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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思維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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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在憶苦思甜大會上,他們大隊的貧下中牧哈斯痛訴家史:「畢(我)三輩都是貧苦牧民,三輩沒額和呢爾(媳婦),三輩孩子沒有額吉(娘)。哦伯各(爺爺)撿了阿爸,阿爸又撿了畢,畢四十多歲了至今還是光棍。……多虧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才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18歲的小周被徹底震撼了,她當即表決心: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徹底與貧下中牧相結合的道路,為了不讓貧下中牧打光棍,我堅決要嫁給哈斯。....

1965年,同學張作寒因出身不好被學校簽署「該生不宜錄取」的意見而輟學。為了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他經過認真思考,主動提出去牧區插隊落戶。很快就被組織批准,落戶在烏拉特中後聯合旗德嶺山公社。

據作寒說,比他先一年到達的還有一個15歲的周姓女孩,她初中還沒有畢業就主動來此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牧的再教育。

文革時,在憶苦思甜大會上,他們大隊的貧下中牧哈斯痛訴家史:「畢(我)三輩都是貧苦牧民,三輩沒額和呢爾(媳婦),三輩孩子沒有額吉(娘)。哦伯各(爺爺)撿了阿爸,阿爸又撿了畢,畢四十多歲了至今還是光棍。……多虧毛主席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才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18歲的小周被徹底震撼了,她當即表決心: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走徹底與貧下中牧相結合的道路,為了不讓貧下中牧打光棍,我堅決要嫁給哈斯。

1968年的五一節,一輛勒勒車拉着小周的全部嫁妝:一個土黃色舊皮箱和綁着紅布的套馬杆,來到了「新房」——一口鐵鍋、一隻水桶、一個快解體的碗櫥為全部家當的一頂破舊的蒙古包。從此,小周脫離了知青組群體,成為一名地地道道的貧下中牧的額和呢爾。

原來哈斯是個好吃懶做、目不識丁,天天尋花問柳、不喝醉不回家的男人。而且封建思想極為嚴重,經常把她關在家裏打得渾身青紫。

1974年的一個暴風雪的夜晚,小周因為難產大出血。等到哈斯半夜酗酒歸來,她已經奄奄一息,牧民們七手八腳地把她送進旗醫院,她已經沒有了呼吸。

24歲的小周終於在這裏走完了6年「與貧下中牧徹底結合」之路。永別了5歲的兒子,還有那重新淪為光棍的貧下中牧丈夫。

據朋友講,文革時,呼市二輕局有個女孩大義滅親,把自己的母親送上了斷頭台。這個女孩的父親在1957年被打成了極右分子,送到阿拉善盟的一個勞改牧場進行勞動改造。因為那個牧場地處巴丹吉林沙漠的邊緣,生活條件異常艱苦,他的父親終於沒有熬過1960年。她的母親因為思夫,每天寫日記寄託自己的哀思。因為內心的痛楚,她在日記中書寫自己的迷惘、幽怨、哀痛,其中不乏憤懣之詞。

文革來了,黨和政府灌輸「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鼓勵青年要大義滅親。這個女孩為了要求進步、與自己的反動父親劃清界限,義無返顧地把母親的日記上交給組織。她的母親因此被打成「反革命」,被公安機關逮捕,判刑10年。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指示》號召廣大群眾,對反革命分子檢舉、揭發、清查、批判,從而把隱藏的敵人挖出來。「對於那些氣焰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要堅決殺掉。」(再加上中共中央隨後下發的三個文件,此項運動被稱之為「一打三反」。)

她的母親很快就被拉出去槍斃了。文革後,此女慢慢覺醒,天天噩夢纏身。她經常出現幻聽幻覺,每至深夜總感覺母親正在開門進屋。她驚恐萬狀,大汗淋漓,終因抑鬱症而自殺。

我的大學同學老王和我說過這樣一件事情:「1966年夏天,我去無錫串聯,那天在河邊行走的時候,看見有一個老人非常艱難地推着一輛很重的板車,正要上一座橋,於是我就趕忙上去幫他推。當我推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喝一聲:『他是個地主,你幫他幹啥?』這時,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差一點就要上到橋頂了,我再努一把力就幫他推上去了;而我如果不幫他推,車很快就會滑下來,因為那時候他已經完全在依賴我後面的推力了。

