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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蘇區 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賭錢、抽鴉片煙的

—早期蘇區--中共小知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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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蘇區, 不到操不上政治課不識字不做牆報,宿娼爭風打架上酒館。 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的、賭錢的、抽鴉片煙的。 寧化縣獨立游擊支隊營—— 內容腐敗,吃大煙、嫖姑娘的很多,紀律鬆弛。

中共的「以愚為貴」乃是從娘胎帶出來的先天症,「無產階級先鋒隊」——越窮者越革命越高貴。而以窮反富,本就是逆歷史理性的真正「反動」。管子曰:「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史記·管晏列傳》)。窮者雖應予憐,但豈能因貧而貴,成了擁有「合法」奪取富人財產的天然資本?同時,窮者自忙衣食不暇,大多不識字不讀書,少知缺識,而無知者勢必厭恨有知者,這才演繹了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毛氏這一觀點,得到毛粉胡喬木的確認。[1]

毛氏早期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1925-12)——

反動派的知識階級……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的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兼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2]

北伐軍興,共產黨喊出「打倒知識階級」。1927年1月《現代評論》,張奚若(1889-1973)撰文《中國今日之所謂智識階級》:

這個新危機是什麼?就是近來所常聽見一部分共產黨人在湘粵一帶所標榜的「打倒知識階級」政策。[3]

一、階級路線

1928年6~7月莫斯科中共「六大」,全面貫徹階級路線,刻意提拔工農,無知少識的向忠發因「產業工人」當上總書記,赤區出現口號「打倒知識分子」。[4]海陸豐赤區開會,工農幹部坐前排,知識幹部在後排。[5]1930年代初湘鄂贛蘇區,「一個是文盲的僱農當省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那時學生出身的知識分子是吃不開的。」[6]

1932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一批幹部進入中央蘇區,剛性推動工農路線。李志民(1906~1987,上將):

在幹部路線上大搞唯成分論,過分強調紅軍領導骨幹必須是無產階級成分、無產階級分子,向各地區各部隊派遣大批「欽差大臣」,去進行所謂「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搞亂了幹部隊伍。當時部隊絕大多數同志是農民出身,而他們卻只提拔工人出身的人。不問其是否具備幹部條件,只要是無產階級成分的就提拔。[7]

1933年夏,江西中央蘇區16個縣419名縣級幹部——

受過中小學教育的25個,可寫普通信件的129個,共佔37%弱。此外略識文字而不能寫東西的181個,佔43%,完全不識字84個,佔20%強。[8]

二、出盡洋相

福建長汀有些區委書記匯報工作時,「漲紅臉,什麼也報告不出。」問他們如何開展工作,「只答覆『我不識字』,『決議又看不懂』就完了。」[9]

紅色宣傳員去宣傳「李卜克內西及盧森堡紀念日」,群眾問宣傳員:「李……盧……在哪裏?」他說:「在團部。」[10]

1931年,紅三師搞了一場政治測試——

在三師全師黨的代表大會中,舉行了一次政治訓練,受測驗的人都是黨內活動分子,測驗的結果是:有把羅章龍認為現在中國革命重要領袖的,有把蘇聯和英國當為殖民地的,有把反帝大同盟當為反革命組織的,有主張反對游擊戰爭的,有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三省的。最驚人的有好幾個連政委都把國際聯盟當作全世界革命的參謀部。[11]

三、蘇區赤吏

以這樣的階級路線、以這樣的無知者從事「改天換地」的地革命,結果當可想見。1931年7月7日,中央蘇區《蘇維埃》(中革軍委機關報)第2期:

鄉蘇羅主席、賴秘書總是打人。他們威風很大,拿到政府內就打屁股!還有一個姓丘的現當赤衛隊長,他過去當過兵,非常惡,專門打人……羅主席穿得很好,專偷別人的老婆。[12]

另一篇赤區文章——

不到操不上政治課不識字不做牆報,宿娼爭風打架上酒館。

各部隊都有許多嫖娼的、賭錢的、抽鴉片煙的。[13]

寧化縣獨立游擊支隊營——

內容腐敗,吃大煙、嫖姑娘的很多,紀律鬆弛。[14]

四、識字者為目標的「肅反」

知識分子幹部有一蔑稱:白腳杆。[15]

1932年初,蘇區開始大肅反,以知識分子為主要目標。中共閩浙贛省委報告:

黨的幹部已大大的撤換了……全省的知識分子已去十分之九還要多一點。[16]

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分子最為嚴重。1937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紅四方面軍幹部,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17]

一位逃出湘鄂西大殺「改組派」的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

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幸。[18]

1934年,川陝赤區竟出現這樣的肅反邏輯——

知識分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19]

起點本就歪斜的小知黨還反智,以落後反對先進,以愚昧反對文明,還能折騰出什麼?還能將國家拽往哪兒?1949年後的寰內赤難,實為不幸而必到的「車站」矣!

25~27/10/2018

Princeton

【注釋】

[1]《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11。

[2]國民革命命第二方面軍司令部:《革命》半月刊(1925-12-1)。轉載《中國青年》(廣州)第116~117期(1926-3)。收入《毛選》刪幅近半。參見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明鏡出版社(紐約)2008年,頁306。

[3]《張奚若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347。

[4]王元化:《清園近思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8年,頁211。

[5]高華:《身份和差異》,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年,頁6。

[6]鍾期光:《堅持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回憶湘鄂贛邊區史實之二),載《中共黨史資料》第八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頁199。

[7]《李志民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頁221~222。

[8]中共江西省委:《黨的組織狀況》(1933-9-22),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687~688。

[9]榮光:《掩蓋消極怠工的好辦法》,原載《青年實話》(團中央機關刊物)第16號(1932-4-25)。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03。

[10]《丘泮林閩北巡視報告》(1930-10),《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頁217。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03。

[11]《巡視三師的零零碎碎》,載《武庫》(紅三軍團政治部主辦)第7期(1931-12-31)。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5。

[12]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11年,頁110。

[13]國平:《轉變中的三師的黨》,載《武庫》第7期(1931-12-31);《反對腐化》,載《武庫》第9期(1932-1-21)。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5。

[14]《霍步青給稼祥同志信》(1932-11-8),中央檔案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中央檔案館印製1984年,頁273。參見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336。

[15]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26。

[16]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閩浙皖贛革命根據地》(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頁561。轉引自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頁102。

[17]《成仿吾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頁111。

[18]彭小蓮:《他們的歲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1年,頁87。

[19]張國燾:《關於川陝革命根據地肅反的情況》,載《川陝革命根據地史料選輯》,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46。

史海漫步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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