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叫李××的，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是他"造反"之後，成為"領導同志"），聲色俱厲地責罵我，說得到新鳳霞的單位"中國評劇院"的通知，是我偷寫給鳳霞的紙條，被"革命同志"發現了，並把紙條給我看，原來我寫的是："我一切都好，你安心改造，聽黨的話。"（大意如此）那時我已很久沒有得到妻子的消息了，大約有幾個月我倆不曾見面，我有一次遇見中國評劇院的一位青年演員，我托他帶去這張便條。李大聲責罵我違犯紀律，越說越氣，竟伸手打了我一個耳光！應當說，由於我一向待人好，沒有得罪過什麼人，所以從來沒有結過什麼仇，李振玉平時也很和善，與我也一向友好，這次可能是當了"領導"，所以擺一擺"威風"。在一群年青惡棍"造反派"手裏受這樣的凌辱虐待，我真不知道綁在車上遊街示眾的四位"高幹"心裏是什麼滋味，他們還能歡呼"毛主席萬歲"嗎？現在唯獨楊老依然健在，他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未來是怎麼看？怎麼評價？
不能說後來毫無覺悟和改進，不是現在就消失了"萬歲"的稱呼了嗎？但是我想，假如發一個聲明公開宣佈不該有這個反動封建意識，向人民群眾作一次公開的承認錯誤豈不更好。
以我個人的經歷而言，除去以上提到的悲慘非人的受難之外，我在1954年花去我個人全部儲蓄買下來的十八間四合院，地段是北京最繁華的王府井協和醫院旁邊，"文革"一開始便被造反派任意闖進抄家，接着就佔據住房，第一個人竟是東城萃華樓飯莊黨委姜某，可惜他的名字我忘記了，帶着家眷，佔用我的房子、家具，用着百熾大燈泡，為所欲為。相反，作為房主人的我的一家卻只能吞聲受氣，後來我聽了京劇演員老朋友葉盛蘭的話，把我一家還住着的十間南北房換到和平里的兩套四間樓房，卻在不久之後，又被當地街道一個女幹部來說："你們家人口不多"；不該佔有四間居室，而搶去中單元的一大間。時間已過去近30年，應該至今還佔着吧……難道這樣的巧取豪奪能認為中國是個有法制的國家嗎？而且據我知道，這位佔住我的四合院的萃華樓的黨委書記由於今年四合院面臨政府拆遷，要求換個大房子，賴着不走，終於賴得了他理想的住宅。這位黨委書記拿搶到的我的房子換取高級享受，真是無恥！是騙子，無賴！
寫到這裏，接到一封南京老朋友戲曲、詩詞大家宋詞的來信，信末附了一筆曰："友人董健教授所著《田漢傳》如實寫了反右時，田漢為保全自己而誣您為右派事，忠於歷史，可一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65萬字的這本書。這使我忽然想起：這本書自己就有，果然在一個書櫃裏找到了，是約在一年多以前的"田漢基金委員會"送給我的，由於書太厚太重，田漢這個人我又十分憎惡，所以根本沒有看便放在一邊了。這本不久前出版的65萬字的大書從第788頁到790頁完整地敘述了田漢移禍於我陰狠毒辣手段的前前後後，使我明白而且證實他和周揚等人一致行動陰謀陷害把我打成右派使他脫身，反而全部由他對我主持三四十次大小的批判鬥爭會的全部過程。而這一場陰謀陷害，幾乎害得我家破人亡，還把一個天才的、得到全國廣大觀念熱愛歡迎的新鳳霞凌虐備至，趕下舞台，使病殘集於一身，世人都看見這顆明星的殞滅！
感謝宋詞介紹我這本董鍵寫的《田漢傳》，雖然只佔全書將近900頁之中的3頁，卻用文字記下我受害的全過程，他們的陰謀詭計我在此前竟全不知曉。難得年輕的戲劇史家董健掌握了當年的真實史料，並被他記載於史冊，我對他深深感激。
