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潤學」在新冠期間興起，成為近期的網絡熱點話題，並且現實中形成某種「潮流」，大量中國人用各種方式離開中國，這個現象着實讓人驚訝，ta們在中國的「好日子」不復存在了嗎？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迅猛發展，幾十年內成為了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城市生活水平和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小，似乎海內外人才都能夠在國內找到更好的機會。按照官方一貫的宣傳，中國在黨和人民領袖的帶領下「強起來」了，生活在中國「偷着樂」都來不及，為什麼要潤去水深火熱的資本主義國家呢？但數據不會說謊，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22公佈的數據，2019、2020和2021年在海外尋求政治庇護的中國人人數均超過十萬人，遠高於胡錦濤時期的人數之和，僅此一項就戳穿了習近平在新時代編織的偉大復興的假象。特別是在新冠疫情期間，政府各種不講科學、蠻橫專制的極端封控做法讓很多人感到失望無力。作為極權社會下被原子化的個體，人們反抗的力量有限，代價很大，逃離也許是僅存的理性選擇。
政治問題毫無疑問是潤的觸發點
這幾年來，找我諮詢有沒有必要潤、怎麼潤的朋友明顯增加，他們的職業背景大不相同，有中小企業老闆，有互聯網大廠打工人，有媒體編輯記者，有高校教師和大學生，更有普通的農民工，這些人潤的動機和途徑都不一樣，但有一個共通的想法——中國現在的情況和未來的趨勢已經讓他們沒有安全感。無論是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還是子女安全，至少是暫時的離開才能讓他們躲過心中那若隱若現的危機。深究人民的不安全感來自哪裏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恰恰是人民領袖一意孤行的雄心壯志會讓人民瑟瑟發抖，套用《我愛我家》裏的一句台詞：「你爺爺一失誤，我爺爺就得要飯」。
政治問題毫無疑問是讓越來越多人想潤的觸發點。我從2014年開始到海外求學，到2015年底，要不要潤的選擇第一次擺在了面前，當時廣東警方執行了針對多家勞工NGO的掃蕩行動，抓捕了二十多位在工業區幫助農民工維權的活動家，以此來「震懾」珠三角地區日益高漲的工人抗爭行動。因為常年在珠三角做勞工調研，我跟被抓捕的NGO活動家熟識，國內外關心這件事的朋友擔心我的人身安全，建議不要回國，美國的朋友還為我能留下想了多種辦法。這個事件讓我認真思考了要不要潤這個問題，當時的結論是：雖然國內的政治環境愈發嚴苛，公民社會舉步維艱，但只要避開某些最敏感議題，推動社會改變的努力仍然有狹窄的空間可以維持下去。因此我在事件逐漸平息後回到中國，繼續做勞工議題的田野調查。
時過境遷，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決定，我也很難斷定是對是錯。因為在中國這種體制下，當政治環境的改變只是存乎一人之念，旦夕之間就能截然不同。記得2016年，我在北京聽一位知名的政治學者調侃：「十八大之前誰能想到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對於未曾親歷中國曾經的政治災難、習慣了改革開放的設定的新一代來說，中國在過去十年變得越來越陌生，政治極權、經濟失速、社會潰敗、文化保守，這些方面的變化都以極端事件的方式出現，不同階級的人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不僅僅是日常焦慮的中產階級，普通的工人農民都能察覺到身邊出現的困境和危機。特別是疫情這幾年，來自農村的製造業工人和建築工人受到很大影響，比如企業訂單減少導致開工不足，工人要麼只能拿最低工資，要麼就失業；房地產行業的衰退，以及政府基建投資遭遇財政緊張，建築工人被拖欠工資的情況普遍出現。
但執政者的偏執顢頇讓他們只願意聽到同一種聲音，沉睡在官僚體系給他們編織的信息繭房中做着強國復興的春秋大夢。國家機器不斷增強的控制力讓人恐懼，宣傳部門開足馬力給民眾灌迷魂湯，但隨着結構性問題的累積，權益受到擠壓、損害的人越來越多，人們被迫面對殘酷的現實並清醒起來，他們無法改變國家巨大的不確定性，只有尋求改變自身的命運。
潤學為何風靡？新冠疫情的「加速」與年輕人的共鳴
