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鄒幸彤法庭上的慷慨陳詞，只覺得她是主控多於被告，她的控訴不單指向裁判官羅德泉，更在討伐香港眼下的政治荒謬。
在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罪名成立，但她的求情書不求憐憫，反而義正辭嚴指出，法庭給他們判刑等同懲罰守護真相的人，因為支聯會從來不是「外國代理人」，法庭經過十六天聆訊也無法證明指控，卻依然可按涉及「外國代理人」的罪行，判處三名被告入獄。
控罪是指他們是「外國代理人」，依法必須交出警方索取的資料，他們拒絕不從，因此遭到刑罰。荒謬的是，細看整份判詞，裁判官原來找不到半點事實來證明支聯會就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所定義的「外國代理人」，即接受外國政府或外國政治組織直接或間接指使、監督、控制、僱用、補貼或資助，或收受他們的金錢或非金錢報酬，而在香港活動，又或者為他們的利益而進行活動。
法庭唯一可以確認的，是支聯會發起八百萬元的募捐計劃，以供開辦六四博物館，結果收了二萬元的外地捐款。若果收取小額捐款，以達成自訂而公開的目標，也算是「外國代理人」，警方同樣該調查一下，一個稱為「美國會」的組織，曾於2020至2021年度向警察福利基金捐款10萬元，是否會將基金會及受惠人變成「外國代理人」？
更荒謬是，裁判官不用警方證明鄒幸彤等是「外國代理人」，卻可以用這條罪去檢控他們，因為他斷定警方向支聯會索取資料的通知，完全合憲合法，因此無須再證明該會是「外國代理人」。但問題是，他們不是「外國代理人」，警方又怎能根據這條罪起訴他們嗎？
裁判官解釋，「外國代理人」並無登記制度，要求外國政府協助調查不容易甚至不可能，但索取資料的要求必須快捷有效，才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因此《國安法實施細則》遂授權警方，只要取到警務處長及保安局長同意，即使目標人物及組織未經證實是「外國代理人」，也可索取資料。既然如此，實施細則何不撤銷「外國代理人」的限定，改為授權警方向「任何人」索取資料？
裁判官看來也不滿意毫無標準可言，隨即補充，警方即使不能確證，也需要符合一定的舉證門檻，而他認為門檻不用達到「合理懷疑」的地步，只求「合理相信」調查目標是「外國代理人」，便符合《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授權要求。不過，「合理懷疑」和「合理相信」兩者有何具體區別，則未有釐清。
「合理相信」的門檻，可否防止調查權力遭濫用，固然是個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這種方便警方調查的做法，豈非違反法律的規定？《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五列明，警務處長如合理地相信，向「外國代理人」發出通知索取資料，對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是需要的，則可在保安局長批准下，向某些「外國代理人」提出要求。
可見，索取資料的對象是「外國代理人」。警方若向支聯會索取資料，需要符合兩項條件。一是證明支聯會符合實施細則有關「外國代理人」的定義，不折不扣，不能是合理地懷疑或相信便可以；二是有理由相信索取資料有助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如今警方無力證明支聯會正是「外國代理人」，根本無權索取資料，更無權提控。
不過，裁判官沒有依法裁斷指控無效，還要搬龍門來降低門檻，以合理相信取代證據確鑿，實屬匪夷所思。判詞既不用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也不用衡量從該會取得的資料，怎樣有用於調查工作，反正裁判官認定國家安全至上，不能阻礙警方索取資料，否則將會打擊國安工作。
人權皆下品，唯有國安高，大概是裁判官羅德泉要傳達的訊息。因此他判定，《國安法》及其《實施細則》，都不能以不符合《基本法》或《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由，提出司法覆核。他的判詞也隻字不提控罪是否牴觸結社自由、私隱保障、不得自證有罪等等權利。不過，他似乎不察覺又一遺漏，即《國安法》第四條寫明，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特區當局依法保護根據《基本法》及兩條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權利。
無疑，裁判官的司法判斷無論怎樣千瘡百孔，也無礙判處鄒幸彤三人罪成入獄，但他也許不察覺，以犯駁不通的司法論述將人定罪，最後無法糾正的話，就等同宣判司法機構失效，甚至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