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們母子的最後的訣別。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離婚，他痛快地答應了。方采秀給家人的信中曾說，一旦摘帽，可以立即復婚，顧准對此抱着迷信般的希望。他們商量過，為了保護孩子，寧可讓他們認為父親是錯的。
他們之後只見過一面，看見她滿口的牙都脫落了，嘴癟着，一臉病容，極度憔悴。
冬天冷，顧准寫信說回來取衣服，到了門口，發現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門外，門關着，他久敲不開。走的時候，他把一張存摺和糧票從門下塞了進去。回到單位，他收到一張四個孩子簽字的脫離父子關係的紙，把他的戶口和糧食關係也轉來了。他在日記里寫寫道："從此以後，就連他們每月寄糧票來的字跡也看不見。我想念他們。"
1969年，他預感到妻子出事了。
是的，她已經不在了。汪壁是因為被揭發在五年前曾經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資料"而自殺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濕，揉爛，再放到馬桶里用水衝下去，資料太多了，以至於全樓的下水道都發生了堵塞。
她的遺書只有一句話："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她對孩子都沒有留下遺言。兒子說，她離婚是為了我們孩子，內心非常痛苦，在提出離婚之前，已經有自殺的念頭。只有顧准明白"她已經實在支持不住了……"
他寫道，知道死訊後，"我就去打飯來吃，吃了幾口飯，悲從中來，臉伏在飯盆上失聲大號……但我還是抑制住，努力要把飯吃完，我要活下去……"
在那之後的日記里，他再也沒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幾乎看不到他任何個人化的議論和描述，僅有三次從夢裏"痛哭而醒"的紀錄，都是關於妻子的回憶："此生所有歡樂場面，都是她給的。"
據駱耕漠回憶："那時，顧准手頭拮据，卻買了一盞有兩個綠玻璃燈罩的雙頭枱燈。問他，為什麼買兩個頭的燈？他只是沉默，不回答。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為了紀念死去多年的妻子汪璧，仿佛妻子仍舊坐在他的對面。"
吳敬璉說："就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天。他還跟我說了一句，他說他一輩子只愛過一個人。"
顧准臨終前，簽了認罪書，他哭了，他說這對他是奇恥大辱，但也許能改善孩子們的處境。
顧准在三里河的中科院大樓里工作過，他的骨灰有一半就撒在附近的河裏，因為暮年時，他常常在這條河邊上漫步，他那時仍然穿着背帶褲，一直戴着一頂從舊帽子上拆下來的白布襯裏，沒人知道為什麼，也沒人問過，他也許是為妻子服喪。不知道在這條河的邊上，在他的頭腦暫時歇息的時候，暮色四合中，他一個人走回去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無望和悲愴？
但那還是1974年，他的孩子沒有在他臨終前來看他。
12月3日，一個大風雪天，他去世了。"我已經原諒了你們，希望你們也原諒我。"這是他最後一句留給孩子的話。
05
顧準是1972年夏天回到的北京的。他的妻子汪璧已經在四年前自殺，而子女們與他斷絕了父子關係。他如一隻喪家之犬，只好住在中科院的一間斗室中。在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天天跑北京圖書館，大量閱讀與做筆記。
黑暗如磐，一燈如豆，顧准在思想的隧道中單兵掘進。
他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熱戀般的熱情"寫下厚厚的筆記，用他說的"窮根究底的笨拙憨態"，寫下《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吳敬璉說，他對一切的研究其實都指向"娜拉走後怎麼辦？"——無產階級的革命之後，政治和經濟向何處去？
顧准自己寫道：哪怕在這個深夜，只有我一個人還在讀書寫字，人類就還有救。
從文革開始之後，顧准與中科院經濟所的同事們被集體下放到幹校勞改。那些日子，無論是夏天還是秋天，他頭戴寬邊草帽，腳上穿着破綠軍鞋，整天奔忙在貧瘠堅硬的田地上，做着毫無效率可言的農活，他瘦弱的身影在遼闊的華北平原上顯得那麼的渺小和可笑，沒有人知道，在這具已經被拋棄的軀體內正流淌着一股倔強而清醒的血液。
這時候的顧准，早已經不是過去的那個顧准了，苦難讓這個人的靈魂變得更加的純淨，而思維的深度更是讓他超越了所有的同時代人，這位早年的會計學教授開始向上追溯，他研究先秦的韓非子、荀子，研究中世紀以來的法國革命史，進而上溯到希臘的城邦制度，他想要搞清楚人類在追求民主制度時所面臨的種種抉擇與思考方式。
1974年11月，顧准自知末日即將降臨。當時，那場"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准把44歲的"幹校棚友"吳敬璉叫到病房，他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准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
十多天後，顧准去世，吳敬璉親手把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這位日後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傷神……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顧准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顧准用自己的苦難經歷講述了生命的堅硬和韌性，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自1952年之後，他就被那個時代所拋棄了，隨後的22年裏，他的生活凌亂而慘澹，他的身份卑賤而可鄙，他的聲音低微而怯弱，他被昔日的同志所厭惡而顯得多餘。但是最終，他的存在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後一抹尊嚴。
我們無從知道：如果他有一個還算平靜的時代，有一張書桌，他將能創造出什麼？
幾乎就在他埋頭工作的同時，寫出過《通往奴役之路》的英國人哈耶克正因他的捍衛自由市場經濟的主張成為西方聲名最隆的經濟學家，他將在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全球思想界，對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清算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改革開放後，當吳敬璉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先驅後，他說："顧准改變了我的全部人生"。
1980年2月9日，顧准被"恢復名譽，徹底平反"，當日，中科院為他和妻子汪璧召開追悼會。顧准最終成了那個沒有到達目的地的人。
06
反思顧準的挨整，雖然每次都有具體的原因，但卻都是無理的，荒謬的。然而，在當時，卻又是必然的,或者說是順理成章的。顧准天性不合時宜，卓爾不群，才華過人而又好學深思，思想使人受難，受難又反過來使人進一步思想。幾度挨整，推動着顧准越來越深入地反思自己曾經為之獻身的革命，而且，他的反思並不是就是論事，淺嘗輒止，而是進一步深究使他受難的哲學基礎和歷史根源。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了重返人類文明主流的社會轉型和政治轉型，為了推動這個進程，一批知識分子，成了走在民族覺醒的前列的燃燈者，他們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擎起了照破黑暗、引領未來的火炬。然而顧准卻在曙色微露之前，告別了這個世界。雖然如此，他的思想，卻參與了民族覺醒的進程，他的遺著，就像火種，被後人用於點燃火炬。在今後中國文明的進程中，顧準的思想還會發出顯現出它的光芒。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准對孫冶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那麼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這後一句話，大概只有度過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着什麼。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很多弄潮者們都收穫了一身污濁，再也難以清白，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顧准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夠反思革命、理想主義，是一個聖徒。李慎之說，顧准就是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唯一還像樣的知識分子。
1994年9月，《顧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顧准日記》出版。顧準的書籍出版後，在中國的知識界、思想界颳起了"顧准旋風"。李慎之先生說，顧准其實是拆下自己肋骨當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