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燕／口述
©丁東／采寫
我1971年上了上海四新中學。當時上海是初高中連讀，上四年。在我的中學階段，我感到，我們這些做過紅衛兵小頭頭的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力強，責任感強。我後來在大學裏教書，就感到現在大學生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老師。我很清楚，他們能做事，只不過沒有機會讓他們做。我從小學就獨立工作。我一進中學就做了紅衛兵團長，幾乎沒有老師任何幫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們自己做。有一個暑假，我們100多同學到外地學軍30天，沒有一個老師，和外面打交道全是我們自己。當時不過十四五歲。一個人的潛力其實是無限的。潛力的發揮和環境關係非常大。現在的孩子從小學開始就沒有可能施展他除了學習以外的任何能力。所以在大學裏我很放手。我對中學階段的一個好印象，就是最充分地調動了我所有的能力。工作以後，我感覺，我的能力只是在一個方面發揮，在另一個方面就被抑制了。
當時教育非常不正規，教師動輒得咎，學生無理取鬧，紅衛兵充當了工宣隊和教師之間鬥爭的工具。工宣隊要在教師中拉一派打一派，就讓我們衝鋒陷陣，貼大字報把老師批倒批臭。要整哪個老師，就把他在課堂上說的話記下來，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只要達到目的，用什麼手段都行。那一套東西好像不用學，就用得非常自如。上大學以後，回想這一段，自己非常無知，非常可憐，好像是為毛主席革命路線做什麼，實際上路線離我們十分遙遠，具體的人際關係的爭鬥就在我們當中，渾然不覺。從小置身於這種環境，對我們有一種非常大的毒害。你會對人際爭鬥習以為常，失去基本良知的判斷。慶幸的是我後來還有省悟，否則無法理解社會怎麼會變得如此冷漠和殘忍。文革遺習為什麼這麼頑固？為了一個所謂的更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擇手段，就可以把人最基本的善良當作毫無價值的東西扔掉。這些不需要專門教導，你只要遵循了這套邏輯，你就會自然學會它。你生命中的善良就永遠地失去了。直到現在，這套邏輯仍然是很多人奉行的生活準則。要說文革對人的道德的腐蝕，就是這種處世哲學長時期對人的心靈深處的薰陶。
當時我是第一批入團，入了團又要發展別的同學。有一個同學各方面表現都很好，理當發展。但她父親是右派，雖然母親早就和父親離婚，她從小就沒見過父親，對父親根本沒有記憶，但右派父親始終成為她生活中一塊抹不去的陰影。不時地領導小組讓我去和她談話。一說讓她談對父親的認識，她就跟我急。她說，為什麼你們總要拿一個我沒見過的人來纏着我。她哭得特別傷心。我也傻了，不知說什麼是好，就回去向工宣隊匯報，是不是不要讓她寫對父親的認識了。工宣隊說不行。她在這個家庭中，不可能不受影響。工宣隊說了一套在當時振振有詞的大道理，讓我再去談。我很為難。我只好對這個同學說，你不入團太可惜了。你就隨便寫上一點認識，應付一下。我們當時那么小，就有了一種非常實用主義的思路。現在回想起來，我雖然是好心，但這就叫潛移默化。我們民族的道德水準，人心善惡，怎麼會有這麼不可思議的變化？那個年代的社會、政治生活確實是一個直接的原因。道德需要土壤，什麼樣的土壤，就長什麼樣的苗。任何社會也不會公開提倡行惡。但什麼是善，如何去行善，不同的社會氛圍就會滋生不同的東西。那個年代的氛圍就是讓人虛偽，讓人口是心非，把人的基本的良知一層一層地剝掉，而且這個過程你不覺得痛苦。一個民族的良知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泯滅了。
