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但是許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銘刻在我的腦海里，至今歷歷在目，仿佛就發生在昨天一樣。
1959年——1962年，我在四川省郫縣第一中學讀高中。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郫縣農村人民公社的許多公共食堂就已經斷糧了，城鎮雖然有糧食供應，但定量標準一降再降，一般居民每人每月23斤，幹部、教師一度降為19斤，我們中學生受到照顧，每人每月30斤。大家基本上沒有什麼肉、油、副食品供應，蔬菜供應也很少，我們這些住校的學生，許多人每餐只能就着醬油和鹽來吃飯。從1960年開始，農村餓死人已經很普遍了，路邊常可看見沒有掩埋的屍體。我們中學雖然沒有餓死人，但因為營養不良而得「浮腫病」的卻很多，我所在的郫縣一中高中部62（1）班共有47個學生，得浮腫病的就有42人。人們每時每刻都處在飢餓中，見面時的主要話題就是「吃」，俗稱「精神會餐」。
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吃下了自己的那份定量飯食，仍感到飢腸轆轆。當我走到離校不遠的一條小溪邊漫步的時候，看到了學校種植在小溪邊的一些扁豆苗已經結出了大小不等的扁豆莢。飢餓實在難熬，看看附近無人，我幾經猶豫之後，像小偷一樣迅速摘了一大把扁豆，找了一個荒僻地方生起火來燒熟吃下肚去。事後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不安，我不斷問自己：我真的成了「小偷」嗎？我很可恥嗎？直到現在，我已經60多歲了，還時常想起那次「偷」扁豆的事。
在那大饑荒的年代，偷搶多如牛毛。我親眼目睹了許多人為了「吃」，準確地說為了不被餓死而小偷小搶別人的東西。這些人想要藉此延緩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則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我們每餐吃飯都必須儘快趕到食堂去拿自己蒸的那一份飯，如果去晚了，就有可能被別人偷偷拿去吃掉了，自己挨餓不說，常常連蒸飯的缸缽都找不回來了。我有時到學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幾次看到有人剛剛用糧票買了一個燒餅，還沒有來得及吃，或者僅僅啃了一兩口，突然就有人從背後跳過來一把將燒餅搶走了，搶奪者一邊逃跑一邊拼命往嘴裏塞燒餅，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燒餅吞下肚去；有的搶奪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燒餅上吐唾沫，想讓追趕者放棄已被弄髒的燒餅；當人們追上來對他們拳腳相加大打出手的時候，他們面對雨點般的拳腳絲毫沒有交出燒餅的意思，反而頭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個星期日下午我在郫縣北門外看到一個兩腿浮腫、氣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別人「擺龍門陣」（四川方言「閒聊」、「講故事」之意），說：他昨天在某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盤擺放在櫃枱上，他有一年多沒有見過白糖了，多麼想去吃一口啊，他躍躍欲試，好幾次想去搶一點，終於沒敢去搶，現在想起來好後悔喲，都怪自己膽小，真要搶一點就好了。
我們班上有一個農村男同學，個頭不高，文文靜靜，十分靦腆，後來因為家庭困難休學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縣南門外的公路邊上看到了他，只見他衣衫襤褸，面色蠟黃，蓬頭垢面地癱坐在地上，目光呆滯地向行人乞討，聽說因為偷盜食品他的兩條腿被人家打斷了，他被扔在了路邊，完全喪失了生活能力。
大約是在1961年寒假後的開學初，上級給我們郫縣一中分配來了四五個大學即將畢業的實習生，來當我們的老師併兼不同班級的班主任。在我們這些中學生的心目中，他們就是真正的老師，我們從內心深處敬畏他們。有一天深夜，他們飢餓難忍跑到學校的蘿蔔地里偷蘿蔔吃，被當場抓住，還從衣兜里搜出了一些準備帶走的蘿蔔，場景十分尷尬。這事很快就傳遍了全校，他們無法工作，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親，晚上在成都火車站廣場上露宿，從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個夜晚不斷聽見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聲，不斷看見追過來跑過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護好自己的東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卻發現脫在自己身邊的一雙舊布鞋還是被人偷走了。還有許多我所親歷的偷搶行為，這裏不再一一述說了。
《炎黃春秋》2009年第7期
