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使香港經濟完全去工業化，從而造成產業結構的失衡：這基本上是把所有雞蛋都放在金融業這個籃子內。在2007至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跨國投資者都把資金轉往東亞避險，而香港則是他們主要的投資地。中共國趁著這個機會，就以香港為基地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並成功吸引大批海外資金。大批熱錢的流入令金融業獨大的情況進一步惡化，隨CEPA南來的中共國金融機構亦壟斷人民幣的交易，使香港金融業逐漸淪為中共國資本的禁臠。這種畸形的產業發展無法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雨露均霑：香港權貴與南來新貴透過金融手段使其財富倍增，基層民眾薪資和工作機會卻未有因此受惠。
香港的經濟雖然在2000年代後期取得可觀的增長，可是社會流動機會卻反倒大不如前。香港的財富在這幾年的發展愈來愈集中，各層面的經濟活動都被本地權貴和南來新貴的大財團壟斷。雖然CEPA理論上能讓香港人更容易到中共國發展，可是實際上能夠受惠的，都是那些早已在中共國站穩陣腳的企業和專業人士。社會的財富分配日趨兩極化，累積財富的財團則以低薪聘請基層員工、並以資源重整的名義減少聘請中等收入的員工，使中層職位的薪金停滯不前。如今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世代，既難以找到與能力相稱的職位，其薪金使他們的生活捉襟見肘、而成為中產階級也變成可望不可即的目標。過往透過教育從基層上向流動成為中產的機會，如今幾已成為絕唱。
面對社會財富分佈的兩極化，特區政權卻是毫無作為，仍然一如往日地高舉反對「福利主義」的大旗：這個政權只會看重北京政權、本地權貴和南來新貴的權益，沒有意欲推動彌補經濟發展副作用的社會政策。金融業的發展令大批熱錢流入香港，並大舉投入在香港的房地產投資，使香港房價在2000年代後期毫無節制地暴升。隨着租金水漲船高，大批小本經營的商號亦因經營困難紛紛結業，讓大財團的分店取而代之。基層民眾亦無法再負擔住宅單位的租金，而在基層社區置產的房東則紛紛把單位分拆成2至3坪的套房。這些被稱為「劏房」的分租套房，大部分都密不透風、也沒有完整的廚廁：可是這些套房的租客，卻有不少一家三口的家庭。
特區政權對於老人、病患和弱勢群體的問題無動於衷，未有為社會必須的公共服務提供足夠的撥款：他們反倒要求服務機構採用商營企業的運作模式，又模仿「市場競投」的方式縮減撥款。他們也削減對醫院管理局的撥款，並指控貧苦病患「濫用醫療資源」，意圖迫使他們到私營醫療機構求診：公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日益漫長，其超負荷的營運模式亦令醫護人員士氣不振。香港的教育體系亦不再是相對平等的上向流動機制：他們以提供「多元優質教育」為由，讓中小學以「提升教學質素」的名義，申請轉型為學費高昂的「直接資助學校」。而大學則在聯校招生之外增設「多元收生」的渠道，應徵者則多為國際學校的學生。就實際效果而言，香港的教育質素並未因這類政策而有所提升，反倒讓學校成為複製社會階級不平等的機制。
而伴隨CEPA而來「自由行」政策，更促成香港民眾與中共國人之間的族群矛盾。我們在第一、二章討論嬰兒潮世代的中共國情結時，曾提及港中區隔的歷史事實乃這種浪漫主義能夠維繫的時代背景：雖然嬰兒潮學運高喊「認識祖國」，可是他們終究只能霧裏看花，他們腦海中的中共國也不過是鏡花水月。如今真實的中共國卻活生生地展現在香港民眾的面前，使僅有的浪漫想像煙消雲散。中共國在2000年代後期不斷爆發食物安全危機，而市場上亦充斥着魚目混珠的偽冒產品：如此大批中共國民眾爭相申請個人游簽證，到商譽良好的香港大批搜購奶粉、食品、藥妝等民生物資，甚至繞過中共國法規發展成有組織的地下平行貿易產業。香港民眾無法與中共國「水貨客」集團競爭，難以購入生活上必須的民生物資：比如在中共國於2008年爆發「毒奶粉案」後，香港市面上的奶粉幾乎被從事平行貿易的中共國遊客搶購一空，使香港的媽媽們陷入困境。過往主要由街坊小店組成的地方社區，有不少亦轉型為平行貿易的「批發中心」，不堪社區安寧受損的民眾則與中共國「水貨客」頻起衝突。
訪港旅客的數量在2000年代後期不斷攀升，其後中共國更把個人游簽證計劃推廣到各大中型城市後，使旅客數目於201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峰：這時候每年都有五、六千萬人次的旅客造訪香港，當中有四、五千萬是來自中共國的「遊客」，而當中大約三千萬人次的旅客並不會在香港過夜。這樣的旅客人數顯然已超越香港的承載能力，而個人游簽證計劃亦明顯遭到濫用。這些訪客除搶購民生物資的「水貨客」外，亦有少部分來自大城市的暴發戶。這類旅客特意到香港搜購黃金首飾、以及各種外國品牌的奢侈品，雖然這類貴客的人數相對而言不算太多，可是他們卻有驚人的消費力，繼而進一步推升主要購物區的租金。而銀樓、名牌店和藥妝店這類服務中共國貴客的商鋪，亦逐漸在黃金地段把香港民眾慣常光顧的消費娛樂場所排擠掉。這些中共國貴客恃著高昂的消費金額，自視為救濟香港貧苦民眾的「恩主」，並以不可一世的態度對待店員以至旁觀的民眾。
「自由行」政策的外部效應，使香港民眾的日常生活遭受損害，並釀成民眾與中共國人之間的族群衝突。香港人在批評濫用個人游簽證的中共國旅客時，後者往往會不禮貌地反唇相譏，而特區政權卻反倒怪責香港民眾抱有「排外」心態。這樣的發展正好反映港中關係的本質：中共國不是香港民眾真正的「母國」，反倒是霸道地宰制香港的「殖民國」。而中共國貴客的「恩主心態」，乃中共國即將在經濟層面以外對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展開全面侵略的徵兆。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現為港裔新住民民間學者，研究與趣包括東亞沿海國家的本土史、東亞沿海世界與東亞大陸帝國之角力，以及東亞模式近代化與自由民主的互動。老家在香港鰂魚涌林邊，自少與山豬為伴，偶會舞文弄墨。庚子年因言賈禍，得蒙友好襄助東渡台灣，自此即以友邦為家邦。近畿新居旁雖無山豬出沒，惟登高遠眺盆地內之京華傻事，亦一樂也。著作包括《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香港，郁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思索家邦：中共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亦曾翻譯《法西斯主義：牛津非常短講》、《民粹主義：牛津非常短講》和《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譯作皆由左岸文化出版）。
書名：《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
作者：徐承恩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