如果說，我還殘留一些良知，那是和我愛讀書有關係。
我這批中學生雖然1975.年2月畢業，但不知為什麼，在上海叫74屆。中學最關鍵的階段正好經歷了1972年的回潮，所以整個74屆的文化知識水平在文革期間的中學生里是最高的，77級大學生里74級中學生非常多。72年回潮不到一年，效果卻非常明顯。我們這個學校有一批上海第一醫學院的子弟。這些知識分子子弟和學習似乎有一種天生的不解之緣。他們在各個班都是學習最好的。他們也許有的因為出身，還當不上紅衛兵，但他們對我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使我感覺一個人有知識會表現在言談舉止，表現在人的修養上。我就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我是紅衛兵團的頭頭，我不能學習不好，如果學習不好，我沒有資格和他們打交道。所以我始終沒有鄙視知識，崇尚粗野。當時表面上看大老粗吃香，其實沒有知識心裏是虛的。我成績從來不差，也從來不認為可以差。我們的學校地處平民區，但有兩個大單位。一個是醫學院，一個是我父親所在的航務工程局。這個局大部分是部隊轉業過來的。部隊的子弟有一種優越感，好像天生是負有使命的，而不只是過日子的。我想，如果我生活在老紅衛兵的階段，我也逃脫不了那種模式。我不是這個時代的特殊人物，只是其中的一個正常人物。
1975年高中畢業時，到農村插隊已經被人們看成災難，各種各樣的說法已經從農村傳回來了。家長對上山下鄉極為恐懼。我姐姐已經下鄉，我哥在當兵，我是老三，按政策應當留城。我從小受的是非常理想主義的教育，當時有一種要刻苦磨鍊自己的衝動，加上我又是紅衛兵幹部。所以我們七個不應當上山下鄉的同學堅決要求到農村去成了典型，被樹起來了。我爹媽絕對不讓我去，他們認為插隊非常可怕。我覺得他們妨礙我革命，和家裏鬧得一塌胡塗。直鬧到我爸爸心臟病突發，一下子栽倒，我再也不敢鬧了。就因為這個，我的戶口本沒拿出來，沒走成，其他同學走了，所以我始終有一種很內疚的感覺，對不起一塊兒宣過暫的同學。學校對我很惱火，樹了我典型，我卻沒走成，於是把我分到建築隊。從我自己來說，我卻有一種贖罪的感覺，我得到苦一點的地方，心理才能平衡。
在建築隊，我當了泥瓦工。這也是時代的產物。當時反資產階級法權，有一股風，講究男同志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各行各業不適合女同志幹的事，都要有女同志干。我們當時就是上海第一個三八女子泥工班。我們上班第一天就開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會。老工人說，舊社會俗話說，女人上船船要翻，女人上房房要坍。今天女同志就是什麼活兒都要干。當時我是接受那套理論的，自己乾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感到很自豪。當時確實是什麼活兒都干。一塊預製板300多公斤，搭着跳板，幾個人用肩扛上去。人走都走不穩，可還是要扛着預製板走過去。確實害怕，但也硬撐着干下來了。泥工班裏有老三屆的，也有應屆高中生。
以老三屆為代表的這一代人，既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觀念最實用主義的一代。我後來在工作中接觸了很多這樣的人。我上的政教系，我們這個班良知的旅程
46個同學，30歲以上的30個，最大的33歲，當時我們這個班的許多同學考分非常高，志願報的也是復旦大學，但上級有指示，年齡大的去師範院校。還有一批30歲以下比我年齡大的。我22歲，比我小的只有兩個。到了那個班裏，我是小妹妹。在班裏，我好奇而且如饑似渴。四年當中，我在同學們的自由討論中得到的東西，遠遠多於課堂上的東西。同學之間思想十分活躍，接受一個東西的時候同時就接受了批判和懷疑。而在課堂上，幾乎什麼也沒學到。因為我讀的是文科，又是政教系，課堂上講的全是陳詞濫調。當時的老師經常在課堂上被同學質疑，弄得非常狼狽。如果他是一個有知識，有責任感的老師，這批學生給他的壓力是他最大的動力，會在他教師生涯中留下很深的痕跡。
