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蕭斯塔科維奇的《見證》這本書，其特別之處是讓讀者看到，大師們心裏想些什麼，天才的藝術家、知識分子如何與這個時代相處。
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寧格勒音樂學院院長格拉祖諾夫是一種，作者寫到他的恩師驚人的才華和智慧，而這種面貌同時包裹在那個時代許多滑稽細節之中。
此人隔着門聽一遍交響樂新作品，就能在鋼琴上彈出來；他的耳朵能定音高；他精通若干種樂器。他在英國指揮，樂隊認為來了個野蠻人，說他要的音吹不出來。他拿起圓號，對準了一會兒，就吹出了規定音。叛亂粉碎了，排練繼續。
可是在艱難時世，沒有酒喝，他只好托蕭的父親從公家那裏「搞」酒精，這在當時，雙方都冒了被槍斃掉的危險。他裹着皮大衣縮在公寓裏，躲到一間侍女的小屋彈琴，因為只有這么小的屋子稍能保溫。
他的博學和造詣、他精湛的藝術修養令蕭斯塔科維奇傾倒，他的言簡意賅的表達方式，與當時流行的浮誇諂媚形成強烈反差。這種人的存在，使得藝術領域裏仍有另一種尊嚴。有這種精神承傳，我覺得可以解釋，何以在專制的限制下還會有蕭斯塔科維奇，基於什麼信念這個人堅持了自己的藝術探索。
尤金娜又是一種，蕭寫了這位傑出的鋼琴家作為「癲僧」的。而所謂「癲僧」，伏爾科夫在序中說，這是俄國特有的一種宗教現象，癲僧能看到和聽到別人無所知的事物，但是他故意用貌似荒唐的方式委婉地向世人說明他的見識。
我覺得，這就像小說中的黑色幽默風格。蕭有時也這樣稱呼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在各種場合，他們也是如癲僧一樣在裝瘋賣傻。和那群與當局合謀裝瘋賣傻的比較，區別只在於癲僧有自己對於真實的理解。
蕭筆下的尤金娜是個不合群的天才，有很多歇斯底里的行為，如把房子給可憐人，錢給教會。在斯大林晚年發神經的時候，她被叫去錄過只有一張的唱片，當晚換了三個指揮，全都站不住，只有她不怕見鬼。
不久，她收到一份兩萬盧布的紅包。在回信中，她說：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我將日夜為你祈禱，祈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錢我捐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寫完這封自取滅亡的信後，她寄給了斯大林。
我們當然可以問：這樣的人又有幾個呢？存在着古拉格群島，更多的是普遍的叛賣。何況蕭也並不是政治上的異己分子，他妥協，奉命給電影配樂——「給凱撒交租」。儘管如此，他仍被看作危險的形式主義者，他收拾好了東西等到晚上被帶走，特別是在他的贊助人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槍決之後。但是，按照所羅門·伏爾科夫的說法，他也走上了癲僧的道路。語言失去了它的表面意義，他的音樂也是這樣。官方解釋和作曲家的內心有巨大的鴻溝，他表裏不一，外面的服從只不過是為了生存。
從表面上看，中國當代一場場大批判與斯大林時代沒有區別，只有一個區別：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是裝傻還是真傻。這是我讀這本書不能不聯想的問題。
蕭斯塔科維奇有一段很慘的話，他說：「看那些愚蠢粗俗的大批判表演，和年輕人解釋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不懂。你可以找你的同輩聊聊，但一個也找不到，已經死光了。而倖存的人都蠢透了，也許這正是他們所以能倖存的原因，也許是他們裝傻，這樣也有用。我永遠不相信到處都只有傻子，他們一定是戴了假面具——這是一種求生的策略，可以使你保持最低限度的體面。」他生氣的是，斯大林時代結束後，所有的人都說自己受騙了，中了斯大林的奸計。
我相信這就是他要寫這本回憶的真正原因：他不是真傻。不僅是他，而且還有一批這樣的人。這就是他要設法讓最後一部傑作——從官方釘死的墓穴中逃出來，在人們未來的記憶里尋找最後的庇護所。
還有，他要說明，沒有人受騙，當時許多事實人人都了解；但睜眼說瞎話，因為沒有人把真相講出來，所以他要講。他講了所謂哈薩克民族詩人是怎麼偽造出來的，還有真正的民間歌手到哪裏去了。其中，他只選了一件來講，但這一件就夠了。
那就是1930年代中期，官方宣佈，召開一次全烏克蘭民間歌手大會。這些歌手都是盲人，像荷馬一樣；他們有幾百人，從那些被遺忘的小村莊聚壠來。像在一座活的博物館裏一樣，烏克蘭全部的民間音樂和詩匯集在一起。結果，歌手們幾乎全被槍決了。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人去傷害盲人歌手，但這些可憐人這次幾乎全被殺害了。
作者說當所有這些事實都被收集起來，這些罪惡的指使者就一定要為之負責，即使是在子孫後代面前。
因此，他在回憶中放棄了從前當眾要戴上的面具，袒露了一個藝術家、一個知識分子對這個時代的真實感受，這不是關於我自己的回憶錄，這是關於他人的回憶錄。別人會寫到我們，而且自然會撒謊——但那是他們的事。
關於往事，必須說真話，否則就什麼也沒有說。追憶往事十分困難，只有說真話才值得追憶。
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有屍骨成山。
他說：「這將是一個見證人的證詞。」憑着這些記錄，他完成了對那個時代的審判。
這本書，以及這一套書，讓我覺得有一個隱匿的俄羅斯，從過去的那個革命的俄羅斯外表下浮現出來。
【作者簡介】艾曉明：學者。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已退休。
聆聽良知，坦鳴心聲。我手寫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