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達到2.67億人，衛健委此前的數據顯示，中國有近1800萬老人，背井離鄉來到子女所在的城市，成為「隨遷老人」。他們來大城市的理由極其相似，不是幫子女賺錢，就是給子女帶娃。這也是一個沉默而龐大的人群，他們依偎在子女身邊，人到老年，遠離家鄉，重新接受一線城市的節奏與洗禮，甚至開啟一個全新的人生。
而工作，成了「老漂」們幫兒女帶娃之外，試圖融入大城市的最關鍵一步，他們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大城市立足，「不給兒女添壓力」，或是想證明自己還能繼續發光發熱，創造價值，在工作中得到自我認同。但在北上廣深，年齡大、沒技能的老年父母們，註定要在工作中嘗盡苦頭，幫父母找工作的兒女們，會如何看待父母的困境？
老漂
母親49歲，北漂5年了。
這是王倩倩的母親。她的「北漂」母親已經在北京換了4份工作。2017年，最小的兒子也去了北京，家裏除了丈夫以外毫無牽掛，母親一口氣打包行李從山西運城老家出發，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北京。
到了首都，她對三個孩子說，「我想找份工作了」。在此之前，母親住在農村里，幹了一輩子農活，從沒上過一天班。王倩倩在家裏是大姐，給母親找工作的活兒自然落到了她頭上。
給母親找個合適的工作並不容易。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別墅區保姆，王倩倩向老鄉打聽來的，平時需要負責洗衣、做飯、打掃衛生，但母親沒想到，去了以後，衣服全都要手洗，一個別墅的衛生全由一人負責，她還需要順帶照看僱主家的老人，根本忙不過來。
一個月後，母親辭職了。王倩倩又帶她去了商場，一家一家問，招不招人。母親先後去了楊國福麻辣燙和章魚小丸子當店員，工資5000元，住在地下室宿舍里，每天忙到凌晨，回去倒頭就睡。
在南邊的上海，陳怡也在帶着母親找工作，這是陳怡來到上海的第3年。和王倩倩的情況相似，陳怡和弟弟都在上海工作，母親便也投奔而來。母女倆走過火鍋店、小炒店、早餐店，但凡看到有招聘啟事，陳怡拉着母親進門就問，「我媽成嗎？」
她給母親圈定了一個工作範圍：母親不會坐地鐵，不能距離自己太遠，最好步行或騎車能到；母親也沒有任何工作經驗，上海專業的月嫂需要證書，所以服務員、家政相對適合一些；以及母親年紀大了，不能再熬夜上班。這樣圈下來，可選的並不多。
很快，陳怡發現一個問題，母親的年齡在上海已經不具備任何優勢，來上海之前，爸媽生活在山東老家，春夏秋自己種大蒜，冬天就做臨時工，父親去冷庫扛蒜，母親給廠家包裝大蒜。和蒜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母親已經錯過就業黃金期——上海大多數家政和服務員都要求50歲以下。
她同時在網絡上給媽媽聯繫合適崗位，看了一個保潔和服務員，原先聊得好好的，陳怡剛把母親的年齡信息發過去，對方就沒了下文。網上要求很明確，但母親就是多了一兩歲。
「我當時就準備帶我媽在線下試試看，可能還會有些空間。」陳怡轉頭看了母親一眼，雖然52歲，但母親皮膚不錯，看起來還算年輕，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在走進下一家火鍋店時，她撒了一個謊，「我媽身份證當時登記錯了，她真實年齡只有48歲」。
事實上，陳怡發現，真正找工作的時候，並沒有人會在意這一兩歲的偏差。「見面和網絡不一樣，當面找工作，對方更關注我媽媽的整體狀態。」陳怡的母親就這樣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火鍋店服務員。
在大城市，初來乍到的父母們沒有門路，大多只能依靠子女給找工作，或者自己挨門挨戶地問，小區物業、寫字樓、商場門店，碰到個差不多的就先試試，但總逃不出保安、保潔、服務員這些範疇。相對來說，擁有各類證書、牌照的中老年人，選擇的空間就要大很多。
