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之音主持人樊冬寧於11月11日邀請到知名華人作家、電影編劇嚴歌苓女士做客《時事大家談》，分享她的創作經歷和對中國國內近況的看法。
嚴歌苓女士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書香世家，12歲進入文工團成為一名舞者，後來主動請纓到中越戰爭的前線擔任戰地記者。1989年留學美國，嫁給美國國務院的外交官。目前她與先生和女兒定居在德國。
嚴歌苓曾經和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李安等國際知名導演合作創作出《金陵十三釵》、《梅蘭芳》、《芳華》、《少女小漁》等多部得獎作品。2020年3月，嚴歌苓發表了一篇批評中共當局隱瞞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聲援李文亮醫生與武漢日記的作者方方。嚴歌苓今年2月因為對徐州八孩母親鎖鏈女的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對中共的領導人表達出憤怒並提出批評。之後，她的作品遭到了中共審查機制的封殺，而「嚴歌苓」這個名字也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被列為了敏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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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說出苦難是一個作家的恥辱」
美國之音記者問：首先想請你談談剛提到中共當局究竟是怎麼樣針對您的作品和您本人來進行封殺和威脅？張藝謀導演用您的長篇小說《陸犯焉識》改編創作的電影《一秒鐘》在國內和國外上映的時候，都刪除了您的名字。您也為此發表了公開信來捍衛自己的署名權。您在公開信中特別強調，身為一名作家有責任說真話。為什麼這件事情這麼重要？
嚴歌苓答：這次疫情從武漢開始，我一直在非常密切的關注。我覺得我們民族實在太苦難了。如果他們的苦難，都不能讓我們說出來的話，作為一個作家，我覺得這是很大的恥辱。
我知道我說完以後會發生什麼。但是我跟我先生說了，我說我這樣一按鍵鈕，它全出去了的話，生活會發生非常大的改變，可能一切都會完全不可逆的改變了。他說「發」。然後我就發了。這種後果、惡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覺得如果我不寫的話，我將來很老的時候會非常後悔。我會為自己感到非常的難為情。
問:您知道可能的後果，但還是選擇說了真話。但現在「嚴歌苓」三個字，在中國的互聯網上變成了一個敏感詞。您的新書可能沒有辦法上架，電影活動也告停。改編自小說《陸犯焉識》的電影《一秒鐘》，現在上映的時候，也無法把你的名字放上去。現在很多筆會組織形容您是以一人之力來抵抗一國的「坦克人」。這些抗議的行動如果無法法得到回應，你有沒有考慮要把它升級為一個抵制或是示威的活動？
答：我覺得這還不是作家的一個抵抗形式。作家的抵抗，我認為就是寫更好的文學作品。在文學作品裏，用藝術形式來揭示更多的真相，還原或者記住更多的真相。我不是民運份子，也不是搞政治運動的人。所以我覺得我的形式只能是以作品，以我的小說，以我的電影來繼續進行抵抗。
我們在全世界雇了3個律師給不同的電影節寫信，給很多的電影發行公司寫信。就是說，這實際上在國外是一個犯法的行為，是剽竊行為。如果我電影在中國放的，那我非常理解就是導演的付出，投資人的投資，我也希望他們能夠得到回報。那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不要說我了，更多的人的付出都可以被抹殺掉，我沒有什麼很要抗議的。
但是這在國外是犯法的，你總不能讓一個電影去犯法的被發行吧。這本小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書。我說過如果一輩子只寫一本書的話，那麼就是《陸犯焉識》。我這本書都可以被剽竊，把我的精神產權和知識產權給抹殺掉的話，我覺得太不合理太不公道了。在國外，這麼尊重人權和知識產權的這種土地上是不應該發生的。
