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不僅影響了21世紀地緣政治的深刻變化，也改變了既有的國家性質和集團組織的特性。其中尤其以歐盟與北約的轉型與質變最為顯著和重要。傳統的「單一主權國家」發生了質變，一種我稱之為「複合國家」（multiple states）的型態開始形成；另一方面，傳統的「區域安全」體制，也轉向具備外溢性、延展性的「跨域聯盟」（cross-region ally）的型態。在國際體系的重構之後（建構主義觀點），未來將形成二元陣營對抗（自由vs.專制）的框架，推進所謂「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新格局。
G7的轉型與質變
G7（七大工業國集團）在經歷了日本廣島峰會的洗禮與蛻變之後，已經不再是一個原先七個國家（德、法、英、義、日、加、美）為了解決自身的經濟問題（包括經濟對策與產業創新等等）所組成的內部溝通平台，而是升級並進化為一個介入和回應全球經濟安全的戰略協作團體。換言之，G7已經「轉大人」，脫胎換骨，走向一個新的「G7 plus」（G7+）。換言之，G7不再是一個小型的「富人俱樂部」（Rich Club），而是一個「民主俱樂部」，並以「自由對抗專制」為主軸，轉向共組「全球抗共」統一戰線的新結構。
已這次G7廣島峰會為例，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極具戰略眼光的安排下，作為東道主日本，邀請了多個G7成員國之外的國家或元首出席，包括印度、巴西、韓國、越南和澳大利亞，以及「非盟」輪值主席國科摩羅（Union of the Comoros）、「太平洋島國論壇」輪值主席國庫克群島、「東盟」輪值主席國印尼等。如果加上「歐盟委員會」和「歐洲理事會」二個常設非正式成員，再加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親自與會，實際上已經成為「G19」，涵蓋了「歐盟」、「東盟」、「非盟」、「南太平洋」以及「美盟」（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大型集團組織，像似一個「小聯合國」。在可預見的未來，G7將取代「G20」，並排除中共與俄羅斯的參與。從「建構主義」的觀點來看，G7正處於「規範重建」與「制度重建」的過程中，換言之，G7已從一個應對經濟危機的內部平台，轉變為應對「非民主勢力」的多國戰略協作平台。
然而，不只是看數量，還要看質變。質變之處在於：
1，建立「反對中共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以及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特別是台海現狀）的共同綱領。
2，確立「不脫鈎，去風險」（not de-coupling but de-risking）的戰略共識，以之作為應對非民主陣營的一致性立場。
實際上，所謂「脫鈎」，包括全面脫鈎、選擇性脫鈎、戰略性脫鈎三種型態。全面脫鈎是指全面性的禁止進出口，但是對歐盟來說，考慮到維持全球供應鏈的穩定性，以及各國自身的經貿利益，在「選擇性脫鈎」方面涉及民生與服務性經濟領域，實際上不需要全面脫鈎；需要脫鈎的是戰略性脫鈎，也就是對中共「打蛇打七寸」的戰略鎖喉。未來，G7採取的是一種「去風險的脫鈎」，也就是在戰略性脫鈎中取得自身的優勢地位。
以上兩項質變，說明了G7已從內部經濟對話平台，轉向於專注經濟安全、區域穩定、全球供應鏈管理、人工智能的開發與管理、應對能源危機、降低對非民主陣營的市場依賴和抵制經濟武器化…..等等。換言之，G7已經通過規範與制度的重新建構，完成了自身的轉型與質變。
北約跨出歐洲，東進亞太
同樣的，北約也開始轉型，從主導歐洲集體安全事務轉向印太安全協作，我稱之為「北約東進」，以呼應美國「印太北約」框架的建構。換言之，「北約」將從「北大西洋公約」轉向「北大西洋－印太公約」的新結構。兩國框架的結合，其實力之增長，絕對不容小覷。
日本外相林芳正2023年5月10日證實，北約（NATO）有可能在東京開設辦事處，這將是一個重大的指標和風向。林芳正指出，俄烏戰爭證明了安全議題已經遠遠超出了歐洲邊界，日本必須重新思考區域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高度重視俄烏戰爭對全球的警示作用，一再宣稱無論在世界任何地區，企圖用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都是不被允許的。實際上，岸田文雄是一位有序的、漸進的將北約力量導入印太地區的關鍵人物。可以預見，除了日本以外，北約將進一步與印太地區的夥伴如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在地緣政治上合力對付中國。