同在上海的李淼就順利給公公找到了一份家附近的工作，公公以前是來往於天津港和山東的貨車司機，大車牌照是公公最大的優勢，剛開始，李淼考慮過讓公公開校車，但上海不比過去的長途固定路線，公公不熟路，不敢開。
後來他們發現，家附近的建築垃圾轉運站正在招灑水車工人，公公一試就成功了，一個月6000元，三險一金，上午、下午繞着轉運站各灑兩圈水，工作也輕鬆，「至少不用和一大批人爭搶保安、保潔這些崗位」。
媽媽在地下室住了一個月後，王倩倩總覺得這不是個事兒。她又通過在北京的山西人，打聽到一個在京的老鄉群，裏頭有一些山西人當中介，介紹工作機會，確認入職後，才會拿抽成。這些招工信息相當詳細，會具體到工作時長、工資待遇以及年齡、性別和身高限制。
在群里，她替母親找到了一家新的餐廳，也是當服務員，在海淀，包吃包住。最後一天，王倩倩一大早幫母親來宿舍收拾行李，她才看清這個宿舍的環境，一個不到4平方米的地下室，灰白牆，水泥地，沒有窗戶，透着一股沉悶的霉味，屋子裏只有豎放的一張床，和一張左右搖晃的桌子，再也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
走出逼仄的房間，王倩倩往四周看，密密麻麻的小門像無數的孔洞，看不見頭。天還早，已經有人陸續從小孔中走出，這些基本上是外來務工的中年人，走廊沒有燈光，看不清他們的真實模樣，每個人套在工裝里，快遞員、外賣員、服務員，他們拉開房門，光線立刻從縫隙中湧出，關門，瞬間又復歸昏暗。
「就是來賺錢的」
第一次來大城市，幾乎每一位父母都會出現或多或少的不適應。
陳怡母親剛上崗時，因為不會用iPad，經常點錯菜，被客人罵。從老家來，她並不適應城市餐飲店的規則。
陳怡有時候會把母親接來自己的出租屋住，有一回，她心情不好，倒豆子一般和母親說了工作上的煩惱。母親突然沉默了，抬起頭，竟然帶着哭腔說，「我今天也被罰款了」。
她才知道，母親今天有一位客人逃單了。通常情況下，作為服務員，客人買單時，只需要盡到引導職責，前台收銀才負責每一位客人的買單工作，但經理從母親的工資里扣去了客人兩百多元的飯錢。陳怡向母親追問，店裏的規則究竟是什麼樣，母親只會哭，一直搖頭，言辭含糊。
陳怡也哭了，她忘記自己是怎麼下的樓，當天晚上一個人衝到了火鍋店裏。店裏快打烊，只有零星幾個服務員在收拾桌椅。她在後台找到了經理，「我們兩個的語氣都不是很好，我是替我媽委屈，他有一種不想搭理我的感覺」。陳怡要求他們調出了監控，在錄像里，她看到，母親明明已經向客人用手勢指引了前台買單的方向。
爭論的時候，陳怡的電話沒有斷過，都是母親打來的。母親擔心陳怡和老闆起衝突，在電話裏邊哭邊大叫，「你快回來吧，快回來吧，咱們不要這個錢了，媽媽再也不說了」。
陳怡最終沒有等到經理的道歉，對方只同意不罰款。走回家的路上，陳怡在想，「我的媽媽什麼時候變成這樣了」。母親年輕時脾氣暴，一有不順心，吃飯就摔筷子，她和沉默的丈夫不同，遇到不公平的事，敢紅着臉和別人爭論，一定要求個公平。但現在，母親學會了順從。後來陳怡才知道，經理有時候脾氣上來了，經常當着所有人的面，指着母親的鼻子罵。
「你多忍忍，人家氣消了，就不會罵你了。我們就是來掙錢的。」母親告訴陳怡。
今年年初，陳怡的父親也來了上海。父親是電焊工，早年和叔伯們去了揚州的一個縣城船廠，工作到現在。船廠小，需要等活，忙起來一個月能掙一萬多，有時候乾脆一兩個月沒有收入。
父親是陳怡和母親一起勸來的，「想着都在上海，一家人能在一塊兒了」。起初父親並不願意，他對上海一無所知，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直到陳怡給他找了一個崇明島船廠的工作，有穩定的收入，又是他熟悉的工種，父親同意了。