也感謝戲曲和詩詞家宋詞為我提供了這部真實的史籍，宋詞的一生也充滿了受害的冤苦和凌虐，但他只是一個一切訴之於哀怨的詩人，讀他的詩作，我只感到他這般痛苦；橫逆之來，他只有悲傷、自怨自艾，和我的痛恨、咒罵，完全走的兩條道路；我也感謝他，但更加同情他。一場反右鬥爭，視知識分子為仇敵，以凌虐知識分子，為最大娛樂和享受；10年文化大革命，製造無數冤假借案，死傷枕籍，真是千千萬萬。仗勢欺人的"四人幫"製造的數不盡的血腥罪行，對人民、對國家欠下多少血債！
至今記得清楚的是毛澤東作宣傳工作會議報告的那天我也被通知聽會，而且遇見演員石揮坐在一起。毛表現得太虛心、太民主了，聽講的人一個個心情舒暢，動員大家給黨提意見是如此謙恭朗爽、胸襟開闊。開完會大家都非常高興，出門時遇見艾青，我們三人在一家小飯館興致勃勃地一起晚餐，都認為未來的中國一片光明，前途不可限量，誰也不能想像，不久發表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的"記錄"完全作了改變。石揮被打為右派之後，不堪凌辱，隻身出走下落不明，一說是死於鐵路軌道，一說是跳海自殺。艾青的苦難得到了王震的保護，躲到北大荒保住一條命。
10年過去了，"文革"居然結束了，殘破的國家逐漸進入恢復階段，一切漸漸上了軌道，李振玉分配了正式工作。居然有一天來我家拜訪，告訴我，他在文革中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打過我一個"耳光"；必須得到我的原諒，才能工作，這真出乎我的意料，我反而覺得好笑，但我告訴他，文革十年雖然受盡折磨，全家損失不可謂不巨大；但是挨打確是只有這一次，而且記得十分清楚，你那個"耳光"打得是一點力氣也沒有的，而且我之所以得從這個災難中完整生還下來，主要的原因還是我經歷過"反右"之難；而"文革"的主要對象乃是整"當權派"也。譬如那田漢，我看了《田漢傳》知道他的死事之慘，血肉淋漓，就是因為他是"領導"之故，不知他臨死之前可回憶到當年為擺脫自己而把我當了他的替罪羊的往事否？
我至今難以忘記的還有我當年的鄰居馬大媽的一家，馬大媽的兒子馬小弟當年是我家兒女的同學，在那個人鬼不分的苦難時代，是我們全家的保護神。只要街上有一點風吹草動，立即跑到我家通風報信，多次救我於危難之頃，或者把我掩藏在他家裏，救我的次數我今天已經記不清了，至今一別有幾十年了，我終生忘不了馬家的恩情。
我家的災難，完全起源於當年的劃為"右派"，我的幾個弟妹受了牽連，現在回想都是離奇古怪不可思議的：譬如五妹遠遣福建，七妹遠戍雲南，八妹畢業於外交學院，她的同班同學後來都做了大使，代辦等等的外交官，她卻遠在內蒙古默默無聞。六弟在蘇聯留學被抽調歸國，狠狠進行批判改造，經再三考核才得過關等等。幸而我家弟妹，以及下一代的年青人都能爭氣，奮發。半個世紀過去了，都能掙扎求生，一個個都作出各自的成績。但總的說來，這個曾作為"右派"的大哥對每個弟妹後輩都欠了一筆冤枉債。
至於國家、民族的災難，加給一切受害者的生命財產的損失，這歷史的孽債，是不是會像哲人所說的，由"社會的進步"來補償呢！？
（補註：1995年10月8日出版的"人民政協報"第四版載有《20萬件文物回歸記》一文，其中有一個三百位捐獻者中的30人名單，第一人即我父吳景洲先生，並有"捐獻的都是一級品文物……"的說明。又於1995年由紫金城出版社出版《吳景洲捐獻文物圖集》一冊，為至今的捐獻者唯一的一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