「那時我所受的教育都告訴我,地主都是黃世仁、南霸天、周扒皮一樣十惡不赦的壞人。我如果明知他是地主,還要繼續幫忙,我就喪失了階級立場。儘管這個瘦弱的老人在我看來一點也不像電影、動畫、雕塑、小人書裏邊的地主那樣窮凶極惡,但是,既然有人提醒我了,我就只能跟他劃清界限。

「當我毅然撒手時,板車飛速滾下坡。地主分子被車轅擊倒,滿臉是血地躺在坡下。」

我的同事老李對我說:「一次我放學後去供銷社買鹽。回來的路上,看見一位六十多歲的小腳老太婆挑着一擔柴火歪歪扭扭地走在路上,就連忙跑過去幫忙。開始老太婆是死活不讓我挑的,可能因為我太執著,她也確實累了,便將擔子交給了我。幫老太婆把柴火挑到家裏的時候,我已經汗流浹背了。我一邊擦汗一邊犯愁:誰為我證明呢,沒人證明我這『好事』不白做了?正當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我看到三個不同年級的同學正在往我這邊張望,我大聲和他們打招呼卻沒一個人理我。我想眼紅就眼紅吧,反正這『好事』是千真萬確的,我便很得意地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來到學校,正準備去向老師報喜的時候,老師來教室找我了。老師一臉嚴肅地問我:你昨天放學後幹什麼去了?我得意洋洋地將我做『好事』的經過向老師匯報,老師一拍桌子:你知道那個老太婆是誰嗎?!我一臉無知地看着老師。老師氣憤地說:她是地主,地主!你難道不知道她是地主嗎?我慒了,感覺天就要塌下來了。此後大約有一個多月吧,我一直處於驚惶失措的狀態之中,我不知道我會迎來什麼樣的厄運,儘管這件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它留給我的驚恐持續了多年,讓我對做『好事』有一種本能的反感。」

記得文革,我的小妹妹上小學三四年級時。一天,她下學後回家很晚,父親問她,她很詭秘地說,她和幾個同學在她們學校附近突然發現一個穿風衣的人,很像電影裏面的特務。那時,穿風衣的人非常少,不知道那位先生為什麼穿着風衣?被妹妹和她的幾個同學看到,第一反應就是:這個人是特務!然後她們幾個就開始跟蹤他,大街小巷跟蹤了好半天,越看越覺得他就是個特務。她們當時差不多從下午四五點鐘放學,一直跟蹤到天都黑了,結果還是給跟丟了。妹妹非常非常地懊悔,反省自己沒有階級鬥爭的經驗。父親微笑不語,不知該如何作答,因為那個時候的孩子始終處於這種熾烈警覺的情緒當中,家長也不敢勸阻。

文革初期,我的表弟在呼市十三中讀書。一天他和幾個同學去學校儲藏室拿東西,突然間發現有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就放在那個儲藏室的角落裏。這是開大會放在主席台上用的,可能有一段時間沒用了,上面有些灰塵。一個同學馬上大叫起來了,說學校的領導是修正主義分子,他把我們偉大領袖放在這樣陰暗骯髒的地方,渾身蒙滿了灰塵。他這一呼一鬧,很多同學也都跟着動感情了,你不動感情還不行,說明你對毛主席沒有感情。他們當時就把那尊毛主席像抬出來,圍着操場打轉轉,一邊遊行,一邊高呼口號。校長、校黨支部書記驚恐萬狀,就差給這些孩子們下跪了。後來校長、書記答應做出深刻檢查,請同學們以觀後效,此事才算平息。

2015-07-12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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