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前非典期間、孤身揭露北京疫情真相的蔣彥永醫生於3月11日逝世，等到訃聞消息公開傳播已經是兩天後，這位被稱作「良心醫生」的92歲老人受到人們深切緬懷。20年前被塵封的歷史一幕，在各種躲閃的言辭中復活了，那是蔣彥永講真話的時代。
20年來先是非典後是新冠，蔣彥永的逝世激發了公眾昨是今非、今非昔比的直觀感受。紀念蔣彥永的人群，引入了公共衛生事件在不同時代的表現，並衡量起典型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的言說境界，充滿了拍遍欄杆、獨上西樓的感喟和傷懷。
蔣彥永之所以衝破非典早期瞞報的暗流，在於他的職業認識與耿直性格，醫醫者仁心必須講真話，否則只能無謂地犧牲生命。這種樸素的價值觀既來自於他行醫的經驗，也經過革命年代乃至於動亂時期的洗禮。可以說，蔣彥永的人生磨鍊與生活方式就是講真話。
在亞洲周刊的封面新聞中，蔣彥永解釋自己講真話的動機：人民利益高於一切。20年後再來重看蔣彥永的一生，能輕易看見那一代知識分子對人民、對信仰的真情流露，以及在具體行動上對這種情感的呼應和踐行。講真話不只是他性格使然，更讓他成為自由人。
非典時期，這樣的自由意志強有力地體現在蔣彥永千山我獨行的壯舉中，並且以引發防疫之變、拯救千萬生命為導向，榮耀自由意志，書寫了一名自由人秉持良心與專業可以達到的道德高度與理性成果。蔣彥永一去，紀念者念及於此，更抱憾於此。
正因為有蔣彥永勇毅在前，經過三年疫情的民眾在回望前逾千日疫政社會之種種，心裏是有比較、有衡量，也會有各自的結論。對比之下，也自然會對蔣彥永的昨天與生民的現實產生歷史性的思索，對講真話這一人類的基本資質有切膚感受。
因為這一層關係，紀念蔣彥永就成了紀念講真話，紀念講真話的蔣彥永就成了紀念一位永逝的自由人。而在這種紀念的邏輯遞進中，但凡看重真話力量的人，都會在遙想20年前的蔣彥永醫生時，環視當下，甚至難以遏制地反求諸己，壯懷激烈或無語沉默。
紀念蔣彥永的隊伍中，洋溢着的並且為紀念者自覺共享的，就是對講真話這一真理表達方式的認可。而經由這種廣泛的自發性紀念，它在人們內心深處引發的震盪，必定不同程度地喚醒普通人爭做自由人的動機。蔣彥永與紀念者、後來者的聯繫也將深植於此。
這就是蔣彥永的價值，歷經20多年時代風雲的變幻，以生前的義舉烘托出講真話的職業使命，並藉由身後的追念，把講真話的要義、以及人之為人的奧義簡潔地傳遞給更多人。蔣彥永憑藉他自由人的自覺與韌勁，衡量出真話與世界的孰輕孰重。
多年以來，講真話好像不合時宜，尤其在重大的、喜歡全社會的持續性事件中，真話成為不總是受歡迎，甚至遭受不可思議的對待。蔣彥永醫生在世時，尚能以一人事跡證偽對待真話的種種非議和詭辯，斯人魂歸道山，真話與自由的關係靜候新的確認。
這也是蔣彥永醫生留給世人的遺產，亦即講真話永遠是保護公共利益的基礎設施，講真話作為個人、團體與社會的核心資質，涵養一個人、一個社會自由意志的總量。而蔣醫生在留給後來者這一項公共遺產時，也將更持久的追問擺在紀念者面前。
二十年間，兩場大流行凝結在蔣彥永身上的，講述了一個人講真話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所強調的主旨是，講真話不是一項待完成的任務，而是對改變的持續需求。紀念昨天的蔣彥永醫生，不僅僅是紀念一位理想人物，更是在確認這種需求，以及它換算成自由人的成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