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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慰梅說營造學社最初是「有錢人業餘愛好的副產品」，用詞輕慢了點兒。朱在南北議和失敗後，退出政治。他娶的是曾國藩後人之女，10歲才隨父親從巴黎回國，岳父對朱最大的影響是「西人以製造致富」，是一個國家現代化的基礎。朱開銀行、煤礦，是第一代中國的實業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賞玩，走不了那麼遠，學者王世襄曾經受朱啟鈐的交付，注釋中國惟一的漆工著作《髹漆錄》，他說過，「可惜現在的人對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從學術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
朱啟鈐為學社請來當時的學術精英，看了名單讓人感慨，一個私人組織可以達到這樣的規模——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學建築系教授劉敦禎，建築師楊廷寶、趙深，史學家陳垣，地質學家李四光，考古學家李濟……美籍有瞿孟生、溫德、費慰梅，德籍有艾克、鮑希曼，日本學者有松崎、橋川、荒木。
這是1929年。
朱說，「全人類之學術，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東鄰之友，幸為我保存古代文物，並與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鄰之友，貽我以科學方法，且時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勵。」
這胸襟。
抱負也夠浩蕩的，「凡彩繪、雕塑、染織、檬漆、鑄冶、傳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
所以不叫建築學社，叫「中國營造學社」。
有這樣的願望，就非得有大的視野不可，「於全部文化史之必須作一鳥瞰也」。
當時朱啟鈐五十七歲，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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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邀請梁思成擔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務就是這本《營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學訓練，知道要讀懂這本《營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這是最笨拙、最花錢、最費力的辦法，朱啟鈐說，「非依科學之眼光，作有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營造學社就此開啟中國建築史上第一代田野調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車和毛驢，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遠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報紙蓋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驟至，下馬步行，身無寸縷之干……終日奔波，僅得饅頭三枚，人各一，晚間又為臭蟲蚊蟲所攻，不能安枕尤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證，學社成員曾被扣押。朱啟鈐私人給各地官員寫信，要他們護衛照顧這些「柔弱書生」。
幾千年的建築，沒人知道是哪個朝代，沒數字沒圖片沒紀錄，莫宗江說他們找到應縣木塔後，「九層重疊，我們硬是一層一層，一根柱，一檁梁，一個斗拱一個斗拱的測。最後把幾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測完了。當我們上到塔頂時已感到呼呼的大風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剎還有十多米高，惟一的辦法是攀住塔剎下垂的鐵鏈上去，但是這九百年前的鐵鏈，誰知道它是否已鏽蝕斷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雙腳懸空地攀了上去。」
這讓人想起林徽音說她十七歲那年初認識梁思成時，兩人逛太廟，少女矜持地低着頭往前，結果一抬頭，梁不見了，再一看，已經趴在樹上望她笑。
只不過這時已經沒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說，「狂風暴雨，雷電交作。我們正在最上層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險。」
林徽因當時已有肺結核，但艱苦考察中的記述卻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叢裏讀碑碣，在磚堆中間偶然碰到菩薩的一隻手一個微笑，都是可以激動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覺來的……我樂時就高興的笑，笑聲一直散到對河對山，說不定哪一個林子，哪一個村落里去！」
那時已經是1937年，喜悅裏帶着避不開的憂患，梁思成寫：「這幾天之中，一面拼命趕着測量，……一面心裏惦記着濼東危局，揣想北平被殘暴的鄰軍炸成焦土，結果是詳細之中仍是遺漏……」
在山西他們確證了中國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陽西下，人都浸在滿天紅霞里，他們坐在寺院裏，把帶去的全部應急食品沙丁魚、餅乾、牛奶、罐頭等統統打開，大大慶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舊報紙，他們才知道蘆溝橋抗戰的消息——戰爭爆發已經五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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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林決定全家離京，朱啟鈐年老體邁，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層更深的慮患。他對樂達義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別的都不擔心，就擔心北平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個珠寶店，處處是寶。如今仗打大了，炮彈、炸彈落在這兒，很容易就毀了文物古蹟，而且無可挽回。」
他說從歷史上看，歷代宮室，都難逃500年一輪迴的大劫之災，而傳統木結構經不起火焚、雷擊。圓明園的石結構也逃不過兵火之災。
他要守住這老城。