當時正趕上思想解放，趕上宣傳張志新，趕上競選，那是思想最激動人心、最風光紅火的年代。任何問題都是眾說紛紜。一方面是這麼活躍的思想，一方面是這麼陳舊的課程。所以大學四年中我經常逃課，基本上是呆在圖書館裏，《馬恩選集》、《列寧選集》、讀了好幾遍。當時有幾種雜誌，《未定稿》、《馬克思主義研究資料》，《社會主義研究資料》，每期我都看，伴隨了我整個大學生活，如饑似渴地從中汲取營養，再有就是古典小說。我在讀大學之前，沒有看過一本古典小說，父親認為那都是封資修。父親讓我讀的就是《紅旗飄飄》、《星火燎原》、《志願軍一日》這些革命英雄主義的書，如果說我身上有一點英雄主義的基因，是從這裏來的。父母還讓我看的是民間故事，苗族、蒙古族、格魯吉亞民間故事等等，裏面講的就是善良，中學開始看《青春之歌》、《紅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古典文化，不管中國還是西方，我都是空白。所以大量接觸人類優秀文化遺產，是上大學以後。尤其是西方古典小說，當時可以說是"惡補"。當時的文化基調還是理想主義、權威人格、所以在我們這一代可以讀到自由主義的學理，但很難培養出自由主義的人生姿態。
我的大學生活基本上就是社會生活。過去我在同齡人中一直出類拔萃，就是進了大學，沒我什麼事了，只能看熱鬧，同學們大都比我年齡大。當然，在為人處事方面，老三屆的實用主義，不擇手段，功利色彩，也至今歷歷在目。
本系的課我不太聽。但中文系和歷史系各有一門課深深地抓住了我。歷史系有一門美國外交史，講課的是50年代留洋回來的一個女教授，姓馮。聽說一輩子沒有結婚。她那種風度至今想起來仍然是我的楷模。她從來不用講稿，要說的都在心裏，講出來全是活的。她講門羅主義、門戶開放，那些東西本來與我感興趣的東西沒什麼關係，我對美國外交問題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被這位老師引起來的。她講的具體內容也許我都忘記了，但她喚起的對知識的興趣，卻使我終生受益。她從不為難學生，沒作業，你們愛聽就聽，不來也行，但她的課總是坐得滿滿的，讓大家聽得十分會心。她特別端莊，特別矜持，下了課，我都不敢去問她。但對她印象特別深。
第二門抓住我的課是中文系張老師的俄羅斯文學。有個中文系的朋友告訴我，這門課挺好聽的。我去聽了一次，馬上被抓住，從此一課不拉。他第一課講俄羅斯文學的美感。他很瘦，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他先用俄語朗誦了一首普希金的詩，我一句也聽不懂，卻真的有一種醉心的感覺。他那種節奏，那樣陶醉，似乎語言的美感一定要這樣傳遞。我一下子就被擊中，決定這門課一定要聽下去。他的課完全沒有俗舊的東西，他是真正有自己的見解，很輕鬆自如地傳遞給你。
如果沒有這兩個老師，我就沒有辦法建立對大學老師的尊敬。後來我當了老師，我就用這兩個例子，告訴學生，什麼是好老師，我希望成為這樣的老師。其實，這兩個老師完全不知道有我這樣一個學生。但就是他們，促使我畢業分配時選擇了教師的職業。
本文選自《洗禮歲月》，徐曉主編，中國社會出版社，1997年5月。
【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梁曉燕任北京外國語學院世界史教師。6月3日晚去過天安門廣場尋找其學校的學生。六四事件之後，梁曉燕表達了自己對於四二六社論和六四事件的態度，退出中國共產黨，被停職審查。她在卡瑪拍攝的六四事件紀錄片天安門中描述過自己在事件中的經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