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因素的全面侵略
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的政治發展，使北京政權決定調整過往的香港政策。過往北京政權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刻板印象，以為只要贏得香港資產階級的合作，就可以妥善管治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透過統一戰線策略讓香港工商界權貴與親中派結盟，期望如此就能夠把權貴培育成1997年後的統治精英。他們最終選擇讓航運業鉅頭東方海外的老闆董建華擔任首位行政長官，並計劃放手讓信任的工商界權貴實行間接統治，而未有打算親自介入香港日常的治理。
不過北京政權的如意算盤終究無法打得響。畢竟工商界權貴之所以與北京政權交好，主要還是出於各種利益的權衡：北京政權歸根究柢是利用香港和中共國體制內的尋租空間，來換取權貴對中共國共產黨的忠誠。可是隨之而來的利益分配，卻反倒使權貴無法形成團結的執政團隊：他們反倒為爭奪在中共國的利益，濫用與北京政權的友誼互相告狀。北京政權亦對殖民地體制的運作有嚴重的誤解：雖然工商界權貴曾在殖民地諮詢體系內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偶爾能迫使香港政府遷就他們，可是他們從來都沒有參與政治決策的經驗。這些權貴的主要關懷始終是自己的生意，只會把諮詢體系內的公職當成謀求私利的管道，未曾有過真正的執政意志：他們只會向政府提出各樣的要求，把制定具體決策的功夫都交由公務員處理，然後否決那些對自身利益構成損害的政策提議。工商界權貴過往擁有的特權，都未有伴隨相關的責任：如此他們既沒有自行決策的能力、也沒有顧全公共利益的意欲。
董建華為首的工商界權貴在1997年執掌政權後，香港的政商關係裙帶主義盛行，使特區政權迅速陷入管治崩壞的局面。雖然董建華其後在2002年推動「高官問責制」，可是他並無法建立一個團結的管治團隊，只好容讓主要高官各自為政。特區政權的政策向來偏袒商界利益，卻對普羅民眾相當苛刻：他們不單剝奪民眾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亦未有為民眾提供紓解民生問題的公共服務。「高官問責制」同時使公務員失去過往的把關角色，使商界利益日趨橫行霸道，而香港民眾對「官商勾結」的不滿亦隨此與日俱增。由本地權貴主導的「高度自治」，最終令50萬忍無可忍的香港民眾在主權移交六周年當日向特區政權「贈慶」：在北京政權的眼中，容讓本土權貴自行其是的「自治」已經淪為「社會動亂」的來源。
北京政權意識到間接管治成效不彰，就決定要在香港按照中共國那種「黨政一把抓」的邏輯，以積極的干預政策推動香港的「二次回歸」。他們採取典型的「從經促統」策略，先把香港納入中共國經濟體系之內，其後再順着經濟融合的大勢推動香港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中共國化。
經濟殖民與畸型的榮景
就在民怨在七一大遊行前不斷累積之際，北京政權已開始為其後的局勢超前部署，在2003年6月29日與特區政權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CEPA）。這項協議取消香港與中共國之間的關稅、並鼓勵服務貿易自由化，容許香港的服務提供者到中共國自由經營。為鼓勵跨境專業服務，該協議亦鼓勵在維持專業水平的前提下，雙方互認對方的專業資格。除此以外，CEPA亦支持中共國國營銀行到香港開設分行，並以香港為國際資金外匯交易中心。北京政權與此同時亦開始推動俗稱「自由行」的計劃，讓中共國民眾不用隨團就可以到香港旅遊：「自由行」簽證政策在東莞、中山和江門開始試行後，到2004年7月1日再開放予所有廣東民眾申請，其後又逐漸擴展到中共國其他地方。
香港經濟在主權移交後長期不振，令CEPA這類自由貿易協定顯得更具吸引力。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名目GDP幾乎一直陷入衰退：香港雖然曾在2000年取得4.0%的經濟增長，這不過是科網股熱潮帶來的泡沫，2001年泡沫爆破後就遭打回原形。雖然考慮到物價等因素，香港的實質GDP在這幾年仍算是有微弱的增長，可是這卻反映香港經濟正面臨比衰退更嚴重的問題：香港在1999至2004年之間一直陷入通貨收縮的狀況。其中1999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甚至來到負4.0%的歷史低位。而香港失業率也在主權移交後急速攀升，到2003年更抵達7.9%的歷史高位，而同年的就業不足率亦有3.5%。在主權移交和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間，香港曾出現多次企業裁員潮，減薪留職的情況也是司空見慣。需要支付房貸的中產階級若失去收入，就會因房價下跌而陷入資不抵債的窘境，使他們多年的積蓄一筆勾銷。
香港於主權移交後，不幸接連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和科網股爆破，使經濟長期維持低迷。在中共國崛起的形勢下，特區政權理應以政策推動香港的產業轉型：可是特區政權卻以「自由放任」為由選擇向工商界權貴放權讓利，而沒有承擔帶動產業技術提升的積極責任。比如香港曾經有過設計積體電路的產業，並且早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們曾經為摩托羅拉公司設計龍珠晶片（Motorola DragonBall），而這款晶片後來也成為Palm掌上電腦的處理器。可是由於特區政權無意推動扶持半導體產業的政策，最終香港無法與台灣和韓國這兩個積極扶助半導體產業的國家競爭，使整個充滿潛力的產業胎死腹中。「自由放任」的「無為而治」，最終淪為「無能為力」的方便藉口，使香港的經濟一直沉痾不起。
就在香港經濟不斷沉淪之際，中共國的經濟卻始終維持高速增長：在2000至2011年期間，中共國經濟增長率一直維持在8%以上，而在2003至2007年期間甚至一直高於10%。這樣不論是特區政權還是一般民眾，都期望可以透過區域經濟融合振興香港經濟：這種想法亦符合當時流行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可是跨國經濟融合若要修成正果，香港必須調整自身的經濟體質，而發展優勢產業、提升產業技術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若非如此，香港將無法保證自身在區域經濟中的獨特角色。可是特區政權和工商界權貴，卻迷信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只想趁經濟融合在中共國找到更多尋租的機會。這種短視的投機作風，最終釀成港中經濟的不對稱融合。香港無法在經濟融合的過程中達成結構轉型，使其經濟角色變得相當被動：在2000年代後期，香港的經濟極其倚賴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可是珠三角經濟卻有能力擺脫香港自立。此時香港大部分產業都無法與廣東的企業競爭，能夠在這種經濟體系獲利的，就只有金融業、服務業、以及尋租食利的地主和開發商。
在不對稱融合的大勢下，香港也成為全面去工業化的特殊案例。雖然去工業化是先進工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普遍現象，可是這些國家把勞動密集的低增值工序移到海外時，仍然會掌握關鍵的生產技術和知識產權、並積極提升高增值產業的生產力。如此工業就業人口雖然仍然會不斷減少，但工業生產的總值仍然能夠不減反增。而香港的去工業化卻是世上絕無僅有的「產出去工業化」：香港工業界只想運用黨國體系的尋租空間，透過剝削廉價的勞動力牟取暴利。他們在技術研發方面則毫無作為，甚至把香港人發明的技術向中共國傾囊相授。如此香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像工業就業人口那樣煙消雲散：雖然港中經濟融合能帶來龐大的賬面收益，卻使曾經輝煌的香港工業淪為可有可無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