問:今年2月您有一篇引發很大反響的文章，是因為徐州八孩母親鎖鏈女事件寫下的《母親啊母親》。在事件的發生之際，您和周孝正教授在連線的時候，說出了「習近平是人販子」這樣的話。想請您還原一下，當時是究竟是什麼引燃了你的憤怒寫下了這篇《母親啊母親》，和說出那樣的話？
答：我覺得，鐵鏈女那件事足夠點燃所有人心裏的憤怒吧。怎麼還會在21世紀的某個房子裏面居然用鎖鏈鎖住一個母親？我覺得這簡直是歷史倒退了2000年，我覺得太太可怕了，太太魔幻了。所以當時就講到中國現在孤兒院讓要外國人去領的話，每個人要花四、五、六萬美金去領個孩子。我覺得這不是賣孩子嗎，所以我也很震驚。因為我的女兒就是被領養的。當時我們也只是給孤兒院捐獻了3,000塊美金。現在你漲到這樣子，我覺得不可思議，脫口就說出「人販子」這個詞。難道這樣的一個很不知羞恥的政策，一個國家的領導不知道嗎？怎麼可以任下面的人去去胡作非為到這個地步？中國的名聲還要嗎？中華民族就成了一幫貪得無厭的人，拿小孤兒去賣錢嗎？我覺得當時大概就是被這樣的一個情緒給吹上去了，話趕話吧。
我覺得我是很坦蕩的，沒有什麼比我現在的行為更加符合我的性格。如果我能憋得住我已經憋了，我是憋不住。那我就只能這樣做，這就是一個人的性格使然，所以我別無選擇。
我為荒誕的現實和中華民族的苦難流淚
問:你用魔幻這兩個字來形容鐵鏈女事件。很多人認為現在的中國其實不需要再寫小說了，只要把這些正在發生的亂象真實的記錄下來，已經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任何一部小說，沒有必要再加上想像力來吸引讀者了。加拿大籍華文作家陳冠中先生曾經說過，在盛世中國做一位小說家，其實你不能享受這種盛世的幸福感，因為中國的現實比虛構還要更荒誕。
答：是的，尤其是最近荒誕的事越來越多。我看到一個3歲的孩子，他的一生就是3年的疫情。所以，他不知道不被捅鼻子的日子是什麼樣。一直我心裏都好酸吶，難過的不得了。然後他就這麼死掉了，悽慘到這種地步。我沒有辦法接受，也沒有辦法直接寫出來。如果你不發現當中的這種荒誕，直接來寫我覺得都不是文學了，那就變成了一種直面的控訴了。作為一個小說家，我要等很多東西沉澱了以後長時間的來消化，讓這樣的資料在我內心慢慢發酵，然後再變成產生一種由水到酒的這種質變，我才能夠去創作。
問:最近還有一出荒誕劇，就是最近河南鄭州富士康員工的大逃亡。這麼多人在原野上背着行李行走這些震撼的影像，好像馮小剛導演當年的《1942》的真實上演。你怎麼看現在的中國這些連卡夫卡都難以想像的荒誕，會不會成為您下一部寫作的題材呢？
答：我覺得任何一個政策的制定，都沒有去測量過每一層執行的人會如何加入自己人性當中的惡。這個政策被執行到最下面的時候，已經是一個非人的政策了。所以我就覺得，怎麼會不把人性的這種弱點、這種缺陷計算進去？我這兩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因為看到這些，我也無法幫助他們。他們那麼無助，我經常在網上看完以後就為他們流淚。是的，非常，非常難過。
人為和被迫失憶是一種犯罪
問:您說自己很希望大家關注《陸犯焉識》，後來張藝謀把它改編成電影《歸來》。其中有一個非常觸動人心的主題，就是關於斷裂的記憶和遺忘這件事情。而您在批評中共隱瞞引擎蓋真相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瞞瞞瞞》中，也特別提到了人為的失憶和被迫失憶，是中國這個民族苦難的原因。為什麼會去特別強調這種記憶上的斷裂？
答：我覺得一代一代記住前人的和自己這一代發生的不幸，是避免不幸再發生的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中華民族不知道為什麼，因為讓他繁衍生息的機會實在太少了，好像都是一條一條的縫隙，然後很快戰亂又開始了，饑荒又開始了。所以他好像來不及反省。而且根據弗洛伊德的那種人對創傷性記憶的一種保護機制，它為了人健康的成長，會把不愉快的、很羞恥的或者什麼東西壓到這種潛意識裏面。我覺得是不是中華民族有更比其他民族更強大的這種保護機制。如果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特點的話，那我覺得現在的政府就更加的把它強化了。比如說在我們搞創作的時候，這個不讓提了，這個不讓說了。然後又用一種很巧妙的文字替換，比如說「文革」變成了「偉大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