新冠疫情是一場巨大的「加速」，無休止的靜默和封城讓人們普遍產生逃離的衝動和行動，每次當封控的流言傳出，都能看到不同職業的人群尋求逃離的場景，城市居民連夜開車出城而堵在高速路口，互聯網大廠打工人抱着電腦回家，城中村裏的農民工不斷推倒水馬圍欄，最震撼的場景是富士康工人為了躲避「閉環生產」和工廠不人道的管理措施而徒步上百公里返鄉，這種反應夾雜了恐懼，無奈，憤怒，更加反映了嚮往自由、自主是人的本性。中國的疫情封控可以說是極權控制的一個經典形態——每一個個體都處在剛性維穩和數字監控的嚴密體系之下，即使政府宣告疫情結束後，這種極控制的陰影仍然存在，會以不同的面目和形態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中，例如廣東雖然宣佈棄用健康碼，銷毀疫情數據，但是不久前推出的「粵居碼」，強制性要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境外人員安裝，仍然在搜集居民數據。從這個意義上說，疫情封控是中國走向封閉保守的一個縮影，人們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正常社會」了。
帶着行李逃離中國富士康鄭州園區的工人
「潤學」變成了風靡社交媒體的網絡迷因，也反映出年輕人對其的巨大共鳴，原因是他們所面臨的暗淡發展前景和眾多的困境。過去三十年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當政治環境在緊縮，改革開放的紅利難以持續，且由於深刻的分配不公，更難以惠及到弱勢勞動群體。發展的過程已經不是帕累托改進，後來的人越來越難在把餅做大的過程中分享利益，而只能爭奪現有的做不大的餅，導致的結果就是競爭愈發激烈。從搖籃到墳墓的內卷，卷名校、卷大廠、卷考公……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對這一點深有體會。而由於政府對個人自由施加的各種限制，他們甚至很難找到紓解壓力的渠道——就連追劇和追星的樂趣，都頻頻被嚴厲的審查制度掃興。
按照秦暉教授的說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模式依靠的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低人權優勢」，我們的父母輩，特別是農民工群體就是這一「比較優勢」的載體，他們勤勞、廉價、順從，付出一生的血汗為國家創造經濟奇蹟，但是卻沒有公平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紅利。他們在年老之後兩手空空，養老醫療主要還是靠自己解決。雖然也有很多人搭上經濟發展的快車成為了中產階級，使得自己的下一代免受匱乏。但缺乏相應的政治改革，意味着國家和民眾間的權力關係和結構性不公等體制問題並沒有改善，缺乏權利保障的普通人隨時都可能因遭遇不幸而一蹶不振。如今現實正在變得更加嚴峻，隨着財政危機顯現，少子化、老齡化問題加快到來，社保虧空，延遲退休都是未來年輕一代必然要經歷的危機，ta們幾乎無法避免這場「為國背鍋」的悲劇。於是，潤學就成了改變「韭菜」、「人礦」命運的替代選擇。
那些將在潤的路上遭遇的嚴峻考驗
對個人而言，潤學提供了轉換人生的一種可能性。2015年我在加州遇到一個上海女生，自己做點小生意，本來是來美國探親旅行的，期間去玩跳傘，讓她體會到一種自由的感覺，就下決心留下，於是就去社區大學從頭開始學英語，一步一步挺過各種困難，在灣區紮根，疫情期間她去做醫療救護的工作，為華人移民提供服務工作。她的人生也從此改變，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意願生活，後來收穫了愛情，這幾年過得很幸福。
除此之外，我在紐約唐人街跟華人新移民座談時就聽說過各種精彩的潤的故事，包括花大錢讓偷渡集團安排經墨西哥進入美國的，以及拿旅遊簽證到美國，一下飛機就把中國護照撕了的，這些故事讓我明白要潤成功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下定決心，然後才能有毅力去堅持完成這個過程。