但一家人並沒有想像的那樣經常見面，在崇明和在揚州，並沒有多大區別。父親整日被困在船廠里，無聊時就看看東海，偶爾會給陳怡發消息，覺得「有些孤單」。白天工作，晚上睡覺，父親變得越來越沉悶。有一回，陳怡和他通電話，父親突然向她吐槽起了船廠的網絡很差，時有時無，他懷念過去在揚州的日子，也沒網，大家不捨得用流量，一群老家人呼啦啦跑到隔壁村子裏，蹭wifi刷抖音。「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說，自己想回家了。」陳怡說。
節假日時，陳怡媽媽要凌晨才能下班，陳怡和父親會一起去接她下班。圖/受訪者提供
唐悅的母親3年前來北京投靠自己，她的父親是村支書，母親是村裏的小學老師，每個月收入只有2000元不到，乾脆辭職來北京。
她帶母親參加了家政培訓班，母親畢竟是老師出身，有競爭力，一周內就找到了份不錯的工作，在通州給一家人做飯接送孩子，加上輔導基礎作業，一個月6000元。但很快，職業的不穩定性也顯露出來，孩子的媽媽失業了，家庭收入的動盪讓這家人重新考慮未來規劃。他們最終選擇賣房，離開了北京，唐悅媽媽也隨之失業。「她和那家人感情特別深，本來想一直陪那個孩子到小學畢業的。」
在一個新城市裏，儘管投靠最親近的子女，父母們依舊不得不面對城鄉的差異，要適應那種快節奏、靈活多變的市場，也要面臨自我尊嚴與價值的重新審視。這個過程很難，但每一個中老年父母都清楚，他們不可能再輕易回老家去了。
李淼鄰居家的大爺也在找工作，人到60歲，過了進轉運站的年紀，只能去附近做保安，經常通宵，眼睛熬得通紅。在轉運站，60歲是一條紅線。李淼還記得，公公和她提起過轉運站的一對四川夫妻，負責垃圾分揀，剛到60歲，轉運站就給他們下發了清退通知。但夫妻兩當作沒看見，每天頂着主管微妙的眼神，照常上班。他們的兒子還沒結婚，兩人加起來一個月能在上海掙一萬塊，這都是兒子未來的彩禮錢。
「聽說過年也不敢回家，生怕人回去了，工作就沒了。」李淼說。
一切為了孩子
當然，牽絆着父母們無法離開的，還是孩子。在大城市裏賺錢，大多是給孩子賺的，來到大城市生活，大多是來照顧孫輩的，能讓已經退休的父母們放棄老家安逸的生活，背井離鄉來大城市繼續發光發熱的，只有孩子。
李淼的孩子今年兩歲，正是需要人帶的時候，公婆兩人都從山東老家過來給他們帶孩子。像這樣的父母，是老漂群體的主力，孩子大了稍微好帶一些，父母閒下來的一方就會出去找工作，找點事做，順帶賺錢，減輕大城市生活的壓力。
唐悅的母親也告訴她，同村有一個女人，來北京給女兒帶孩子，女兒的公公也來了，「家裏已經用不上她，就讓她回老家」。但女人自己又想留在北京，不同意回家，乾脆在醫院找了個保潔工作，一個月3500元。
在中國，大多數父母的職責隨着子女的需求而變遷，這種需求甚至直接決定了父母將處在哪種社會角色上。王倩倩家一共三姐弟，過去父親開長途，母親就在運城老家種蘋果，孩子一開學，蘋果就不種了，得接送孩子，孩子放假了，又回去操起農活。如此生活數十年，直到小兒子走向社會，「她才徹底解放」。
「解放」了並不代表可以停下來歇歇。在母親心裏，一直還掛念着兒子以後的問題，需要繼續賺錢。母親就在縣城裏找了幾份工作，但老家根本無法為中老年人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和薪資。王倩倩的媽媽賣過衣服、給別人打過小工，還在一個化工廠上過一陣子班，夏天廠里比外頭還熱，化學材料隱隱透着股刺鼻的味兒，三個月合同一到期，母親嚇得立刻就走。
唐悅母親起初也在縣城裏的工廠找過一份出納工作，早出晚歸，一個月3000元。李淼公公沒來上海前，在老家做過環衛工人，凌晨三四點就得起來，一個月只有4000元不到。「其實父母過去付出了很高的勞動成本，回報卻很低。」陳怡慶幸自己帶父母來上海，他們在山東老家種蒜種棉花，種出他們的學費已經艱難，一輩子也沒存到錢。
如今在一線城市，他們的收入上漲不少甚至翻番。來北京幾年，王倩倩母親已經盤算着給兒子在縣城買房了。
唐悅母親失業後，不到一周，又找到一份工作，同樣是住家保姆以及輔導小孩，一個月工資漲到了8000元。母親欣喜若狂，沒想到自己在北京「是有價值的」，但唐悅知道，真正讓她開心的，是自己還能給小兒子多存些錢。
