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到成年進入自己的事業發端的時代飽受了百般的折磨和不幸，直到20歲以後開始結識了當時的"左翼"知識分子、進步力量，才意識到我們的國家有了轉機，有了脫離苦難的希望。於是我不再遲疑地進入他們的行列，使我從1937年20歲的創作生涯開始以後便認準了自己的奮鬥目標，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新興的中國共產黨，認為她是民族和國家的希望，前途無限光明，必然戰勝當時已經十分腐朽的國民黨，無產階級革命一定會取得最後的勝利。那時我已經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重慶，在日暮途窮日本投降後的上海開始作報紙副刊的主編工作，並且在上海連續編寫新的話劇劇本對國民黨當局和舊上海的黑暗落後現象作了尖銳的諷刺，終於遭到了當局的威脅，在朋友的關懷和幫助之下出走香港。
在香港我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做起了電影編導的工作，並且在兩年編導了四部電影。兩年中我最為縈繞於心的還是祖國的前途，最盼望的就是國民黨的崩潰和中國共產黨的勝利。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烏雲散盡，中國出現了光輝的太陽，百年的奇恥大辱一旦洗雪。雖然香港有一好心朋友挽留我工作，給我優厚的待遇，要我居留下去；但是我絲毫沒有猶豫，匆匆結束了未了的一切，乘海輪迴大陸，一心要趕回來參加開國大典。然而那時還沒有空航，通過儘可能的關係，才買到了船票，緊趕快趕，終於趕到祖國大陸；然而10月1日北京的開國大典已到，海輪靠岸才到青島。新中國建國大慶我是在青島參加的，趕回北京已經是10月2日。而且迅速地被通知我今後的工作崗位仍是我在香港不是心甘情願的電影編導工作。但我最理想的本是劇本寫作，我始終認為電影導演太過煩瑣，雜事太多，我一心嚮往的是自由自在的寫作，不受別人、更不願被別人管束。我在香港兩年做電影導演的目的是為了熟悉一下電影，為以後寫電影劇本的方便。我回到新中國，才知道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組織決定、必須遵守"的"制度"。這在以前我是沒有經歷過的，我從不妨礙別人，也從不願受別人的管束。
但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全中國則是懷抱無限的感激之情，也確實尊重我當時的領導。譬如我第一次被通知談我的今後工作任務時，和我談話的是當時中央電影局藝術處處長陳波兒女士，她是局長袁牧之的夫人，這兩夫婦在以前的中國左翼電影就很有成就了。見面之後，我首先就表示自己不願做電影導演，但波兒立刻對我說："當前我們所缺的就是導演，譬如說某某人，過去根本對電影從未接觸過，剛從延安進城，電影不過只看過幾部，現在不是已做了導演嗎？何況你已經在香港拍過四部電影，很有經驗和成就了；請你做導演，是革命的需要。你的任務已經定了，先去拍一部紗廠女工為主角的《紅旗歌》……"我嚇了一跳，搖手說自己不太理解工人。波兒說："任何事物都是從不理解到理解的，現在就應開始去工廠體驗一下生活……"口氣是不容商量的，使我也認識到"革命的需要"最重要。怎麼也沒有預料到，我突然變成一個"革命者"了。
當然，半年之後，我自己就看見這部《紅旗歌》是一部到半個世紀後我想起來便滿面通紅，慚愧無地的影片。
然而，我對於共產黨還是滿懷敬愛感激之情的，這首先是驅除了我青少年時代縈繞難休的滿腔憂憤，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和對國民黨的憎惡。我的工作既然是出於國家的需要，也就是這樣接受任務吧！但我對這個任務始終是勉強的，情緒不高的。
手邊的工作不是十分緊張的，加上對於別來多年的北京有無限離情別緒；我在同事朋友之中是一個常常領着同志尋找失去的記憶的嚮導。此外就是關心家裏的老親和對自己的小家庭作長久建設的打算，我首先用兩年在香港做電影工作掙來的錢買了一所有十八間平房，位置又在東城繁華地帶的舒適的四合院。把年邁患病的父親和高年的母親，從上海接來北京；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的職務早經我的勸告辭去，現在便由我負擔起家用和弟妹的生活和教育費用了。1954年全家從南方遷來，第一件事我就是動員父親把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我對父親和母親說："我家是經歷過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腐朽的統治，直到現在才撥雲見日，看到了近百年來、真正愛國、真正廉潔、人民的政府。你辛苦一生，歷經劫難收集到的一批珍貴文物，又多年臥病全依靠母親和弟妹們的辛苦收揀保護，從北京到南京輾轉到四川再回南方，運回北京。不應該留給孩子們繼承，我想最好是獻給國家。"父親點頭。第二天我便打電話通知父親的老朋友，我也早就熟識的老伯、新中國的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鑑定專家楊蘭教授到我家來，儘可能地請他們一一鑑定，看了兩三天才大致看完，兩人都對我說："真是珠玉滿堂，這可是一筆很大的財富，不知你家想要國家出多少錢收購？"我當時就回答說：不要提這個，我的想法是全部捐獻給國家。"父親那時由於右肢中風癱瘓，說話十分吃力，但聽覺尚可，聽我說完只是連連點頭，而且滿面笑容。因為捐獻的話我根本沒有同父親商量過，也沒有同任何一個弟妹談過，遠在台灣的長姐也全未與聞。
由於我離家日久，這批文物跟着父親的蹤跡，搬遷多次歷盡辛苦，都是母親帶着一群弟妹們包紮呵護，還曾經有一個時期要躲日機轟炸，抱着幾件特別珍貴的字畫、文物躲防空洞，真是艱苦備嘗。事後回想，我竟也沒有和任何一個弟弟妹妹商量一下，徵得他們的同意，未免太過主觀了。241件文物拉了幾車到故宮博物院，母親嘆口氣說："總算卸下了負擔，放了心，不再發愁了。"
為了國家，只有獻出，不計得失，多年的積鬱得申，祖國江山如畫，前路一片光明；我對生活、對環境、對前途，都是無限歡樂和安慰的。然而不過3年，毛澤東發出號召：要大家、尤其是知識分子給黨提意見，而且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這激發了我愛黨愛國之心，假如說對黨有意見，我唯一的意見就是黨員領導，這主要是延安來的某些黨員領導，缺少文化水平，但做了領導立即指手劃腳，指導寫作；而且在文藝界這種風氣更是盛行、普遍。尤其在戲曲界：不懂裝懂，指手劃腳的情況更為嚴重。而我是一向主張創作、寫作自由的，對這種低水平領導高水平的現象十分反感。我的主張就是，政治要有領導，軍隊更要領導；然而文學、藝術本是給廣大的讀者和觀眾讀的、看的，只有自由的寫作、表演才是唯一的道路，應當給作家、藝術家絕對的自由。平常談論、討論、寫作、理論都是這樣……國家和黨的領導者毛澤東正在這時號召整風，而且從文藝界首先整起，號召大家給黨提意見，態度十分誠懇，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在此時紛紛提出意見，響應"黨的號召"……誰也想不到忽然從"提意見"變成了"向党進攻"。而且把這種顯然的"陰謀"公開說是"引蛇出洞"的"陽謀"，從而展開了一個成為向全國廣大知識分子展開的"反右派運動"。而我由於在戲劇家協會的一次發言中談了我反對戲劇審查的意見，被當時劇協的領導者田漢，把我的發言加一個標題為：《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這樣，田漢就擺脫了自身發表過的一切類似意見，揪出了一個專門與"黨"作對的吳祖光，為戲劇界、甚至擴大為整個文藝界，第一個大右派！震動全國，立了一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