當然，這個轉換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畢竟人是社會的動物，要從一個土生土長的地方連根拔起，移植到另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談何容易？辦好簽證、買一張機票離開母國並不是「潤」，在異鄉立足和謀生才是「潤」的開始。就拿美國來說，近些年的移民往往面臨十年以上的「綠卡」等待期。一個通過留學來美的中國學生，畢業後想要留下來，往往要過五關斬六將，包括找到願意提供擔保的僱主、辦理工簽、續期工簽、申請綠卡等等程序，且一不小心（例如中途被解僱）就會有失去身份的危險。另外，解決謀生也只是基礎，文化和心理上紮根的過程更為漫長，有的人會成功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當然有的也只能勉強過活。我在三藩市唐人街就遇到不少人在美國生活十幾年仍然不會英語，活動範圍也僅限於華人聚居區，雖然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失敗」，但至少可以窺見，很多華人移民很難進入美國主流社會，並且拓展自己的生活和事業軌跡，他們的「可能性」被嚴重限制了。最近聽說的一個案例是有個人花了幾萬塊錢辛苦來到美國，待了八九個月後無法適應又回到中國。從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來說，這些都挺正常，即使是在中國，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東部人到西部生活都需要面對這種差異性。
此外，不同國家對移民的態度和制度參差不齊，人們潤之前往往是通過他人的講述或資料的描述，缺乏親身體驗，傾向於輕視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但潤出去之後就得實實在在地走一遍移民的程序，很多人發現這將是一種新的「不自由」。有些人為了身份不得不去做不合適的工作、和不合適的人結婚、留在不喜歡的地方，並將自己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和移民律師、移民機構打交道的過程里，僅僅大量的文書工作就令人疲憊；有人在僱主擔保的制度下難以更換工作，只能承擔低薪、枯燥甚至被剝削的勞動長達數年，這往往會造成新的物質和精神的困擾。
階級身份的差異也會對潤後的狀態產生影響，通過買房、投資等方式潤出去的中產階級雖然更有資源，卻需要面對新的工作和社會地位感的降級，落差感相對較多；而通過偷渡、打工潤出去的基層階級，往往還是在異國從事基礎勞動，但獲得的報酬會比在中國多，對生活的預期也較現實，心理上往往能更快適應新的生活。我在三藩市就遇到過一位中年女性，她在中國的工作是廣州某個知名報社的會計，算是很體面的工作，生活水平也不錯，但隨家人來到美國後就沒辦法找到同類的工作，只能去做家政服務，這對她來說是很大的落差，收入也不如以前。
潤到異國之後，在工作內容上的落差確實是不得不克服的挑戰，發達國家的「高端」工作往往飽和且競爭激烈，而且有較高的語言、本土知識、文化和資源的屏障，移民（特別是一代移民）往往很難和當地人競爭。另外，為本國引進更多基礎勞動力，以填補基礎勞動市場的虧空，本來就是很多發達國家的移民議程之一；像加拿大一些省提名項目，就把廣泛的藍領類工作列入了「緊缺職業列表」里，為基礎勞動力提供移民便利。因此，很多人在移民到發達國家後，都會從腦力工作轉向體力工作，從高度專業化的工作轉向基礎工作，這可能意味着他們多年在母國的高等教育和職業經驗「作廢」，工作的價值感和意義感也需要重新定位，對此需要做好心理準備。
如果「潤」並不像很多人想像得那麼美好，甚至常常有「得不償失」的顧慮，那麼他們為什麼義無反顧？從歷史和多國的經驗看，第一代移民在克服重重困難潤成功後，往往能給下一代一個比較好的成長環境。想要孩子獲得更人性化的教育、在一個包容、公正的社會環境裏成長，這是很多中產們寧願放棄多年家業，半生之後移居他鄉、從零開始的核心動力。而這一點對遭遇政治壓迫的人來說也尤為重要。過去十年，中國的政治異議人士，維權律師，女權活動家，勞工行動者遭遇嚴苛的打壓，不但個人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而且家人遭到騷擾、甚至被「連坐」懲罰，子女沒辦法享有正常、公正的教育權利。隨着打壓愈演愈烈，法制形同虛設，現在別說是活動家，就是普通人都隨時可能遭受社會主義鐵拳，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發個吐槽貼都能驚動網警上門「查水錶」。上海疫情期間，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樣白色防護服的人員威脅拒絕轉運的居民時，聲稱：「處罰以後，要影響你三代」，這句威脅觸發的是盤踞在無數人內心的恐懼，正因為如此，那句「我們是最後一代」的絕望回復才會爆火全網。對很多經歷過封控噩夢的人來說，潤才能讓自己和後代獲得新生，過上正常的生活。
