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人士在北京市公安局入出境管理處服務中心填寫表格(資料照)
澳大利亞人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曾在中國廣東廣播電視台當了12年的記者。熱愛中國文化的他2011年大學畢業後立刻前往了中國。對他來說，搬去中國在當時「感覺是最自然的一步」。他在廣州一家當地電視台找到工作，報道地方新聞。
「以大陸的標準來說，廣東那個時候相對進步的新聞業是很有名的，」哈丁告訴美國之音。「能夠和有經驗、對工作有熱情的記者一起共事很棒。而且那也是一個了解中國的很不錯的平台。」
但從2017年開始，他發覺到了一些變化。媒體環境中的民族主義開始上升。溫和派的聲音與觀點變得不再那麼受歡迎。三年前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加劇了一些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反感。
哈丁說，中國媒體在報道新增病例的時候，會強調病例是從外國進入的，卻不指出那些病例的攜帶者大多數是中國人，因為在新冠管制之下，外國人很難進入中國。
「有一段時間，無論是出租車司機還是餐館裏不願坐在你邊上的人，當地媒體報道來自海外病例的方式真的對在華外國人的影響很大，」他說。
除了疫情外，地緣政治競爭也開始進入哈丁的生活，給他造成壓力。2020年，他被一名自稱為廣東省政府工作的男子聯繫。根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報道，這名男子希望哈丁這樣「中國的朋友」能用他的影響力幫助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哈丁拒絕了邀請。
2021年，哈丁被一名自稱為上海一家智庫工作的女子聯繫。見面後，哈丁被問到能否用他的關係去聯繫一些澳大利亞的政治人物，並詢問他們一系列由該智庫準備的問題，收集信息。哈丁沒有接受。
去年11月，他決定離開中國。
「在最後，我真的精神上感到疲憊不堪，應對新冠措施，再加上不斷被擠在地緣政治緊張關係當中，為了我的心理健康，我需要一條不同的人生道路，」今年32歲的他告訴美國之音。
如今，回到了澳大利亞的哈丁正在攻讀碩士學位。他並不是中共當局的批評者。在2021年和中國新華社的一次採訪中，他表示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並不公平：「有時候我覺得中國在某些方面做得好，但西方媒體似乎故意不報道。」
雖然哈丁已經離開中國了，但他表示依然希望為緩和澳中關係做出努力。
「我依然對參與澳中之間的事務有着熱情，我也希望在未來可以在工作上從澳大利亞這一邊為此做出貢獻，」哈丁說，「雖然我經歷了一些讓人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依然相信與中國接觸是必要的，特別是因為中國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
在過去三年裏，許多像哈丁這樣的外國工作者因為疫情以及中國採取的嚴格管控措施而離開了中國。今年3月，北京重新允許擁有中國簽證的外國人入境，並開放了對外國人的簽證申請。美國之音通過採訪多位曾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發現，雖然一些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管制的結束和能夠返回中國充滿了興奮，但也有不少人表示，在目睹了三年難以捉摸的「清零」政策和無法預測的封城措施後，他們不計劃在中國繼續生活與工作。
「我現在不會建議別人搬去中國」
37歲的美國人蓋比瑞爾（Gabriel）就是其中之一。當武漢最初發生新冠疫情的時候，蓋比瑞爾正在江蘇省南京市的金陵中學當老師，教授美國大學水準的課程。
「我得知新聞的時候正在一家餐廳吃晚餐，那是一個普通的南京夜晚，我邊上的人很多，」他告訴美國之音。「但一兩天後，整個城市都像清空了一樣。」
很快，其他城市陸續採取封城措施，南京的各類商店也開始大規模關閉，這一切都讓獨身一人在中國的蓋比瑞爾感到自己處於斷糧的危險當中。
「我很害怕會沒有食物，但同時我太緊張了以至於我根本吃不下東西。一周之內我掉了15磅，」他告訴美國之音。
於是，蓋比瑞爾打消了在南京熬過疫情的念頭，離開了這個他生活了九年的國家。他目前居住在費城。
2010年，無法在經濟蕭條後的美國市場找到合適工作的蓋比瑞爾決定前往中國。在搬到南京以前，他還在中國的鄭州和哈爾濱當過老師。如今回頭看，37歲的蓋比瑞爾依然認為到中國生活與工作的選擇是正確的。
「但我現在不會建議別人搬去中國，因為那個國家在我搬去以後改變了很多，大多數是不好的變化，」他說。
他指出，中共當局2019年對香港抗議者的鎮壓是讓他最擔心的事件之一。
「那很明確地顯示出那個國家正在走向的方向，」他說。
在採訪中，蓋比瑞爾希望美國之音不要使用他的姓氏。他說他曾因為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北京而遭到騷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