她的弟弟即將結婚，按照安徽老家的規矩，男方需要買房，或是出個買房的大頭數，再加上十幾萬的彩禮，母親過去那點工資根本不夠看。如今房子倒是買了，家裏存款也空了。儘管母親對唐悅說，「你弟弟房子買了，我現在工作是為了自己的養老錢」，但唐悅偶然一次聽到，母親小聲打電話向安徽的親戚打聽，「裝修一般得花多少？」
陳怡也發現，最近休息的時候，媽媽總是給她帶一家附近早餐店的卷餅，她覺得奇怪。母親在火鍋店的工作下班晚，多數時間住在宿舍里，兩人平時也見不着。「問她到底是怎麼回事，又開始支支吾吾。」
一個周末，陳怡起了個大早，順着周邊早餐店找過去，果然在一家店裏看見了母親，她正在包子蒸籠的氤氳里忙得不可開交。她一問差點崩潰，這麼久以來，母親晚上在火鍋店忙到凌晨一兩點，早上就背着陳怡，偷偷起來在早餐店打下手。這種兩份工的日子，母親已經持續了兩個月。
這一切都是為了那個陳怡不想承認的事實：「為了給弟弟多攢一些錢。」
這是父母無法拋卻的天職，人到中年，兒女長大，新的壓力又扣上一環，他們又該為下一代的成家與血脈繁衍而操勞。父母的情緒甚至傳導給了唐悅，她早已成家，又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經濟條件還算寬裕，不忍看父母操心，弟弟買房前，她一咬牙，一口氣轉了十幾萬過去。而陳怡能做的，是幫母親辭了早餐店的工作，以及自己下班後，去火鍋店幫母親收拾桌椅，再拖個地。
只有極少數父母，會因為追求自身的價值而來到大城市。
何夕婉準備給55歲的母親在深圳找個工作，來之前，她勸過母親好多回，「別來了，在家養老多好」。但母親並不願意。她大專畢業，選拔分配到了何夕婉父親所在的炮彈廠，在這裏成家生子。炮彈廠是個封閉的小社會，這裏的員工幾乎都是子承父業，家庭和工作以及社會關係緊緊纏繞在一起。只有何夕婉的母親是個異類，她沒有任何背景，也無法融入這裏的內部規則與風氣，更沒辦法和丈夫的髮小朋友們待在一起——他們沒有任何的共同話題。
在何夕婉的記憶里，母親不愛出門，下了班就回家，對她的態度也不同於其他家長，她鼓勵何夕婉自由成長。直到5年前，母親在炮彈廠提前退休，她自己又在家門口找了個高校後勤老師的工作，統管所有宿管人員。有一天，何夕婉和母親走在校園裏，那些大姐看到她，一個勁打招呼，「老師你來啦」，母親就笑眯眯地點點頭。
何夕婉當時才反應過來，母親也需要自己的朋友和一個舒適的圈子。今年10月，母親從高校後勤崗位上退休，她明明可以吃穿不愁，又總是閒不住，立刻打電話告訴何夕婉，「我要去深圳找你啦，不待廠里了，快幫我問問有沒有保潔和家政可以做」。
但何夕婉媽媽的存在終究是少數。在某種程度上，多數中老年父母就像浮萍，漂浮在孩子的人生之上，水流一旦有波動，就任由自己隨意轉換方向。王倩倩的老姑和母親曾在同一個飯店工作，老姑當了好幾年洗碗工，補貼家用。老姑的兒子，今年給她生了個孫女，結果她只能回家，兜兜轉轉，一切又拉回了「帶孩子」的原點上。
「回家了，現在可後悔了，說家里根本找不到這麼掙錢的工作。」
離開的與留下的
王倩倩的父親去年也來了北京。他55歲，過去是個卡車司機，常年往返於山西和福建，疫情導致客戶和生意大減，父親在老家的時間越來越長。母親一通電話，把父親叫來，王倩倩又開始前前後後給父親張羅工作。
但北京就業市場裏，中年男性顯然沒有女性佔優勢，工作多數為體力活，留給父親的選擇並不多。父親最初在一家銀行里干保安，負責看監控，朝九晚五，4000元一個月，因為請假回家和經理鬧得不愉快，被辭退了。後來王倩倩給他找了高鐵上水工的活兒，高鐵一停，父親需要在短短几分鐘時間裏，給高鐵車廂加熱水，時間一長，父親總愛聽別人的議論，聽說高鐵上水工，冬冷夏熱，每天吃的也是青菜豆腐，就不肯再去。
男性大多能找的活都是保安、巡邏類體力活。圖/受訪者提供
後來聽說一家餐廳招傳菜工，父親又去干雜活，結果除了傳菜，洗碗拖地、後廚點菜都得干，父親不想跑動，沒幹幾天又走了。