因此，感受到國家帶來的不安全感，而起心動念要潤的人，都要有為自己和後代的人生負責的覺悟。在社會運動失去了全部空間後，選擇徹底退出這個不公的體制也是一種反抗，介於其高昂的成本，說它只是消極的「逃避」並不公平。當潤漸漸變成一種集體運動，並被賦予「用腳投票」的意義時，它將給一個極權國家帶來的動搖尚且難說，可從人本的角度來看，人們內心對公平、自由和安全的天然追求，以及想要改變、掌握自己命運的勇敢嘗試，仍然值得尊重。
更大的挑戰在於異地重建價值主體性與社群認同
但是在潤出中國，拋離了原本的國族身份後，更多的適應性挑戰來自於思想觀念和制度政策層面。一方面是新移民在封閉專制的環境下形成的思維、行為處事方式是否能適應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是其能否主動接受和融入新的價值體系，這兩個心理適應過程對第一代移民來說往往難度很大，也很少有其他國家的移民有着和中國人一樣複雜的背景。
在海外的華人群體中，直接因政治原因移民的人畢竟佔少數，即使身在牆外，人們也不得不面對同一族群身份中批量的小粉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民粹主義者等群體，彼此的認知、觀念和政治主張仍可能大相逕庭。由於海外中文內容和中文社群的貧乏，華人社群仍然嚴重依賴於微博、微信、豆瓣、小紅書等牆內的信息來源和平台，也仍然受到審查的限制，這也是中國的威權政治在海外的影響力的體現。
隨着中西方進入「新冷戰」氛圍，一些留學生的言論和表現會受到大使館、有官方背景的學生會，甚至其身邊同學的監控；國內的網警在牆外的社交媒體上監視異議者，並且騷擾他們在國內的家人；在華人社區的一些政治活動也會遇到親中的團體干預。從這個角度看，身體的潤並不能解決思想上的問題，也無法保證潤之後就能擺脫中國的影響。
近些年網絡上出現了好幾位知名的愛國意見領袖，陳平、司馬南之流被網友諷刺為「反美是工作，移美是生活」，他們把家人或房子安置在了美國，自己卻搖身一變為愛國大V在國內鼓吹民族主義，利用信息差大肆渲染「東升西降」的妄語。他們很清楚中國的政治環境和未來的走向，卻反而選擇充當宣傳的幫凶。這樣的人把潤當成了一種投機，兩邊的好處全都想要，中國放任這樣的人在國內當意見領袖真是實實在在打自己的臉，而這些首鼠兩端的人在中文世界的橫行，也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多元的潤學群體的聲音。
2022年，美國，白紙運動（歪腦/哪吒）
但另一方面，讓人感到有希望的是，過去幾年隨着潤學群體的擴大，特別是接受過良好人文教育的年輕一代開始重新政治化，並逐漸參與到公共議題中去，他們在海外紮根的過程中也逐步形成自己了的主體性。這個年輕的泛自由社群既會融入所在國的社會政治議題，比如美國的工會運動、黑命攸關運動、反亞裔歧視運動；更會關注中國國內的各種事件，並利用身處海外的自由奔走呼號，在線上傳播各種進步理念，線下積極組織、參與社群活動，比如米兔運動、Jingyao訴劉強東案、海報運動、白紙運動等，都是非常積極有益的嘗試，也讓我想起自己參與的加州「爭取15美元最低工資」、三藩市參事選舉和伯尼-桑德斯的民主黨總統初選等運動。
對年輕一代的活動家來說，中國問題是潤學的觸發點，但也會是落腳點。他們在肉身獲得自由後正在重新找回關注、介入中國事務的空間和能動性。中國的影響沒有那麼容易退出他們的生活，但他們也不準備放棄中國的議題。而儘管中國的「牆」很高，互聯網審查愈發嚴厲，這些新一代憑藉自己和國內尚且緊密的連接，仍然有可能將海外進步社群的影響力反哺回國內。
綜上所述，潤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新的開始。潤是複雜的、從下到上的人生重建過程，新移民不但要解決最基礎的生存需求和身份的合法性，還需要形成新的價值主體性和社群認同。
潤更是一場對極權的消極反抗，但對於正在形成的進步社群來說，它也暗示了社會運動的新可能。這個過程里的人始終是在夾縫裏的，是拉扯的，我們既要在新的國家找到坐標，又要持續關注中國的議題，二者常常是一種競爭關係，我們要準備好接受這種身心分離的常態。
如果中國無法走向政治開放與自由的道路，那麼潤的議題就會一直存在，走在這條道路上的人會不斷實踐他們肉身或精神上的逃離和叛逆。最終，他們之中一定會有人找到反擊的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潤是把不合作運動的種子播撒到了海外，「華僑為革命之母」的預言或許有一天會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