即使這座城燒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樣再建起來。他對當時北平最好的建築師張鎛說：「應對北平明、清兩代保存下來的文物建築做現場精確實測，留下真跡圖卷。」
張鎛用了三年半的時間，完成這份工作。
這時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兩間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為牆，頂上席棚蛇鼠出沒，床上常是臭蟲，沒有自來水和電燈。
吳良鏞在那裏見到梁思成，「他當時四十多歲，因患有脊椎組織硬化症，他身背鐵馬甲。何況重慶天氣炎熱，一般人都受不了，他還要俯案作圖，其難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頂在花瓶口上，笑稱如此，線可以畫得更直，實際上是找個支點，藉以支撐頭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經不能起床，女兒說她已經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擔綱復刊《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沒有鉛字，就用「石板印刷」，沒有裝訂機，就和老母親、小孩一起手訂；沒有印刷紙，就用土紙。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災，營造學社存在銀行庫里的全部調查測繪資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築測繪圖稿的紙薄，又經水泡，一不小心就潰破，朱啟鈐等人把它們逐頁晾乾，裱在坐標紙上。
由於底片已毀，朱啟鈐又將過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從這批覆制膠片中選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築圖片各加印兩套，寄給梁思成。
菜油燈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寫成11萬字的《中國建築史》，憑藉的就是朱啟鈐寄來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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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因為《中國建築史》的貢獻，美國耶魯大學邀請梁思成訪美並做學術報告，那是梁思成學術上灼灼其華的時刻。
這一年朱啟鈐已家資散盡，開始陸續變賣收藏的冊頁、手絹、鋼琴、舊錦等來維持生計，再加上學社人員分散各地，營造學社只能停止。
中國營造學社共走過11個省，總計190個縣市，1937年前詳細測繪的建築群有206組，所及建築共2738幢，測繪圖稿1898張。中國人對中國建築自遠古至明清時期的歷史發展脈絡第一次有了較清醒的認識。
這些資料最後都給了清華大學，清華大學的建築系，靠這個起家。
直到現在，如清華建築學者楊宇振所說，「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營造學社的成果，而且這些成果的獲得主要集中在朱啟鈐任社長的短短十來年間——關於這一點，實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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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已經是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的梁思成終於出版了《營造法式》（上卷），細加注釋。《營造法式》不再是無人能識的天書。不過，此時中國營造學社被視作「反動學術團體」，已經消散。
梁思成為這書寫序時，曾經反覆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寫道：「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於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什麼用處」。想了很久，他把「用處」劃掉，改成「直接關聯」。後來，他又劃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們又完全知道它對於今天偉大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什麼現實意義」。
這幾個詞，沉吟之間讓人心酸。
朱啟鈐與夫人許曼頤(前排右)及朱家幾位大小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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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啟鈐當年曾依照《營造法式》，由梁思成設計，找工匠蓋了一座私宅。今天這座東四八條的院子已經是個大雜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叢生，破敗不堪。
我看胡勁草的紀錄片，她在美國尋訪當事人，從梁林上學時的成績單，與費正清夫婦的通信，上世紀三十年代時他們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片中拍到，有家美國私人博物館，把要拆的徽居整體搬去海外，有當地官員來看過後，決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築。看到這兒，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說，「你們真把古董給拆了，將來要後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復起來，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試圖在紙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國，他說，「如果世界上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一個東方老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歷史，不是讓人傷感，也不是用來諷刺的，是讓人明白的。領導幹部，有錢人，記者，我們幹的所有事，也都會被後代重估，過去不知道怎麼做，就不知道吧。現在明白一點，就是一點。明白一點，就做一點。
至於能做到什麼樣子，朱啟鈐早已說過，知道要做的事有「歷劫不磨」的價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許「終身不獲見」，但是費一分氣力，也就深一層發現。
他說：「但務耕耘，不計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