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次角林寺的院內，佛殿對面是新蓋的僧舍，掛着紅標語。
2、
1964年我從北京回來，結束了在中央政法幹校五年的學習。我們那批同學後來都成了西藏公檢法最早的骨幹。我被分配到西藏公安學校當老師，這個學校也就是今天西藏警察學校的前身，文革前又叫西藏政法幹校。我是當公安訓練班的老師。公訓班有兩個班，一個是文化班，又叫「區特派員班」，全是藏族，是從各地區招收的、差不多一句漢語也不會的積極分子，我的工作是教他們漢語文和政治；一個是「勞教班」，全是漢族，從部隊轉業的軍人，我的工作是教他們學簡單的藏語。
學校的老師大多是漢人，有些是從內地來的大學生。藏人老師不多，從中央政法幹校回來的除了我，還有一個協理員，叫歐珠，後來當了這個學校的校長。所有學生都在這幾個班學習：行政班、幹部班、區特派員班和勞教班。我說過，勞教班全是漢族，是從部隊上轉業下來監管犯人的，所以要學藏語，所學的教材也都是跟他們的工作有關，其他班全是藏族。老師和學生有兩百多人吧。
我們這個學校在「次」，就是308炮團往上去的山溝里一個叫做「次角林」的寺廟（漢語又寫尺覺林、慈覺林，建於18世紀，格魯教派，拉薩著名四大林之一），在拉薩河的南岸。聽說那個寺廟在1959年「叛亂」（註：指的是1957年—1959年在安多、衛藏和康等藏區發生的藏人反抗中共政權的事件，被中共定性為「反革命叛亂」）的時候「參叛」（參加「叛亂」的意思），次角林仁波切逃往了印度。「平叛」（即「平息反革命叛亂」，指對藏人反抗的鎮壓）後，次角林寺被沒收了，以後就改成了公安學校。我剛去那裏的時候，寺廟已經是空空蕩蕩的了，一個佛像也沒有，可能是「平叛」的時候砸了，也可能是「民改」（註：即中共所說的「民主改革」，是1959年之後中共對西藏傳統經濟的革命）的時候就砸了，只有空空的佛殿和僧舍還在，也有些藏櫃和卡墊。
如今次角林寺的二樓佛殿，1960年代是公安學校的教室。（唯色拍攝）
次角林寺那時候挺大的。老師都在樓上住，是過去的仁波切和大喇嘛的房間。學生住在過去僧人的僧舍里。教室設在二樓的佛殿裏。食堂在一樓的大殿裏。從樓頂上可以望見布達拉宮，感覺很近的樣子，連窗戶上掛的鑲布隨風像波浪一樣翻卷也像是看得見。旁邊有林卡，樹木很多，陽光下到處是一片片的蔭涼。水很好，乾淨得很。打水的時候，經常能碰到氂牛在林卡里吃草，我很喜歡有一頭白色的氂牛，大大的眼睛像是會說話，愛舔我給它餵食的手。還有一座卓康，是次角林仁波切的夏宮，公安刑偵班就設在那裏。
如今次角林寺的大殿，1960年代是公安學校的食堂。（唯色拍攝）
我結婚前住在次角林，結婚後也住在次角林，周末才能回軍區，那時候很嚴格的。你父親接我送我都是騎自行車，上海永久牌自行車，就是如今放在院子裏那輛，現在還能騎。從308炮團往上走，是緩緩上升的山路，騎車很顛簸。但那時候年輕，還很開心。騎不了車我倆就邊聊邊走，有次你父親指着我手上的心形金戒指笑着說，幸虧你在藏幹校的時候把它給了我，我一直給你保存着，其它那些你爸啦留給你的寶貝，你去政法幹校前交給你姐姐保管，結果都沒了。
你一兩歲的時候我還經常帶你去次角林住。你胖乎乎的，我和保姆阿佳益西啦輪流背着你，累得氣喘吁吁。這樣說起來，在次角林寺我差不多住了四五年，雖然文革開始後不怎麼上班，又加上生你和你妹妹時也不用上班，但也住了好幾年。剛開始住在過去喇嘛的房間裏，我還是內心很不安，那時牆上的壁畫還保留着，夜裏點着蠟燭看見壁畫上的菩薩和神仙忽明忽暗，我總有一種內疚的感覺。但同時我會想起中央政法幹校的老師這麼教育我們：你們藏族的迷信思想很嚴重，必須改變必須進步。
如今次角林寺的法座上供奉着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畫像。（唯色拍攝）
如今次角林寺的小殿供奉着次角林仁波切的照片。（唯色拍攝）
如今次角林寺的牆上還殘留着文革口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唯色拍攝）
我最記得學校里的教導處處長，是從上海來援藏的公安幹部，他的妻子也是，在公安廳工作。周末那位大姐會來次角林，帶來很多好吃的，罐頭，肉鬆，湯圓，點心，她喜歡我，誇我漂亮，經常叫我過去一起吃，那些上海食物我都是第一次吃，覺得很好吃。但他們吃魚乾那些我不吃，雖然他們一個勁兒地勸我吃。不過我結婚後就很少去他們那裏吃飯了，因為我得回軍區。文革前有一個「三百三」的政策，什麼意思呢？指的是從全國公安系統支援330人到西藏公安系統，其中300人是縣級幹部，30人是地專級幹部，我們學校分了兩個人，一個是書記，還有一個就是教導處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