早在2022年4月，北約外長會議就邀請了亞太地區夥伴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外長參加會議，其中日、韓兩國都是首次參加。會議提出了《戰略概念》，強調必須解決俄羅斯與中國在國際秩序與民主價值上咄咄逼人的安全後果。顯然，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所說的「安全後果」，已經超出了歐洲邊界，北約的「集體安全」也不只限於歐洲安全。未來，面對中國的全球性威脅，北約必定深入亞太。
複合國家（multiple states）的形成
依據「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理論，國際社會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宏觀層次/國際格局：單極（一個超強）、兩極（兩個超強）、多極（多國競爭）。
中觀層次/國家間關係：合作、競爭、衝突、對抗、戰爭（光譜分佈）。
微觀層次/外交行為：互助（友善）、協調（爭議）、對立（惡意）。
在當前局勢下，世界格局已在中觀層次與宏觀層次之間，增生了一種「盟－複合國家」的層次，一種主要以「盟約」（commitment）而非「主權」（sovereignty）為定義的集體行為體。所謂「複合國家」是指國家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一主權國家」，而是處於複雜關係下的「關係中國家」（state in relations）。舉例來說，烏克蘭已不僅僅是一個「東斯拉夫族的國家」，它不僅受制或牽連其他利害相關的國家，也影響並塑造其他國家的立場與政策。例如日本也不僅僅是一個「大和民族國家」，而是處於印太關係網絡下與其他國家「互為形塑」的國家。簡言之，未來不再有所謂「單一國家」，只能是「複合國家」；其外交行為固然還有少許的主動性，但更多的是互動性或「牽制性的受動性」。
跨域聯盟（cross-region ally）的形成
基於地緣政治的差異，傳統的集體安全組織多以「區域」為範圍，並以區域內國家成員為組合。但是在未來世局的變化中，區域安全組織將跨出邊界，從內聚轉向外聯。換言之，無論區域安全組織的規模與力量，都已無法孤懸在「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的網絡之外，所謂「中立國」已經不在可能，這就是「跨域聯盟」的出現。歐盟轉型、北約東進、美盟（美日安保、美韓/華盛頓宣言、美菲/領導人聯合聲明）的強化，都是這種跨域聯盟的體現。
「非民主勢力」也一樣畫葫蘆
2023年5月19日，「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登場。這是中共在俄羅斯陷入俄烏戰爭泥淖之中而無暇東顧之際，試圖填補俄羅斯所留下的「（中亞）權力真空」，也就是乘虛而入。這既是中共向歐亞大陸的陸權擴張，也是中共向中亞推行「能源新殖民主義」的戰略圖謀。無獨有偶，普丁於5月24日也在莫斯科召開「歐亞經濟聯盟」第二屆「歐亞經濟論壇」。在此會議中，普丁提出所謂「歐亞一體化」，並將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實現所謂「大歐亞夥伴關係」。換言之，已中共和俄羅斯的跨境聯盟也在形成中，從而進一步推進「全球陣營對抗」的態勢。
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
儘管俄烏戰爭打亂了全球供應鏈，西方與中國持續的經貿與科技對抗，以及獨裁者野心的深不可測，一種敬而遠之的「脫鈎」應運而生，使得全球化有提早終結的跡象。實際上，全球化並沒有結束，而是由原先的一體化轉向了自由與民主兩大陣營對抗下的「再全球化」。這種二元分化的再全球化，將在各自陣營內實現滴水不漏的「內在全球化」，以及逼使敵對陣營無路可逃的「逆反全球化」。世界將被劃分為兩個辯證對立的平行世界，進入也許既安全又危險的局面。換言之，世界將更清晰，但也更不可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