復了健康。之後，錢浩梁和妻子曲素英也偶爾參加演出，演出中，經常會遇到老票友高喊：《紅燈記》！《紅燈記》！
錢浩梁晚年還算安逸，獨生女錢紅南在美國留學，畢業後在那兒找到了一份工作。錢浩梁儘管非常熱愛京劇，但已年近古稀，很難再度登台了。他做人始終低調，不願意提起自己大紅大紫的那個年月，希望人們忘記他和他的過去。
二、莊則棟
當過十大中央委員、國家體委主任的莊則棟，50年前的知名度比今天的姚明、劉翔、孫揚要高的多，因為那時候能拿世界冠軍的體育項目只有乒乓球，而莊則棟是聞名世界的頭號選手。
1971年，作為一個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做了一件遠遠超越運動員的大事，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小球推動大球」，他第一個做了中美交往的牽線人。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很欣賞他。江青曾經給莊則棟講過一段往事，說在1961年北京舉辦的世乒賽上，中國和日本爭冠軍時，比賽打的異常緊張，看直播的毛澤東對着電視屏幕里的莊則棟說：「我的小祖宗，你快給我拿下來吧！」
文革中，江青極力的提拔他，文革後期，他與四人幫走得越來越近。四人幫被粉碎後，他經歷了幾年的隔離審查，受了處分，後來恢復了自由。
起初，他在山西乒乓球隊當教練，後來回到了北京。但沒有一個專業隊敢用他，儘管按業務能力，做國家隊教練都綽綽有餘。北京市將他安排在北京少年宮當老師，這倒也是一份挺穩定輕鬆的工作。雖然享受不到國家隊的豐厚待遇，但憑藉極高的知名度和演說能力，加上不錯的書法，日子過得倒也很滋潤。夫人佐佐木墩子對他的生活照料的很精心，所以晚年的生活也很充實安逸。
不幸的是，2008年68歲的莊則棟查出了癌症，幾年間做了近10次手術，與病魔進行了一段長時間的抗爭。在病情惡化時，他曾想過用有尊嚴的安樂死來解脫，但家人和他，最終還是選擇了堅持抗爭。
2013年2月，癌症晚期的莊則棟病情進一步惡化，雖經北京、上海多所醫院治療，還是於2013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終年73歲。
治療期間，體育總局和乒羽中心各拿出5萬元給他用於治療。2009年起，乒羽中心每月拿出4千元補貼，用來僱人照顧他。財政部還批了每年80萬的專項經費，用於化療的自費藥部分。國家並沒有忘記他。
至於他年青時政治上的那段曲折，幾十多年過去了，人們也能更客觀地看待。文革開始時，他還不到30歲，又是個不懂政治的運動員，把他扔進政治漩渦里，他怎麼會有能力正確的應對？何況，很多事情是按照偉大領袖的指示做的。
三、劉慶棠
劉慶棠是江青提拔的幾位帥哥部長中，處分最重的。因為他的罪行最重，態度最差，參與過四人幫的秘密活動。
1975年10月，劉慶棠到上海，參與了江青親信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的密談。王洪文對他們說：「鄧小平之所以膽子這麼大，是有總理、葉副主席、李副總理的支持。」回京後，劉慶棠積極的進行了傳達和部署。
文革中，這位「芭蕾王子」，官至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
1976年四人幫倒台後，他立即被隔離審查。
1983年，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由於劉慶棠得勢時太「花」，受夠了他氣的妻子與他離了婚，子女也與他脫離了關係。
後來，劉慶棠患了肝硬化，獲準保外就醫，回到老家遼寧蓋縣寄居。回鄉不久，落魄不堪、經濟拮据的劉慶棠，在大連遇見了原來文工團的戰友沙音，沙音接納了還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劉慶棠。在沙音家他幾次發病，生命危在旦夕，是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的挽救了他。
後來，劉慶棠刑滿釋放成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實政策，在北京給了他一套住房。但他卻無情的與沙音一刀兩段，攀上了北京一位很紅火的女性。
錢浩梁和莊則棟都不願提起文革，但劉慶棠不一樣，他曾毫無顧忌地和記者大談與江青幹過的一些所謂的好事。他還醞釀過創作芭蕾舞劇《岳飛》，但遺憾未及實現，便離開了人世。
四、于會泳
于會泳是江青提拔的帥哥部長中，職務最高的。從藝術成就的角度講，他也高於錢浩梁和劉慶棠。如果他活着，稱之為「音樂大師」並不為過。
歷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團成員，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中共十大代表，中共中央委員(第十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于會泳上了賊船後，的確執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與劉慶棠有所不同。劉慶棠上去後，對老領導及老師一概六親不認，而于會泳對恩師賀綠汀，還是念舊情的。
「文革」中賀綠汀遭到批鬥，于會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響，把賀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受害者」，將他「解放」，但被張春橋斥責為「糊塗」觀念。張春橋故意安排他主持第二次批鬥賀綠汀的「電視鬥爭會」，並在全市轉播。人們發現他在主持批斗大會中，說話並沒有聲色俱厲，而賀綠汀在會場上說話卻擲地有聲，從中可以看出于會泳當時內心裏的矛盾。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工作組進駐文化部，于會泳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進行隔離審查。
于會泳被隔離後，曾經深刻懺悔，寫了多達17萬字的檢查和交代材料。
最初，于會泳覺得自己是有罪，但沒有大罪，文化部部長被撤了，總可以回上海音樂學院去教書。實在不行，還可以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搞搞文藝工作。
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直接點了他的名，這意味着他已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徹底的崩潰了。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會泳給母親、妻子和女兒寫下遺書：「我跟着『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只有一死才能贖罪……。我恨透了『四人幫』，也恨透了自己，消除舊的于會泳……。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
晚8點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時撿來的「來蘇水」喝了下去。被人發現後，馬上送到阜外醫院搶救，醫院雖然採取了各種搶救措施，但還是沒有挽回他的生命。
人生一世，幾度浮沉，世事難料，報應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