母親總對父親說一句話：「怎麼別人都乾的下去，就你干不下去？」
兩人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的轉變。在過去，王倩倩父母的地位關係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內，父親開完長途車一回家，躺下什麼都不用干，一切由母親操心。在北京找工作不順利後，父親開始對工資特別敏感，他會私底下問王倩倩，「這個工作，有你媽（工資）高不？」
王倩倩倒是理解他，父親跑車一輩子，早就過慣了沒有拘束的生活。「或許我爸只是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那個。」她想到老家的叔叔，去了很多城市找活，工地、工廠，都不適應，只有一個護工的工作，他一直做了下去。「他就喜歡那種坐在那兒，看個人，啥也不用乾的。」
現在父親回了運城老家，「他在北京根本待不住」。走之前，他嘆了口氣，「來一趟，啥都沒幹成就回去了」。
在上海，李淼的公婆來後，家裏多了許多矛盾。公婆看不慣李淼夫妻點外賣，嘮叨掛在嘴邊，夫妻倆只能躲着吃。公婆本來就睡得早，加上公公第二天一早要工作，8點就早早上床休息。但李淼和丈夫時常加班，孩子精力又旺盛，10點多還在家裏跑來跑去，時不時敲開公婆的門。「老人家也沒辦法」，李淼能看出他們在極力忍着困意，下床陪着孩子玩。
來了城市，父母不再是自己，而是孩子的爺爺奶奶。婆婆腿腳不好，公公下班後，擔負起了帶孩子下樓玩的職責，他很少有朋友，眼睛也從不敢離開孩子。但他極少和李淼夫婦說起這些，直到今年夏天，上海天熱，婆婆帶孩子回老家住，公公下了班後，什麼也幹不了，坐在家裏看着電視直發呆。
李淼試探地問了一句，「不然爸爸您也回家住幾天吧？」公公眼睛瞬間就亮了，又馬上低下頭，這份工作沒有節假日，他回家幾天，就意味着扣幾天的工資。李淼看着心疼，告訴他：「不用在意這個錢，咱們回家。」
候鳥遷徙，總有想家的那一天。回家幾天，公公的狀態明顯好起來，回上海後，他滿嘴還離不開老家的親戚、朋友和收成，邊說邊比劃，眉飛色舞。
來了上海，陳怡覺得，一家人見面時間好像也沒有增多，尤其是父母之間，差了幾十公里，坐趟公交，來回就得一天。她正在盡力讓一家人擰在一起。她幫弟弟學編程，讓這個二十歲不到的孩子順利留在上海。陳怡買了輛車，開車帶着母親和弟弟去崇明島，最近父親告訴她，自己花150元買了輛黃色的自行車——其實是一輛沒鎖的被盜共享單車，平時能在園區附近騎自行車多走多看。
在陳怡爸媽的那個年代，當工人、農民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他們是時代的產物，與土地打交道，多數人並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等到時代遷移的機會到來，他們已經陷在土地里，再也趕不上，逐漸脫軌。而子女們卻越飛越遠，兩代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少了很多共同話題，現在一家人還能經常待在一起，就是一種難得的幸福。
陳怡還記得第一次開車送父親去崇明島上班的那天，當時主管看到這對父女，對陳怡父親打趣，「哎呀這麼大人了，還讓女兒送」。沉默寡言的父親第一次紅了臉，扭過頭去。那一瞬間，陳怡突然覺得，「我要成為家裏的那棵大樹了」。
讓王倩倩有些安慰的是，母親倒還算適應北京，她今年得了個優秀員工，飯店給她發了一筆獎金。自己也和飯店的客人越來越熟，有一回，她興奮地和倩倩說，今天有人叫她的名字了。
那是在北京，第一次除了家人，有人叫她的名字。不是服務員。不是阿姨。更不是餵。
而是，「郝大姐，你好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運營|繪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